文 / 惠宇

束沐，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碩士生（攝影 / 和聲）

受益於兩岸和平的一群人

束沐跟臺灣的緣分，與這幾年兩岸交流的歷史似乎緊密扣合著。2008年適逢馬英九總統上任，開始了一連串交流的政策和紅利，也是從那時開始，國台辦主任陳雲林 多次訪台；還在念高中的束沐，在學校裡迎來一群北一女的同學，「那真的是因緣際會，當時很難面對面接觸到臺灣人，特別是跟自己年齡相仿的人」，當時這群人和他們一起聽了三天課，政治課、數學課、歷史課，什麼都聽，雙方的交流很自然的展開。在臉書還能自由使用，MSN還存在的那會兒，交流和聯繫持續著，也開了束沐一扇認識臺灣的窗口。

然而，要說真的認識臺灣，卻是從他大二時到臺灣義守大學交換開始的。2011到2012的交口，辛亥百年加上臺灣大選，臺灣人再次選擇了馬英九，那是兩岸情勢看來一片大好的時刻。我們是「兩岸和平紅利受益的一群人」，他說。

那時的臺灣一切都讓束沐感到非常新鮮，不論是熱鬧的選舉造勢現場、臺灣小吃和風景，相比起研究所時再次來到臺灣的感覺，或是近兩次的選舉，好像「上次已經把好奇心用完了」，現在反而沒有這麼大的驚奇，「後來發現到現場去看造勢晚會，還不如守在電腦螢幕前面看的還比較清楚」他笑說。那時的他幾乎每天在人人網上發文紀錄自己的臺灣觀察，有一次，從微博上的臺灣網友那得知，高雄有個眷村，有一批當年從南京遷到臺灣的人，「年紀大一點的人都還有我們那邊的口音」，束沐不僅去跟那裡的長輩聊了聊，還探訪了當地社區發展的組織，「後來回去我又寫了一篇文章」。

除了寫文章紀錄，束沐認為，「你如果對臺灣感興趣，你一定要了解臺灣的歷史」。不論是在南京還是在臺灣，他讀很多臺灣的史料，也走訪臺灣很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地點。交換時去綠島的旅行，看到當時的監獄場景，或是之後再到臺灣，知道白色恐怖時代馬場町槍決犯人的故事而到當地走訪，都讓他對那時期的歷史印象深刻。

播種：建構兩岸青年的共同意識

在臺灣交換還有參加交流營隊的經驗，讓束沐興起在自己學校裡也辦起類似活動的念頭。回校之後，他加入南京大學對外交流協會，創辦協會一年一度兩岸青年深度交流的活動，從2013年4月至今，已經走向第四個年頭。這是一個讓兩岸青年人能夠透過講座、田野實查、模擬會談等不同活動形式，一起討論激盪的場域。

束沐認為，兩岸年輕人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時代，透過互聯網和便捷的交通，接觸到的事物是有交集的，在共同發展的時代，兩岸年輕人「何不基於自己共同的興趣去建立自己共同的意識呢？」，他想藉由這個機會，讓兩岸年輕人互相認識、理解，甚至嘗試去建構共同的意識。

「既然歷史不能重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嘛！」

這個活動主要圍繞三個主軸：「公共事務中的青年參與」、「兩岸關係中青年的角色」、「青年與城市本土文化間的連結」。束沐提到，南京是個歷史古都，在都市現代化 的過程中，當傳統民俗、城市記憶隨著城市古蹟拆除而消失，在這裡的人們會遇到如何和自己的本土文化對話的問題。在臺灣，同樣有類似的情況，兩岸年輕人在這上面也有對話的空間。於是，參會的兩岸代表會實地走訪南京在地案例，找耆老聊天、夜宿當地農家，讓交流與對話自然發生。另外，他們也舉辦模擬會談，上一回，參會代表們分別扮演兩岸監督條例公聽會中，參與折衝協調的政黨、專家、民眾等不同角色，過癮的討論了一回，「大家都很入戲」他說。

