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浩容

【前言】

說書人是一個有魔法的職業，就像童話小紅帽中的夢境，溫暖的夢境能讓一個人在嚴冬中見到希望，冷冽的夢能讓一個人從雲端一下子跌到谷底。藝術傢俱有說書人的共性，但有些藝術家走在夢境的彼岸，以紀實和反應社會為己任。從人本主義心理諮商的角度，這是一種英雄主義。英雄主義具有改變環境的力量，同時卻也將一些可能無需攬在自己肩膀上的責任，加諸為心理的負擔。誠然，每個社會都需要有一個潛在的動力，這個動力堆動社會整體進步，在不同的西方思想家那裡，可能是人的性欲（佛洛依德）、權力意志（尼采與阿德勒），或是生命的意義（法蘭克）。

當我們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切入，這種被西方思想家給予兩極評價的社會份子，都成了一種很容易被華人接納的既有現象。早在先秦，儒家宗師孔子就為後世「追隨者」定下一條理想的人生道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每一位讀書人都必須具有憂國憂民的基本心態。社會責任，一直都在我們熟悉的教育與社會場域，不時高聲呼喊，或是低聲沉吟。

隨著中西文化與科技的交鋒，現在的華人世界不斷變換面貌，臺灣奉行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中國則走自己那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無論表面上說的是哪條道，實際上走的又是哪條道。人民維生與心理精神層面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滿足，永遠是檢證一個政權的施政是否經得起時代考驗，是否值得人民追隨與服從的試金石。

若想聆聽人民的聲音，除了那些多少染上財團和政黨色彩的媒體，直接與人民面對面接觸是最有效的方式。一位以反映社會風貌與時代精神的藝術家，則能通過藝術的傳遞，把人民的聲音轉化為一種同時讓群眾感受，表達群眾敢說而不知道怎麼說的意見傳遞者。他們是信差，是無可救藥的英雄主義者。

受訪者小介：白羽

從事專業音樂工作幾年？15年

在多少城市演出過？近100個城市，沒有認真計算，有的地方去過兩次以上。

當代最欣賞的民謠歌手？中國大陸除了野孩子就是自己。

在上海最容易欣賞到您演出的地點？上海演出的地點除了我以前開過的咖啡館《河岸藝術空間》之外就沒有特別喜歡的地方，因為除了音響之外，去的聽眾都是帶著一顆認真聆聽的耳朵和思考的大腦的。

【訪談實錄】（提問者為作者，以下簡稱「我」；受訪者簡稱「白羽」）

我：「有時，一個城市造就我們；有時，我們造就一個城市。」為何選擇長期在上海演出？在您眼中，上海是個什麼樣的城市？

白羽：因為從小就生活在上海，所以習慣上海的生活狀態。

上海是一個超級大都市，也是外國人最多的大陸城市、中國精英薈萃，走在時尚最前沿的城市。上海極具藝術包容性的國度，但藝術氛圍不濃，因為參與藝術推廣和經紀的團隊太少不成熟。儘管多元，卻是一個泡沫文化氾濫，是一個面子工程的城市。

我：我在上海期間去過梅賽德斯等幾個大的演出場所聽過音樂會，在北京也去過國家大劇院，大陸多的是一流的演奏場所，並且吸引世界一流的演奏團體彙集，但這份美好卻帶有不可避免的一種階級性，而且在大陸這個階級性的差異（隔閡）更明顯。民謠歌手的角色，是否更具有跨越世代與階級差異的力量呢？

白羽：其實我倒是感覺階級性差別不大。基本在大城市生活的居民，買一張票去看古典音樂會之類的演出，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此外，上海還有10元左右的星期天音樂會，面向的就是大眾。其實某部分政府組織正想普及此類文化，但我不否認這多少淪於葉公好龍。

畢竟對古典音樂的理解，需要具備一定程度在歷史方面的理解，對音樂結構的理解，這都是聽眾需要花時間去探索和思考，才能體會的一件事。這和以前國外古典音樂只供王宮貴族獨享的時代不同，現在是開放的，自由的。

可笑的是，整個環境壓抑自由言論，大眾媒體導向是有目的的、洗腦式的傳播，當大部分人都變得像行屍走肉的生活的時候，怎麼能給予人們有意識的去接觸這類，「需要認真回味和思考的東西」？

在我看來，會去這些場所聽歌的聽眾中，當中不少只是想以此來極力擺脫生活無意義感，擺脫人活著無聊的一種狀態。著實是一種可憐，可笑，無聊的現象。

我：民謠給予人一種與「過去」、「黃金時代」分不開的文化臍帶。您怎麼看自己做為民謠歌手的存在意義？

白羽：民謠歌手不是民歌方言歌手，民謠歌手不是彈木吉他唱惡俗、跟風、媚俗流行歌曲的歌手。民謠歌手是為這個時代發出應該有的聲音的人。民謠歌手生活在哪裡，就該唱出經過他思考的對他身處的時代的真實之聲。民謠相對於搖滾來說態度相對緩和，以啟迪為主而不是訓教為主。

