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anessa

《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攝影 / 許鈺羚）

《亂世備忘》這部片是一連串偶然與不確定性組合在一起的，要怎麼回頭處理長達數月的雨傘運動龐大的素材——佔領空間的改變、突發事件，以及無法控制的情況，讓導演陳梓桓不得不自問，改變是什麼？又將領我們往什麼樣的香港未來前進？

佔中開始前一兩週有罷課的運動，陳梓桓當時便四處尋找題材，主動跟學生聊天，原先與朋友規劃嘗試白天拍攝，當天晚上剪輯完就播送，「那時候很想做一個立即給這個運動有效果推動的，」但後來發現剪出來不僅粗糙，也缺乏能夠深入探討的面向。他現在回憶起當時的想法，或許很多紀錄片導演都有過這種擔憂：「一年之後才出來的片是不是已經過時了？」

關於身邊這群人的故事

這是陳梓桓第一次做長片，自2014年8、9月養成追蹤記錄的習慣，瞭解每一天的運動動態，以掌握紀錄片可以著重的內容，他笑說有時還是會有大海撈針尋覓方向的感覺。

不過陳梓桓強調這部片並非要去呈現雨傘運動的全貌，而是聚焦在「關於身邊這群人」的故事──主修文學與法律的Rachel、在佔領區教英文課的Kenic、在物資站扮演關鍵角色的甲蟲哥…..等，記錄他們在運動過程的心境改變，甚至到運動最後，穿著校服到旺角佔領區，十多歲的女學生，也加入了主要角色之間的對話。

以人物支撐起運動的整體結構，不僅帶出在香港另類「理想」的社會運作模式，描繪出參與者自發性服務、為共同理念主張，並互相配合與幫助的細節，也透過記錄意見分歧的人之間的關係，如Rachel親自回信給港大教授對基本法的看法，給觀眾更真誠與實在的感覺。

或許因為與學生年紀相仿，導演就未必要侷限在「旁觀」的視角，他與運動者之間的身分既重疊也保留對話空間。在片中可以看到他與被追蹤拍攝的學生打成一片，就像熟悉的朋友，對方也願意向他吐露心底話。

而《亂世備忘》的獨特詮釋也顯現在，透過二十段不等量的敘事碎片，無論是導演欲側重運動現場的符號，抑或是作為補充說明的材料，這些碎片看似仍依照運動發展的時序進行，但又伴隨著偶發的事件片段，或許多遊走於現場與日常之間的焦慮不安，似乎也折射了運動者逐漸「出神」，宛如夢境與現實交會的狀態。

或許因為與學生年紀相仿，導演就未必要侷限在「旁觀」的視角，他與運動者之間的身分既重疊也保留對話空間。（攝影 / 許鈺羚）

「不想回望」是更艱難的任務

「我覺得一開始是充滿希望的，我們有幾萬個人站在街頭⋯⋯，但是後來大家變成是有點抽離的回到自己生活之中，像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陳梓桓坦言自己在運動結束後，為了避免勾起讓自己不快樂的記憶，也曾經「不想回望」，對他而言這才是更艱難的任務。

片中保留導演在一陣紛亂之中，莫名被警察被毆打一拳的場景。起身後他驚魂未定，將鏡頭面向警察，去認出打人的警察的面孔，「給警察打了一拳，雖然不是打得很厲害，但對我來說可以看到那個鏡頭後的自己反應是怎樣。」運動創傷在現場參與的運動者體內，隱隱發酵著。運動後期，當很多人已經不怎麼再去現場，拍攝轉變成朋友之間的私下閒聊，沒有目的地漫談著。

「香港人」究竟是誰？

2014年，對陳梓桓個人而言，也是一個轉捩點。曾經相信香港能夠保有民主、自由的價值，雨傘運動期間發生的許多事，讓他更加體認到香港要走「中間路線」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就是讓香港獨立。背負著無力感之餘，他也逐漸傾向本土派的立場。然而，他看到另一種令人尷尬的問題是：「香港人」究竟是誰？「本土」又是在什麼基礎上討論？