模擬公聽會也許無法成真，但嘗試站在不一樣的立場討論同一議題，促進的不只是互相的了解，還可能激發新的火花。

我問他辦這個活動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出乎意料的，束沐說最難的並不是聯繫或組織，難的反而是每年都得想個既可以扣緊當年度活動主軸、又能讓人朗朗上口、 亮眼的主題名稱，是當年「給自己挖了很大的坑啊」。不過，雖然主題要費點心思想，也體現了這個活動難以被人超越的地方：環繞著主軸，每年都還有很大的彈性空間能夠順應時勢求新、求變。

除了大學時對外交流協會的經歷，束沐在研究所裡也在所學會和研究生協會幫忙辦活動，企劃了不少特色的主題。「我的性格喜歡去做一些活動企劃，宣揚一些理念吧！」，他說。

束沐認為，兩岸年輕人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時代，透過互聯網和便捷的交通，接觸到的事物是有交集的，在共同發展的時代，兩岸年輕人「何不基於自己共同的興趣去建立自己共同的意識呢？」（攝影 / 和聲）

太陽花運動：臺灣青年的街頭成年禮

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點來到臺灣，中間間隔了臺灣這幾年最大的社會運動，束沐卻覺得臺灣社會對他主觀而言，儘管看似經歷很多吵嚷變革，卻像是沒很大改變，「大家該幹嘛幹嘛，沒有什麼事情是四年前能做現在不能做的」，他說。

我問他從旁觀的角度怎麼看這場讓年輕一代人更關心政治的社會運動，他有不同於我的看法：「與其說是讓年輕人關心政治了，不如說讓年輕人有一種自我滿足感：我不僅投票了、我還上街了、我是一個合格的公民。」

束沐認為，如果把選舉投票和像街頭集會這樣直接表達意見的形式，看作是民主政治參與的兩個面向，對比過去的野百合和野草莓與上世代人的參與，三月的太陽花運動就像是「臺灣這個世代青年在政治和民主參與上的成年禮」，世代間的傳承也體現在運動當時立法院內的分工上，上世代的社會運動者成為守住立法院門口的代議士，而新一代的社會運動者站上舞台中央。

我們都在大時代裡面：一種相互欣賞的態度

「很不幸統獨的幽靈一直徘徊在臺灣的上空」，在束沐的觀察裡，不論是318還是後來種種「逢中必反」的情緒，都跟這個有關係，感覺每件事情都被上綱到兩岸層面，比較少人去關注臺灣真正要面對的民生、經濟問題。「逢中必反這個東西，本來只是個病灶，現在像癌細胞一樣擴散了」。

他同意王炳忠在一場訪談中對「逢中必反」背後歷史原因的解釋，過去威權時代對「中國」的印象，被當權者化約為「鄉愁」，又進一步地被掏空內涵，塞進恐共、反共的冷戰思想，如此一來，鄉愁也僅是一空虛外殼。隨著時間推移，當他鄉變成故鄉、土地上的人們不再有「鄉愁」的想像時，「中國」這個概念在臺灣就只剩下延續自冷戰時恐共、反共的思維。所以，與其說民進黨的動員主軸是「臺獨」，不如說民進黨其實是「繼承了國民黨在冷戰格局下的恐共、反共思想」可能更到位，只不過這次，沒有了鄉愁，在「面對中國」這個問題上更加溫，當年在野時被他動員的人們反而成為現在變革的束縛。「我們這些人都是所謂的知識份子，對言論的傳播要更加負責任」，束沐說。

束沐最後借用石之瑜老師的看法，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彼此互相欣賞」的兩岸互動。他認為，能夠做到彼此互相欣賞，不只看到對方的缺點，才能夠進到下一步，彼此 的交流也才有價值。舉例而言，在藝文界、演藝圈，兩岸三地的合作就是互相欣賞、缺了哪邊都不行。

不過他也承認，誰沒有雙重標準呢？兩岸玻璃心的人數相比起來，還是會給港、臺帶來挺大的壓力，「有時後無力感也會體現在這個地方」。然而，總結自己參與的這些，「以前感覺很難遇到大時代，現在感覺自己就在大時代之中，每個人都在見證歷史」。