我：社會上總是有些「好為人師」的公知，但也充斥著所謂的「雞湯文」。通過音樂，達到的功能除了啟迪，是否也有心靈方面的治癒呢？

白羽：其實所謂的公知對我來說分為兩個概念，一種可能就是我們社會裡提到的專家。另一種就是普遍真理的意思。

有的普遍真理需要通過歷史的沉澱和驗證之後才能讓人明白，比如純粹的「共產主義」其實是空想主義，有一本書可以深刻闡述烏托邦——共產主義的不切實際性，因為人性的自私而導致人們無法自律，以達到共產主義這個階段。

這反應在雞湯文的浪潮上，雞湯文是近兩年如瘟疫爆發的一種現象，很多「雞湯文」裡往往和第一類的專家提出的觀點類似，教導人學習無條件的感恩，無條件的逆來順受，無條件的學會放下思考，並屈從無腦生活。音樂如果只是音樂，有的可能只是情緒上的影響，比如讓人躁動，或是安逸遐想。然而，對於一個本身就有很多性格缺陷，思想不成熟，愚昧的人，其實任何音樂對於它來說都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我：這幾年大陸有許多紅紅火火的歌唱節目，好比「中國好聲音」、「最美和聲」等。就您看來，「素人歌手」的吸引力到底在哪裡？您認為反應了什麼樣的群眾心理？

白羽：其實中國大陸的這類節目是劃階段性的，90年代注重技巧。2000-2010年左右統統都是非專業的草根歌手（素人歌手），唱歌難聽，也不注重長相（搞怪、唱歌走調都可以）。但是電視臺注重的更多是音樂以外的因素：

(1)、歌手背後的家族背景。

(2)、大陸「娛樂至死」的指導方針下，塑造一批顛倒是非善惡的人來破壞大眾的美感和對藝術的理解，以達到對大眾的思維的控制。

至於大眾由於教育的關係，往往不會獨立深刻思考，所以大眾媒體給他們什麼，他們就接受什麼。哪怕是毒藥。

我：這種現象讓我想到美國七零年代的嬉皮風潮，換個角度說，民謠歌手堅持自己的社會角色，不會碰到被人視為「裝逼」的一種存在嗎？要怎麼堅持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不隨波逐流呢？因為在臺灣藝術圈，放棄理想，選擇傾向于向大眾品味傾斜的藝術家不勝枚舉。但這也不見得全是壞事，在這個資訊爆炸、現實壓力很大的社會，人們需要一個紓壓的管道。您認為呢？

白羽：中國某些民謠歌手，大牌獨立音樂人的確存在「裝逼」現象，但那只是那些人修養略顯浮躁而已。也只能說明大部分中國人至今為止還有一種成「王」心態。

真正的民謠歌手需要讓更多人解決生存壓力中的最大問題。當然臺灣大陸不同，所以歌手所賦予的社會責任就不同。當一個社會相對比較穩定，比較自由，有相對的透明，相對的真誠，那麼這個社會就不需要苦大仇深的搖滾，或者特意去啟迪人們智慧的民謠。前者是體制比較完善，後者是人們的普遍智商比較高。因為如果只是資訊爆炸，社會壓力等問題，那麼民謠或者其他藝術的讓社會進步的能力就相對削弱了。我接觸過一些臺灣的朋友，以及一些歌手。發現雖然都有思想，都會獨立思考，積極主動，好奇心強。但是相對於大陸複雜，深刻的環境來說，實質上皆顯得稚嫩。

我：在您的音樂路上，是否遇過幾位印象深刻的貴人，以什麼方式給予您幫助？進而，您認為「機運」對一個人生涯發展的意義是什麼？

白羽：在音樂的道路上基本都是腳踏實地的在學習和創作。真正給予我巨大幫助的人不多。如果要算有應該是廣州《拉拉索》唱片的李偉，因為他的支持和理解，得以發行我的第二張偏哲學的專輯《我的世界》。

關於機運，我覺得時勢造英雄，只要到了你發光的時刻，只要你準備好，一定會大有作為。有些時候我們努力了，但是沒有太大成效，也許就是機運的問題，但是這不代表自己的方向錯了。

我：一年四個季節，您最喜歡哪個季節？如果人生也能分成四季，您會希望日子停留在哪一季，為什麼？

白羽：一年四季，比較喜歡夏季，因為葉子非常的綠，可以出很多汗，可以看到金光閃閃如在夢裡的金龜子。還可以去游泳。在家可以穿的很少很自由的感覺，可以隨意出汗，也許自己是一個漢人。