文 / 惠宇

張可，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攝影 / Vanessa）

「陸生的處境有點像臺灣」

　　「說白了，這就是恨嘛」。

在臺灣偶爾會聽到有人對大陸朋友這麼說，「對不起喔，我們這裡不講大陸，我們講中國」，相對的，也會聽到大陸朋友對臺灣人說「唉呦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張可分析，不論是大陸人在臺灣，或是臺灣人在大陸，都常會遇到彼此間互相吃豆腐、嘴巴上占便宜的情況，而這種相互在嘴上交鋒、心裡較勁，背後隱藏的其實是報復、也是一種補償性的心態，是種種現實上的不盡如人意轉化而來的「恨」，這些「恨」也自然的被釋放在大陸人看得到的臺灣人，以及臺灣人看得到的大陸人身上。在臺灣，陸生就是最首當其衝的人群之一，他開玩笑說，當「你看到一個活生生的426在你面前」，肯定會偶爾想要酸他一下。

「三限六不政策其實就是把陸生系統性的排除在臺灣社會體系之外的具體表現」，每每遇到諸如納保爭議，又會再一次的掀起誤解、憤怒和撕裂。

一方面，陸生中因而出現「不如把我當外國人來看」的想法，背後的含意其實是基於現實上不能被吸納進本地生待遇的考量，退而求其次「那把我當外國人看總可以了吧」的策略，希望至少有一定的制度性安排。另一方面，張可也分析，若不能夠在制度上釋出和解的善意，即使再來再多屆的陸生，在這個含有潛在不友善的環境中，可能也沒有辦法真正建立彼此相互的理解和接納。不算本地生也不是外籍生，「陸生的處境有點像臺灣」，他說。

對於有時候會聽到大陸人批評某些言論或行為「傷害中國人民的情感」，張可說，這個傷害是雙方面的，不只是臺灣人對大陸人，也是大陸人對臺灣人。

傷害一方面根源於兩個不同教育體系的培養，從小被灌輸「臺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一群，和受到「臺灣是東亞的一個民主國家」教育的一群，在認知上本來就有根本上的差異，一旦討論到兩岸問題時，無可避免的會有情緒。即使是受到社會科學訓練、要求要價值中立、客觀理解的人，確實也很難在生活實踐中完全抽離這些情緒。另一方面這個傷害也來自於政治現實，「如果你是臺灣人，SARS時聽到中國代表在WHO大會上說『誰理你們啊』，你會不生氣嗎？」

現在是兩岸內部民族主義氛圍都很強的時刻，「我們無法阻止這種新的恨不斷的再生成，我做不到我阻止他，因為那個結構我看到就是這個樣子」，張可對現狀帶有一點無力。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臺灣內部無時無刻強調「Made In Taiwan」、相對於中國製造的好品質，也算是一種補償性的心態。即使突顯臺灣主體性是臺灣的需要，但希望能夠不要讓情緒走了極端，變成每件事情都只能說臺灣好、說到不好的地方就會受到其他人的攻擊。「很難、很難、很難，但是你要無時無刻提醒自己不要這樣」，他堅定的說。

即使是受到社會科學訓練、要求要價值中立、客觀理解的人，確實也很難在生活實踐中完全抽離這些情緒。（攝影 / Vanessa）

在《全民大悶鍋》裡看見臺灣政治

張可現在就讀於臺大國發所博士班，碩士時研究社會政策、社會運動的他，在英國取得學位後在北京當了幾年研究助理。想要換換環境也繼續深造，又因為研究方向和香港的大學並不契合，最後來到臺灣，第一屆「也許是一種挑戰，也許也是一種機遇」，他說。在這之前，張可對臺灣的認識，除了來自於在英國讀書時，「政治市場學」這門課上一份觀察臺灣選舉如何包裝候選人的報告，就是當時YouTube上流傳的電視節目《全民大悶鍋》和《文茜小妹大》。

特別是幾乎每集都有追的《全民大悶鍋》讓他非常驚奇，「怎麼有個國家可以讓他的政治人物每集都被反串惡搞到這個地步」，當時第一次看的是九孔反串費翔的片段，「一生都特別難忘」。張可說自己對臺灣政治人物的了解是通過《全民大悶鍋》開始，而不是通過政論節目，如果要他評論，「政治人物可以被惡搞，這絕對是民主社會最好最重要的東西」。

因民族認同感而起的離心力

張可從去年三月起陸續訪問了近30位陸生，本來只是為了作為一堂敘事社會學課程的期末作業，在課程結束後他也繼續進行。選擇陸生作為研究對象，一來是距離自己很近，二來他有一個假設，也許跟受訪者更相似的背景，讓他們願意說的更多也更直接。

從訪談中他歸納出，大部分人會來臺灣讀書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曾經到臺灣交換、旅遊，過去就有過接觸的；而另一種可能是升學上的不順利，臺灣作為他的另一個選擇，可以出來看一看。然而，他也指出，因為政策上對開放的對象、經濟條件有所限制，這群到臺灣的陸生，並不能代表全中國學生的樣貌，只能部分的代表某些較發達地區、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人的樣態。

此外，在認同上，因為環境對陸生的不友善，來臺後更加鞏固大中華思想的佔了絕大多數；即使在臺灣確實也逐漸能看到陸生的公共參與，但這些人其實還是占整個群體中極其少數，也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

來臺之前的座談會上，「我參加的那場官員就講得很清楚，他說你們在臺灣可以做任何事情，唯一有個不能做，那就是搞台獨」。即使在來之前應該就知道，有臺灣的經驗在未來不會走體制內，但在討論公共問題時精神上的壓力，還有對未來出路的疑慮，讓很多人並不想聊跟政治有關的議題，對不平之事也傾向忍一忍，有人甚至會說「臺灣對我好，我很感謝；臺灣對我不好，我沒關係」，一句沒關係道盡糾結的千言萬語。

制度切割：原來我們是不一樣的族群？

張可觀察，大部分人對自己在臺灣的經驗，確實因為停留的時間不同有了敘事上的轉變。剛來的時候覺得臺灣很好，走的時候卻可能心灰意冷。然而「陸生第一年來到最後離開，心理的變化不是一個線性的變化」，快一點的兩三個月、慢一點可能一年，開始會有人說自己想要早早畢業回去，覺得臺灣怎麼會這樣、跟自己原先想像的不同。這中間也可能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有起伏，變化非常多重。

他提到有個朋友在離開前寫了一篇文章，題名就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也就是說，環境確實是人很好、社會安定，「但你待久了一定會發現這裡面有一些跟你格格不入的地方，這裡面牽扯到族群、民族主義、甚至有些是制度面的，你被排斥出去」。

而另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是，對很多人來說，臺灣究竟是想要叫「小清新國」還是「臺灣民主國」，在一般人心中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重要，更多人更在乎的是，「他們不能接受你在情感上面，一個族群排斥另一個族群」，最不能同意的是透過制度的劃分，來切分出我們兩個是不一樣族群。

「但你待久了一定會發現這裡面有一些跟你格格不入的地方，這裡面牽扯到族群、民族主義、甚至有些是制度面的，你被排斥出去」（攝影 / Vanessa）

自我反思：如果我是臺灣人？

然而在這些敘事裡，他也發現，很多人到最後有了自我的反省。他曾跟一位立場上是很純正統派的陸生聊天，「他是會跟我講說，如果有一天台灣獨立了，他會去自殺的那種」，但聊了很多來臺灣遇到的不愉快事情之後，那位朋友最後對他說，「如果我是臺灣人，我也會支持臺灣獨立」，這讓張可非常的驚訝，「我覺得這個很有趣的是說，你不管最後他所代表的認同是甚麼，假設他有這種『自我反身性』的東西出來，那我覺得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在臺灣的目的就達到了，他能夠設身處地去想，如果我作為臺灣人我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

對於陸生在臺灣的角色，他認為，一個是讓臺灣人想想看所謂大陸、陸生究竟真正是長什麼樣子；另一面則是在陸生自己身上，如果他能有「自我的反身性」，有意識到自己原來所受到的教育和對臺灣的認識不完全正確，或者說，產生了「我要用怎麼樣的第三種想像看臺灣」的思考。不涉及統獨立場，「只講說你來了，你也不一定贊成統一或贊同獨立，你想想看過去我受到的教育和現實有什麼不一樣，或是說臺灣跟我們相比，是過去沒有想像的到的東西，對臺灣人來說，反之亦然。」張可說。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華人的多樣性有這麼大」，張可總結自己來臺灣最大的收穫，「是我能夠嘗試用這種反身性的、理解的想法去看待臺灣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子，對我來講臺灣的對和錯都不重要，我是學社會學的，我研究的不是去做價值判斷，知道『他怎麼變成現在這樣』對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希望自己能夠理解臺灣現在為什麼會是這樣，如果有機會能讓別人也理解，「那就功德無量了」。