我：對於那些不相信夢想存在的人，我們該如何重新喚起他們對夢想的渴望？還是沒有夢想，也無所謂？

白羽：夢想這個詞被太多人濫用。

很多人的夢想都是極端自私無意義的夢想，但是在大陸電臺只要某人說夢想，觀眾、主持甚至都不關心他的夢想是什麼，就一味莫名其妙的誇獎和讚揚。甚至有很多人說做音樂是夢想。但是那些人究竟會什麼樣的音樂呢？能否解釋清楚？

因此當一個人談及夢想的時候，就請說明究竟是怎樣的夢想，為什麼要堅持他的夢想，自己有經過慎重神聖的思考麼？如果沒有，那就是一個對自己不尊重，不負責任的人。有的人夢想是買車，那是他自己的事，和我們有何干，任何觀眾有何感動？有的人夢想是家人生活的開心。那麼請問他的家人怎樣才會開心？比如有的人喜歡虐待動物，有的人喜歡狐假虎威，有的喜歡裝神弄鬼。他們這樣才會很快樂。難道他要滿足這些家人奇怪變態的快樂麼？

大部分國人都有奴性的特點，喜歡作威作福，喜歡高低貴賤之分，喜歡等級喜歡勢利眼。那麼也就是說很多人的夢想其實是醜陋和卑鄙的。那麼這樣的夢想且不說不能支持，一定要努力勇敢的去消滅他們。

我：認識您以來，感覺您具有特別強大的社會責任感。您成家了嗎？前面我們談了許多個人出發的觀點，您覺得社會責任感，以您熟悉的上海為例，家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白羽：

 (1)、社會變好，我們每個人的家庭才會有保障。

 (2)、當個人的認識高度很高，而與大眾又相差太遠，在指鹿為馬的時代，我們這些提前擁有部分智慧的人，非常希望能適度提高大眾的公知，讓大眾獲得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家庭中的姿態是這樣的，如果本身已經由於思考獲得了一部分智慧，首當其衝需要得到家裡人的認可，這得通過反復不斷的努力，讓他們明白社會的真相。我認為人「活著的價值」和「意義的真相」，兩者永遠處於一種動態的交流，其概念絕對不是來自盲從。關於家庭的組成，我們必定是理智的去探討，而不是滿足大眾所提倡，服從「弟子規」之類的愚民式的家庭組成，而是經由理性分析，然後認可的共同生活。

我：您對臺灣的音樂圈，特別是民謠，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白羽：臺灣的流行歌手，民謠歌手，我都有一定的接觸。陳昇的一些採訪和一些歌都有關注。然後和張懸同台演出過幾次。還有牛奶咖啡組合，也知道陳綺貞。在上海給一位叫張心柔的女聲安排過一個民謠專場。對他們總體印象是：

文藝氣息比較濃厚，有一定的鄉音顧鄉的情懷。但是如果談到張懸，或陳綺貞涉及的哲學範疇，我個人覺得，她們應當累積更多的閱歷、更多的閱讀，以表達他們理解的一些哲學觀點。

我：您指的是什麼樣的哲學，音樂哲學，還是人生哲學？

白羽：我看的哲學種類很多，普天之下任何人類情感都是哲學，包括宗教、政治、藝術、人類情感等等一切。只要明白哲學基本，但深刻的根本原理，要想應用在人生任何其他方面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故我以為不存在單獨的音樂哲學，或是人生哲學之區分。

我：在臺灣，不少年輕人嘶吼著，宣洩內心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您怎麼保持內心對生活，對自我的安全感？能否給予年輕人一些指點？

白羽：無論是臺灣人，大陸人或者全世界地區的人，只要整個社會處於過於壓抑自由表達的狀態，只要整個環境處於巨大謊言的狀態，那麼那個區域的年輕人都會真實憤怒的呐喊和嘶吼，而不是作無病呻吟、裝模作樣的形式主義表現，並且共鳴幾乎是那個地區80%的年輕人應有的狀態。

不過若一個國家的文明和民主的程度達到一個很高的水準，那麼很多嘶吼就顯得過於挑剔，完美主義，強迫症的表現。

我也是一個「有所憤怒」的人，並把自己的憤怒當做一件快樂的事情。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對於很多問題基本都有同一個根源性的理解，因此有的時候並不會對表面貌似的事情去表達憤怒。比如坐台小姐，比如仇日情緒，比如狹隘的民族主義等等。因此要達到基本平和、快樂、安靜的狀態，對於我以及我認為對於所有年輕人來說，應該多閱讀書籍，多閱讀有用的有意義的書籍，多閱讀哲學和經典的自由表達的世界文學。並且在自身的行為上做到：

「思考——獨立思考——深刻獨立的思考」，三個步驟。

我：如果今天是情人節，您會歌頌哪些曲子，為什麼？

白羽：情人節已經不是我關心的一個節日。那是一種行為，人們為了暫時的擺脫無聊而表現的一種行為方式，假定某個日子有意義，自己催眠或者獲得夢寐以求的一種機會。

對於情人節來說，最主要涉及的人類的感情就是愛情。那麼愛情是什麼顯得尤為重要。我對愛情的理解，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要去哪裡。那麼首先你才能真正尊重，和愛護自己，其次你才能真正選擇你愛的對象。因此很多時候人們是根本不懂愛情的。就此而言，情人節實際上對於很多人來說就顯得沒有生氣。