文 / Vanessa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邵磊（攝影 / 和聲）

2012年來台觀摩總統大選

「第一次看見選票長長的、上面在蓋章的、有人在唱票，現在想起來有點難忘，我從小到這麼大，二十幾歲，我們假裝人民民主專政，卻沒投過票。」邵磊笑說，在大學也只投過班幹部的票，「我就想說什麼時候大陸人民也能拿到這種選票……」

2012年1月份總統大選，馬英九以不到6%的得票率差距險勝蔡英文，成功連任總統。一群由海外華僑或中國留學生受中國青年團結會之邀，組成「2012年總統暨立委選舉選舉觀摩團」來臺觀選，當時被保送進韓國延世大學語言學博士的邵磊，是選舉觀摩團的其中一員。

邵磊目前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班，其實先前就來過臺灣兩次，第一次來看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慶祝典禮，第二次來看2012年的總統大選。他笑稱自己原先也是要跟「首屆陸生」同批進來的。雖然沒當成學位生，不過還是作了交換生。

第一次來臺灣，如同許多因為向臺灣人「問路」而得到的美好經驗，邵磊在一家小吃店與老闆聊了一個多小時，因為身上只有大鈔找不開零錢，熱情的老闆直爽說就當請客，還說可以載他去要去的地方，讓他深受感動，也是在那時候，邵磊對於臺灣非常有好感，而更堅定要留在臺灣念書的決心。

才相隔三個月，他滿懷期待的心情在一月份跟著選舉觀摩團來臺，這次的行程設計並不像是觀光的走馬看花，而是安排觀摩團到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八個縣市的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所有競選總部，甚至也去了黨中央參訪。曾聽一位民進黨籍參選人即便是認知到自己很可能落選，還是保有風度提到「我們作為一個反對黨，應該盡什麼義務」，讓邵磊覺得很有誠意。但也曾在臺南市長的造勢晚會上，發現臺上的候選人為了鼓動群眾而扭曲統計數據，拿國民黨的失業率跟民進黨的GDP數據來比，當時觀摩團一行人在臺下竊竊私語，努力忍住想上臺回話的衝動。不過在臺灣這幾年待的時間更長，看過更多政治人物的表態或評論，讓邵磊不禁感慨：「政治操弄人民這件事是不分黨派的。」

融入選舉晚會文化 彷彿自己就是支持者

觀選行程安排到開票後第三天結束，但邵磊決定自己多留下來一個禮拜。接近開票的時候，一群大陸人跟主辦方表示「我們監票的時候要看國民黨，開票的時候要看民進黨。」邵磊笑說，「大家那時候就抱持著一個不懷好意、看笑話的心態，想看民進黨怎麼輸的。」萬萬沒想到後來的場景卻是截然相反，當在民進黨競選總部前看蔡英文敗選的謝辭時，現場陰雨濛濛，更添了幾分悲情，臺下的選民哭成一片，「有幾個大陸女生哭得一塌糊塗，我在那邊也是唰的哭了。」

邵磊回憶，那時自己的融入感很強，還跟著群眾一起手搖蔡英文競選口號「Taiwan NEXT」的旗子，「我估計我不是因為做了民族學才會有這種融入感，而是因為長期以來有一種換位思考考慮問題的能力，」他假裝自己就是民進黨支持者，想著想著竟然心情也變得低落，甚至晚上回去睡前看新聞說國民黨勝選，也高興不起來，「但是第二天醒來再看一次說國民黨贏了，又做回一個死大陸人的一個堅定的、天生的統派。」在臺觀選的獨特經驗，現在回想起來雖然被自己逗笑了，但確實也是反思制度的一個重要起點。