如果我要唱一首情歌，那麼是《風箏》。這首歌首先就表達了男人的基本的一種狀態，而聰明的女人也應該瞭解這樣才不會有太多的誤區和癡心妄想。或者我選一首歌《女人花》，也讓男人應該有一個柔軟的心，對待世界上另一個高貴的靈魂應該報以什麼樣的態度。

我：在您自己的葬禮上，您希望聽到什麼樣的音樂，為您送別？

白羽：這個倒沒想過。也許《迷色暗光》，一個人要學會享受孤獨。也許以後就是一個孤單的靈魂，也許進入了多維空間。誰知道呢？

我：有時我覺得時代與時代之間的層遞，衰落與興起，就是不斷的在送別。是否一切的過往都需要一種儀式，我們才能真正送別，並放下。從後設的角度看，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有哪些是我們應該放下的，送別之後再也不回頭的價值或觀念？

白羽：關於離別這個詞，我在旅行途中經常碰到。當然人生途中和家人也是如此。這個時代首先應當放下的就「物質」，不該放下的是我們與生俱來，一生不變的「精神」（甚至死後的靈魂依然如此）。因此我對人生的理解就是：「從物質世界喚醒並獲得精神上的感悟」。

（其他）：歡迎提出任何您想透過此專欄表述的觀點：

白羽：我對於當下我做的音樂的評價來說，兩個字：「啟智」。

文 / 高浩容

【前言】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你是否曾將自己的成敗、喜樂歸咎於童年時期的經驗，歸咎於父母給錯了，所以你迄今仍茫茫然，甚至空苦著。

本篇訪談，對象是我在上海交流期間認識的一位男孩子。上海是中國的縮影，貧富差距的距離，在上海能夠深刻的體現。然而，生命的發軔有如小草在夾縫中求生存。中國確實充滿機會，但沒有旺盛生命力的人，即使在飽含營養的原野，也無法在蔓草間找到最舒適的位置。

在痛苦中，我們得咬牙前進，不然還能怎麼辦？這篇訪談，希望能激勵茫然的，痛苦著的你們。

受訪者小介：顧佳超  （小名：佳佳）

專業 / 年級：上海市醫藥學校 / 製藥 / 現就讀上海師範大學夜大本科
家鄉：祖籍是江蘇省無錫市.父母都出生在上海，我自然也就出生在上海
出生年：1988年8月

【訪談實錄】（提問者為作者，以下簡稱「我」）：

我：為什麼你喜歡騎摩托車？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的，有什麼契機嗎？
佳佳：或許這就是一見鍾情吧！我對騎車的喜愛始於初中，在電視上看到跑車之後就欲罷不能了。之後，便一直想著長大以後，一定要有輛自己的跑車。

我：你學習的是與人的生存與性命攸關的專業，老師怎麼教你們看待生命？
佳佳：現在想想還是想回到上學時代，當年學的藥理，生物製藥，藥物化學等等。在實驗室做的實驗，還給小白鼠打針，可能當時真的是年紀小並沒有想過這麼多，老師則是一直告誡我們怎麼樣對待事。好比談到犯錯，老師教導我們，「或許你的一個失誤就會造成一個災難。」

我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實驗課，做2種溶劑，一位同學不小心把一個溶劑掉進了另一個溶劑，瞬間沸騰溶液溢出，整個實驗室濃煙滾滾，刺鼻的味道，還好大家都比較鎮定，沒有一擁而逃，而我的那位同學也沒受傷，不過現在想想還是心有餘悸。

生命對我而言「既脆弱又頑強」，既然活在當下就要對當下的每一分鐘都認真對待。

我：你自己怎麼看待生命？
佳佳：其實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可能在每個年齡的時候想法都不一樣。

簡單說，有些事放在心裡很久，想想現在說出來或許會好受些。

其實好多同齡人都說80後出生的小孩，生活不像上一代那麼艱辛，這個說法並不能代表所有80後。88年我出生，8斤4兩小胖娃娃，全家人都很開心。然而一個月後查出先天性腎功能不全和白血病，醫生說我活不長，讓我媽再生一個。

那個時代計劃生育很嚴格，我媽生了我，後來還生了一個弟弟。我一直在ICU的玻璃房，度過了很長一段的時間，我相信是偉大的母愛，媽媽硬是求著醫生把我拉了回來。我一直沒明白一件事，白血病應該是看不好的，至於我現在為什麼好了，始終是個謎。或許當時還太小，唯一記得的是媽媽問我，「佳佳，媽媽再生個小弟弟或者妹妹好麼？」我當時直接回答：「好的！以後可以一起玩。」於是，我之後便有了個弟弟。