邵磊在延世大學畢業前拍攝的照片，圖中頭像為韓國近代最有名的國語學者崔鉉培先生，亦為延世大學國語國文系創系元老。（圖 / 邵磊提供）

赴韓留學  挑戰韓國長幼尊卑文化   

他在大學時主修法學，因為受到老師上課的啟發，也曾在實習機關讀到冤訴，對於社會的官僚體制和批鬥風氣有很大的不滿，即便學校的環境沒有像一般法學院好，但班上同學很用功，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畢業前就通過司法特考，然而，邵磊並沒有走上這條路。2004年「韓流」剛起時，他對於韓語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關聯有高度興趣，不僅自學語言還籌組成社團，學到有出版社邀請他出書，因此也有機會接觸到很多在外交領域上的人，受到他們的感染，讓邵磊選擇前往韓國留學，研讀國語國文系。

邵磊補充說道，韓語其實是過去韓國人為了學漢字發明的中國第一套漢語拼音，其間的中華性淵源相當深厚，但又不會像中文一字多音而難以掌握。值得一提的是，漢字佔韓語有很大比例是專業語彙，若掌握了語言的基本規律或原則，可能中國人學得都比韓國人更深入。不過，由於長期以來是自學韓文，邵磊承認起初在韓國口說能力不太流暢，也不習慣教授夾雜方言口音的韓語，印象很深刻的是，教授當時不留情面，曾經非常嚴厲地批評他怎麼語言不好還來念碩班。

但這並沒有使他氣餒，邵磊不僅利用課餘時間多旁聽了碩士和大學部的所有課，上碩班時甚至還旁聽到博班的課。教授非常欣賞他，還為他保送進了博班，不過到博班後，他覺得內容過於重複，在本校繼續讀博意義似乎不大。

邵磊在班上也時常跟老師積極對話，或是因為對於漢字與其他少數民族的發展歷史相較韓國人熟悉，有時會直接指出老師的哪些訊息是錯誤的，直言不諱的性格在重階層關係的韓國社會顯然格外突出。他也坦言，自己一直以來感慨無論是學者與學生之間不容侵犯的界線，他曾發表一篇論文推翻很多韓國學者的說法，結果被出版社退件，換來厚厚一疊評審的意見認為憑什麼他用外來者的角度批評，無視在韓國語言學界的權威。後來只能在韓國的中文期刊試水溫。

許多同學到後來都漸漸習慣課堂上有個核心主軸是邵磊與老師的對話，直至他念博班三年級時決定來到臺灣念書，輾轉得到消息才知道老師因為邵磊的離開感到很失落，便決定安排來政治大學當客座教授，去年才剛回去，此舉使政大校方覺得相當難得，大概很難猜想到背後其實藏有深厚的師生情誼吧！

台灣沒有我沒去過的縣市

從法學到語言學，來到臺灣又轉換成另一個專業──民族學，邵磊承認自己起初上課連「人類學」這門學科的定義都不知道，也是循著之前的模式，到大學部多聽幾門基礎課打底子。在學期間四處跑調研，能量充沛且驚人，他得意說：「在臺灣沒有我沒去過的縣，金門澎湖馬祖都去過，不知道環過幾次島了。」田野工作的經驗強調與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共處，透過當地人的視角理解在地獨特之處，他舉例前兩年做藏族研究，跟藏族哥們混得熟，語言並不是大問題，當很多人會以為外地人容易被排擠，邵磊提醒坦誠相處比較重要，「人畢竟都有善良的一面」。

遊牧民族本色：走得越遠越好

像邵磊這樣膽大心細的人，其實跟他成長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關聯，來自內蒙古烏蘭浩特市的邵磊，母親是蒙古人，父親是漢人。邵磊笑說：「我們小的時候在老家都講我們是河北人，但真正到河北以後覺得河北人實在沒有想像得那麼美好，就像臺灣的外省人講自己是浙江省的，等到了內地就改說自己是臺灣來的。」

談及為什麼蒙古人跟其他少數民族相比，對中國認同比較強？邵磊覺得這很有意思，如果拿跟藏族和維吾爾族這兩個較大的少數民族相比，蒙古的歷史優越感較強，是因為在歷史上曾經統治過中國， 「我們不承認自己屬於這個國家，我們認為這個國家屬於我們。」現在在政治、商業、媒體等領域常見蒙古人，卻很少像是其他少數民族需要強調自己的背景，邵磊認為是因為他們已經完全融入到中國體系了。而另一方面來說，藏族與維吾爾族是因為文化系統與漢族差距過大，目前伊斯蘭和藏教與儒家文化還沒有很好的融合，時有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衝突。