好景不長，在我小學2年級的時候胃大出血，這個事情我到現在記憶猶新。我休學1年，剛進醫院的時候吊血袋，掉了4袋之後每天掉鹽水和營養液，不能吃任何東西包括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持續了半年多。醫生和我母親說小孩子好好注意身體安全，還說只要能過了發育期，大多數毛病有可能痊癒。所以在小學和初中時體育，我都是免修考試的，到初三開始我才上的體育課。或許是因為我的毛病，我父親那時自己辭掉了化工廠的工作，導致他到今天退休都一直在街道做社區保安，一直拿著上海最低的工資。或許這也是他不喜歡我，而喜歡我弟弟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我母親則要負起撐起這個家的更多責任。

母親是以前上海煙糖集團一家店的普通營業員，本來我的家庭就不富裕，因為弟弟的出生更加艱苦。我弟弟出生後，我父親對他十分寵愛，我就被扔在一邊，只要我做事和學習，稍一不如他意，就免不了一頓竹筍敲肉。這算是輕的了，後來打我的工具也漸漸隨年齡增長而變得五花八門，皮帶、釣魚的細竹竿，還有裡面是銅絲，外面用塑膠包著像電線，但是比電線粗，大概和7、8根電線包在一起那麼粗細的鞭子。

被打的次數，我真記不清了，唯一記得的是父親打我一次，我就寫一篇日記，以前一本黑色硬面抄都寫完還不夠，另一本也寫了差不多有1半。我被吊起來打過，被綁在床上打過。初二時被打的上課座都沒辦法坐，有男同學好奇，下課撩我衣服看到整個背全是被打的紫一條、紅一條的杠杠。被打的部位當然也包括屁股，最嚴重時，我的大腿和手肘都被我父親打出血才停手。最離譜的一次理由，現在想想真的很搞笑,父親在冰箱上放了一瓶易開罐的雪碧，現在來說也就掉在地上可能都沒人會撿的兩元錢。我無意間看到那罐飲料，拿了喝掉，父親回來後看到就發火說誰讓你喝的，也不說一聲，晚上我就被他劈裡啪啦打了一頓。

那段日子，我平時不僅要上學，空了還要帶著弟弟，晚上吃完飯，父親會帶我把我們社區和隔壁社區的垃圾桶翻一遍，拾點廢瓶子和紙頭之類的，雙休日則要陪我父親在社區裡面騎三輪車收廢品、整理報紙、踩瓶子和罐子、點數子、分類廢塑膠和鐵等等。下午把它們整理好，趁著父親去廢品站的時間，我在家做作業，順便看著弟弟。那時我十二、三歲，弟弟則六、七歲.到傍晚五點我就要開始淘米，燒飯燒菜。

每次父親打我後，晚上睡覺我都會在被子裡哭，我就在想我為什麼生在這個家庭，為什麼當初生病時沒死掉，我活成這個樣子到底是為什麼、好幾次我都想吞一大堆的藥一口吃了就解放了。那時候唯一想的就是快點死，好像生命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母親下班多已九點多，所以每次都是父親打完我之後，母親才回來，看到我的慘狀也沒辦法，因為打都打完了。那時候家裡吵的最多的或許就是母親的那幾句話，「你怎麼老打老大。他有什麼罪？親生的都這樣，不喜歡索性打死他算了！」

一晃眼，初三準備畢業考，父親或許感覺我長大了，或許會和他反抗，便不再打我。母親對我說，「佳佳你身體不好，不然就讀醫吧！你姊就讀了醫藥學校，現在蠻好。」我便考進了上海市醫藥學校,學校在浦東，我住在普陀區，每天坐車三小時，記得那時上海才造了兩條地鐵,1號線和2號線。我母親每個月只能給我坐車和學校午飯的錢每天2部公車4元來回8元，一個月160元飯錢，一頓4元，一個月80元，合計240元。母親總是多給我1個整數250元，她說，「如果放學晚了，就買兩個包子吃也好，你有胃病要自己注意。」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零花錢，或許它和我無緣吧！

進入學校第一年，當上了宣傳委員。第一次做中隊長有些許小激動，後來又加入學生會外聯部。第二年我戀愛了，那年遇到她，但可能是時間不對，不然我應該會和她結婚。對我生命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她不是我們班的，而是18班的，我是23班，其實當時以我的條件，根本沒想過會戀愛。當時她追的我，冬天幫我織了一條圍巾，我很感動，我和她說了我家庭條件不好，她卻沒嫌棄我,而是很認真的說，「我喜歡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家庭條件。」或許這也就是以前學生時代的真感情吧！我英語不好，她數學不好，我們相互學習。她不懂的問我，我不懂的問她。

那時幾乎同學們都有手機了，我還沒有，我便開始想辦法打工，掙一些我們平時的小開銷。在此要感謝下我初中的同學，他把我介紹到了棒約翰披薩店裡打工，做披薩，這是我的第一份兼職。那年我離拿身份證還有三個月，於是我便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幫她買好早飯，到她家門口等她一起上學。中午吃完飯，我們便一起去圖書館看書學習，晚上放學相互等下課。我送她回家後，便趕去西郊百聯的披薩店裡工作，我是星期二和四，這兩天工作到晚上十點關門，打掃衛生，全部弄好後，大抵在十一點回家。碰上雙休日就做全天，這樣做了幾個月。

終於，在母親補貼了我一點錢的幫助下，我買了第一台手機諾基亞。那時我的戀愛離不開路邊攤，要不就是逛逛西宮。第一次約會，還是她請我吃的飯，一碗豬排麵，11元，2人22元，可是我身上加起來的家當只有3元。第一次她請我喝珍珠奶茶，第一次她帶我去KTV唱歌。如果不是她，我估計畢業時我都不知道珍珠奶茶的味道，不知道還有唱歌的地方叫KTV。

有一天，我們牽著手走在世紀大道，看著星星，我們說，「要是能一直這樣走下去就好了。」或許真的是遇到的時間不對，一年後我們分手了，她說我們性格不合，雖然知道是我不對，我卻放不下她。今年她結婚了，借此機會我想祝福她幸福的生活下去。

分手後，我覺得生命再次失去了意義，也許是年輕，想法單純，畢業了我想繼續讀下去。家裡的家長們都勸我，「你家裡條件不好不要讀書了，上班去減輕家裡的負擔。」確實弟弟在上初中後，開銷不小。

心灰意冷的我，敗在了家庭條件和感情上的我，索性北漂，一個人在北京待了一年。07年去，08年奧運會結束後回到上海。我學習到，「讓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學習或許是最好的生命經驗。」對於生命的看法也有了本質的區別，放任過、經歷了，從中學習一些人生的道理，「你不是為任何人而活，你只是你自己，要為未來的自己努力。」

回到上海，我一邊工作，一邊自己供自己讀完大專，現在則在讀本科。我的目標是希望畢業後把學位證考取，跟著考碩士。現在生命對我而言，就是對自己負責，為將來負責，因為你無法控制生死。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你無法控制生命，但你能控制自己。過往不管是好也好，不好也罷，都過去了，重要的是未來。對我而言，未來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

我：記得你在咖啡店打工，我還記得我在上海喝了好多次你煮的咖啡，為什麼選擇咖啡店？
佳佳：純粹是個人愛好。我前些年學的調酒師，考了初級證書。我喜歡調酒的感覺，讓人放鬆，做出來的飲料也好看，但是又不想做這工作，畢竟調酒師都是晚上工作，而且酒吧我不喜歡。因為我不喜歡吵鬧，也不吸煙，不喝酒，所以後來看到咖啡店就去了，順便學了點簡單的咖啡拉花，這個也是我個人喜愛的。

我：就你所知，上海喝咖啡的族群有什麼樣的特色？
佳佳：上海人喝咖啡不能算喝咖啡，咖啡是要品的。而上海喝咖啡一般都是白領，生活節奏快，一般買了一杯就打包帶走，真正品咖啡的幾乎寥寥無幾。他們不是品嘗咖啡的口味，而是要你咖啡做的快，最好點完拿了咖啡就走，有的甚至會說出拿鐵咖啡不加咖啡只要拿鐵-.-

我：在上海長大，你熟悉的童年生活是一個什麼樣的風貌呢？
佳佳：以前不像現在，隨處可見電腦、手機、遊戲機。我最喜歡的童年回憶，是小時候和哥哥弟弟們一起打鬧玩耍，住在石庫門般的老弄堂裡，一起拍紙牌、打彈子、放劃炮、走火車鐵路、玩橡膠做的水槍（頭是原子筆尖的頭），還有外公每天起來生煤炭爐子，我們在爐子裡面扔花生殼。喔！我還記得外婆每天倒馬桶和痰盂，那時每天晚上吃飯就像開大會，全家老小三代，十幾個人在一張餐桌上……。那時候的快樂，現在的人恐怕永遠體會不到了。

我：你的夢想是什麼？你認為實踐夢想最重要的要素是什麼？
佳佳：以前最大的夢想就是希望有輛公路跑車，現在則是平靜安穩的生活，再到各地旅遊。實踐夢想最重要的要素，當然是不能讓自己停留在不切實際的亂想，比如要什麼百萬名車之類的。夢想，我想一種是可以通過努力實現的，另一種則是脫離生活的。當然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的夢想，就不在我這老百姓的夢想裡了。

我：近幾年經常往大陸跑，有時聽朋友說「男孩子娶妻要有房」，確實如此嗎？這對年輕人是否造成很大的壓力？
佳佳：是的。在別的地方我不敢說，至少在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裡，你想找對象先要有房，無貸是最好了，然後對方或者對方的父母才會繼續和你談下去。當然有房並不是指你和你父母住一起的房子，那不叫有房，只能算是附屬品，而是你必須自己有一套獨自一個人住的房子。