攝於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市，原額爾古納右旗拉布大林鎮，蒙古民族的發祥地。（圖 / 邵磊提供）

遊牧民族的性格似乎很大程度也顯現在他身上，當長城以南的家庭會希望子女在離家近的地方工作或求學，邵磊說：「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到長城以南去，要到內地才有出息。」不僅蒙古當地人會非常羨慕從外地回來的人，外地人回來也會有一種優越感。這和習慣定居、靠天吃飯的漢人就有差異，邵磊說明為什麼蒙古人相對來看侵略性也比較強──當漢人期望大兒子要留下來繼承家產，蒙古人反而會期望大兒子要往外走，「走得愈遠愈好」，因為草是有限的，要往外開拓資源才是自己的東西。

特別討厭臺灣的階段

這幾年在臺灣社會的長期觀察與反思，帶給他最大的影響是「無論對於臺灣和大陸都有不同的改觀」，「相當一部分人抱持著對臺灣的想像而來，各種的好感分成很多層面 ，有的是娛樂圈，有的是傳統文化的，像我是政治方面對臺灣當時抱著極強的好感，」邵磊覺得自己也像大部分陸生一樣會改變原先「一廂情願」的想法，然而，中間其實有過「特別討厭臺灣」的階段，是在反旺中的那時候，曾被臺灣媒體把評論文章胡亂裁減、扭曲意思，而成了臺灣人無法接受的說法，甚至到後來一直沒有接受媒體採訪，卻被捏造出訪談內容，讓邵磊對於統派、獨派都非常失望。

不過，為什麼當時並沒有站出來指出媒體的錯誤？邵磊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我畢竟是個統派，你畢竟是個『假裝是統派』的媒體。你對我不仁，我不能對你不義。」

作為一個深度觀察者的角色，即便是政治立場上有明顯隔閡，但邵磊在318運動期間待了十幾天，「每兩三天去一趟，狀況就不一樣」，跟大部分陸生相比時間更長，時常坐在裡面聽街頭宣講，對於許多陸生來說是深具衝擊性的影響，對於他來說也是。邵磊感慨現場有很多人其實連「服貿」全稱都講不出來，或是假裝臺幹回來的說法，「情緒性很強卻不講道理」。他認為服貿本身固然有問題，該罵的就要罵，但不該是假裝很理性地發表不理性評論。邵磊說，服貿這一次，讓相當多陸生對台灣社會的民粹非常失望。

不改幽默本色，邵磊做個小結似地說：「在食品安全協議上，兩岸已經達成一致了。」

「在食品安全協議上，兩岸已經達成一致了。」（攝影 / 和聲）

從九合一大選看台灣民主

從2012年首次來臺觀選，去年臺灣的九合一大選，柯文哲以素人之姿受到大批民眾擁護，大幅領先國民黨的得票率，對於邵磊來說也是很耐人尋味的現象。「你問我市長選不選他，我一定不選他，但是我覺得他有趣。」他覺得柯文哲肯定是很好聊天的哥們，但算是文史愛好者，而不是學者。邵磊以共產黨作為對照，「共產黨現在這些高層的官員，在治理方式上，這些人都是從底層一步一步爬上來的。」而不像國民黨一堆「紅二代」或「藍二代」，邵磊認為柯文哲也是被捧起來的，「不接地氣」、「 欠缺基層歷練」。

但後來柯文哲真的選上了？「這就是民主。」邵磊簡短總結道，「理想的民主大概就是通過政策的宣導，誰的政策好、誰有長遠的戰略目標，」但臺灣比較傾向是選理念而不選政策。「如果跟連勝文相比，我寧可投廢票。」邵磊說，這是看了身邊這麼多親藍的朋友為什麼投給柯文哲得來的感觸。所謂民主的精神──對於任何政策的運作都有個緩衝期，很難在一開始就看出好壞，「那就試一試」，不要這麼早否定它。 「但我也很惋惜，民主制度要在一堆爛蘋果裡選，明明手裡有選票，卻選不到中意的人」不得不對民主制度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