我舉個例子，我和父母弟弟住在中環邊，老式六層樓的公房，因為房子小，30多平米，這樣一套大概價值120萬左右。中環的另一邊，梅川路上新公房，2室的一套房子在400萬左右，3室的一套房子在600萬左右。當然房價還在漲，算算我們的工資，從07年我進社會到現在，大陸平均每年工資漲幅150元左右，工薪層的工資這兩年在3000-4000元，不吃不喝六十年，加上房價的增長速度比工資的增幅比例來算，肯定還是買不起，如果說買房沒壓力，肯定是自己騙自己。

我：你有迷惘的時候嗎？為了什麼而迷惘？又如何處理迷惘？
佳佳：很多時候都會感到迷茫。剛畢業的時候，迷惘的是該繼續讀書，還是進入社會，工作中瓶頸期、家庭的狀況、人生的規劃等等。剛進入社會時，只會一味的選擇逃避現實、逃避責任，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豐富，學的多了，為人也好，處事也罷，漸漸學會擔當。迷茫的時候，就停下腳步思考一下，把會出現的各種情況都思考一遍，選擇最適合的。我相信世界上永遠都不可能有最好，但是能有最適合的選擇。

我：如果有機會，你會離開上海到其他地方生活嗎？如果會，為什麼是那個地方，又為什麼離開？如果不會，又為什麼留下來？
佳佳：會，上海其實並沒有你們想的那麼好，說心裡話我很不喜歡上海。我想有一天，我會回無錫老家，落葉歸根。

我：還有什麼你想跟讀者們分享的嗎？
佳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經歷，這也是每個人最真實的一面。活在當下，面對未來，過往只是經歷讓人成長的過程，你可以停下來回憶,但不能裹足不前。雖然前面談到父親，似乎充滿不好的回憶，但我還是要感謝我的父親，如果不是他的教育，或許沒有現在的我。我更感謝母親，如果不是她撐起這個家，或許我已不存在。

文 / Vanessa 

顧秉真，武漢大學心理學系四年級（攝影 / 和聲）

今年暑假回來時，顧秉真受邀參與海基會的台生研習營分享經驗，對於即將赴陸念書的臺灣學生不只有問必答，還熱情地邀請學弟妹說屆時要帶他們到武漢大學附近逛逛。如今顧秉真在中國念書適應得還不錯，對照2008年前人在四川，剛到成都大概是念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是最挫折的階段。成都之於臺北是截然不同的城市，她回憶起來，小時候膽子很小，又特別怕生，那時便很不適應，總覺得周遭的人講話都很大聲，在開學典禮上，她一直哭一直哭，「他們都不懂我在哭什麼，還以為我是太久沒看到國旗太感動了。」顧秉真笑說。

「那時小朋友嘛，每天都哭，哭到眼睛都腫了。」

既聽不懂方言，也看不懂、不會寫簡體字，想到要寫作業卻寫不出來，著實在展開學習的路上吃盡了苦頭，卻也不太直接在父母面前表達過這些問題。話鋒一轉，顧秉真手拿攪拌棒在空中揮舞著，突然像談起往事中的某則笑話一樣輕鬆。當時特別好玩的是，一位班導師在介紹她給同學時說，「這個同學是從寶島臺灣來的，大家一定要好好對待她！」還告訴顧秉真：「誰欺負你就跟老師說。」讓她頓時覺得有了靠山，也安心許多，她戲稱這是臺灣人才會有的特權。

探索中國：以武漢作為一個起點

後來因為家人工作的關係，工廠在浙江，所以全家人搬去上海住，上海跟臺北的環境就相近很多了。

顧秉真坦承自己不太喜歡吃偏甜的口味，上海湯包的湯汁或糖醋排骨都特別甜，回憶起來自己其實很喜歡吃四川的小吃，尤其是當地的串串香（四川傳統小吃，又名「熱鍋麻辣燙」）和燒烤，「我在上海吃的就和四川的不一樣，上海的口味沒有那麼重，但上海跟武漢都沒有四川的重，我最喜歡吃四川的，每次都快把我辣到要暈過去。」還笑說媽媽很能吃辣，在她小時候就很堅持餵她吃辣椒，不管拒絕幾遍，都想說服她吃下去。

至於後來為什麼會選擇到武漢念書呢？之前都是跟著父母移動的顧秉真，坦言武漢這個城市對她而言意義非凡。當很多人以為到了大學往外地念書是為了遠離父母，她覺得不是，是源自想往外多多探索的渴望，「我既然可以透過父母，因緣際會去上海、四川、浙江之類的，那我接下來四年的時間，我可以趁著大學去領略一個新的城市。」

因此雖然沒考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但她覺得到武漢也是離上海有些距離的外地，是一個全新的地方，「所以，到武漢念書我完完全全沒有一點不開心的情緒，我是滿心期待地去。」顧秉真總結道，現在的她，想探索中國的更多地方。

當學生社團成為社會化的官僚場合

臺灣的大學有課餘時間打工的風氣，在中國卻不太盛行，顧秉真上大學以後也沒有打工，直到今年三月開始在學校附近的酒吧駐唱，一次約兩小時，雖然薪水不是特別多，也算是能夠結合興趣的工作經驗。不過顧秉真除了加入臺灣同學會，其實並沒有進其它社團，她覺得這必須另外提一下原因，「我進去之後發現我完全不是在為一個興趣做事，我好像是每天在做行政工作。」

每個人加入社團似乎都能拿到一個頭銜也罷，職場的官僚、階級關係或爭名奪利，在學校社團就體現出來，聽說朋友在社團還要幫部長寫作業，讓她覺得很誇張。然而，顧秉真更驚訝的是，身邊的朋友竟然都願意被這種方式對待，像是聽說遲到的社員還要跟部長敬酒，原本不喝酒的人酒量可能都因此被練出來了。

雖然沒參與過在臺灣的大學社團，顧秉真感慨，她觀察到的社團運作情況已經偏離為興趣而投入的初衷，但另一方面來說，學生們在這種高度社會化的場合，「他們也得到鍛鍊，學做人處事，會官腔了。」

媒體建構的「狼性」

社團內部就存在的競爭壓力，放到更廣的層面來看，是從教育到就業，驅動的一整套「要夠努力才能出人頭地」的價值觀。如同媒體對來臺陸生構框的「學霸」印象，對在陸臺生的報導似乎也流於「狼性」的形象，真的是如此嗎？我不禁好奇顧秉真怎麼解讀海基會活動隔天關於在陸台生的報導。

「不能用狼性這個詞，我覺得是被逼的程度更大。」她說。

她以自身的受教經驗為例，謹慎地區分開來，就拿小學的經驗做對照，小學三年級入學她發現課程進度超前太多，完全看不懂，尤其很多同學在那時就在讀奧林匹克數學，就算學校不考，也會自己課外補習參加檢定考試。「越是（教育）不發達的地方，壓制的程度愈高，教育的方式更強硬。」歸根結底，顧秉真覺得兩邊的教育方式本來就不一樣，強度不能直接比較。

雖然說臺灣媒體的結構性問題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她有感而發地說，「就算是現實問題，你覺得觀眾不會看就不報，可是你不報就永遠不會有人看啊！」兩岸議題的敏感性正在於用「狼性」襯托臺灣學生的「安逸」上，「明明知道會很敏感，卻還聚焦在對比，是不是故意要唱衰臺灣？」讓顧秉真感慨受訪的目的，原先是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去大陸念書的經驗，卻可能被曲解了。

在台生研習營當天，就讀北京清華大學博士班的羅鼎鈞也接受一些媒體訪問，對於可能被建構出的「狼性」印象，他倒覺得臺灣同學在大陸並沒有被所謂的狼性嚇到，「主要是想跟其他臺灣青年同學朋友說，我們選擇到大陸就如同到歐美等國家留學一樣，大家在外留學都是為了使自己更好、學習新知，也接觸更多不同的東西。」他認為待在985工程最好的大學裡，既然優秀，就會形成良性競爭，彼此既合作又競爭，使自我的成長得到很大的幫助。

「明明知道會很敏感，卻還聚焦在對比，是不是故意要唱衰臺灣？」（攝影 / 和聲）

「我的人生不能缺乏運動」

顧秉真升上四年級以後，打算加入武漢大學的棒球隊，這支棒球隊是去年由一群臺灣學生發起的，剛好裡頭有不少是顧秉真身邊的朋友，她大二的時候就一直想進去，但礙於時間上不好安排，一直到大學的最後一年，她覺得可以試試看。棒球隊自成立後聲勢愈來愈大，尤其是女子隊，在華中地區已經打過很多比賽。

「我覺得真的要多運動，運動對身體好，我的人生不能缺乏運動。」顧秉真反戴鴨舌帽，身著素色T和短褲，配上黑色細框眼鏡，簡約俐落的穿搭風格，堅定地向我強調「運動就是各種良藥」，弄得我也忍不住調侃她看起來就是個運動型的女生。

臺北 ─上海：遷徙的痛苦轉變為堅強的底蘊

城市間頻繁遷移的過程中，讓顧秉真深刻體會到「在多不好的地方，總有適應的一天，在多好的地方總要走。」這些感覺很不好受，捨不得離開臺灣卻又不得不走，但到了上海慢慢調適以後，就不像小時候這麼痛苦了。

接近畢業的這一年，顧秉真神情輕鬆地告訴我計畫都已經安排好。「很感謝爸媽讓我在大陸念書，過去的那些痛苦給我很多成長。」 回看這段熬過來的經驗，一步一步使自己變強，她有時不禁會想像，如果是一直在臺灣讀書會如何，想一想，最滿意的還是現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