「我其實真的覺得身分這種東西是別人給你的，你一出生就被給定是哪個地方的……，最近在想，好像很多人（對身分認同的想法是）在想怎麼讓香港變得更好，還是因為香港是我成長的地方，」他認為重點在於不該是別人將身分加諸於你，「即便今天港獨，也可以有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部份的省思，似乎也藉著《亂世備忘》導演自我揭露的家庭錄像，傳達香港自回歸前後，身分認同與政治看法如何曖昧地綑綁在一起。

很長時間，他也曾受到父母輩的說法影響，以為「中國跟黨畢竟是不一樣的」，但目前的政治氛圍讓他深刻感覺到，要跟黨完全分開是很難的。香港作為涵蓋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是不是能讓身分的定義內涵更寬廣一些，不只是限定在種族，而是生活在香港，或認同在香港的價值的人。

「香港人」究竟是誰？「本土」又是在什麼基礎上討論？ （影像 / 陳梓桓提供）

給今日的備忘

時至今日，如果能為此刻來臺放映的時機留下備忘，那導演想為雨傘運動補充什麼想法呢？

原先記錄雨傘運動為香港社會帶來的一點一滴累積的改變，陳梓桓想想，就算是現在有很大的改變也好，也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在未來的挑戰。他感慨之前有過一直等待與政府對話，而錯失給政府施加更大壓力的機會，或是受到傳聞與評論影響組織士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更勇敢去面對一些困難的事情」。

二十年前沒有想過自己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陳梓桓停下幾秒，接著說道：「後來我覺得改變也算是另外一個東西是，我們會變成怎樣？最近有部電影《十年》，可能我們說改變，也是看自己十年之後會變成怎樣，會不會在心理上更堅強。」

文 / 林伯雍

在新、舊政府即將於520交接的前夕，海峽兩岸上頭似乎被一片烏雲所壟罩，一連串的事件，從「陸客來台減量」、「甘比亞建交」、「肯亞事件」，到「中國對台動武民意調查」，來自中國政府的威嚇性手法不斷，一切看似箭在弦上，令人迷惑。（請參閱：中國大戰略下的馬習會）

然而，如為吹散兩岸迷霧，只觀察兩岸的行為互動，必定會有所偏誤。因為所有的事件，都並非存在於真空的環境之中，它必定存在於一個複雜的整體環境。兩岸關係，它真真實實的鑲嵌於東亞犬牙交錯的權力結構之中。想要了解新政府的兩岸關係，我們勢必需要站更高的制高點，從東亞的權力結構，來俯瞰兩岸、預測兩岸。以此視野，我們才有辦法理解未來兩岸關係的變與不變。

映證中國帶來的權力結構改變，最明顯的指標便是中國鄰近國家安全政策的改變。面對中國實力成長，與中國有領土爭議、歷史議題的國家為了要快速回應該局勢發展，便開始尋求對外結盟。（圖片來源：http://ppt.cc/kA6Ri）

挑戰者的興起：崛起的中國

過去幾年，東亞在經濟層次與安全層次上，有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首先，在經濟層次，中國在總體GDP正式成為全球第二、東南亞國家協會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區開始運作(亦即東協10+1)、中國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區也正式通過，中國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其次，在安全層次，中國的盟友北韓擁有了核子武器、中國軍事力量持續快速增長、「上海合作組織」首次擴員並接納了印度與巴基斯坦、中國逐漸加大在南海地區的實際控制權，中國與日本爭奪釣魚台主權，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5年之內。上述的經濟與安全事證都明確的指向同一個發展：中國在區域中的經濟、軍事影響力不斷加大。而其中最重要的蘊含是，中國正在逐步的改變東亞的權力結構。

映證中國帶來的權力結構改變，最明顯的指標便是中國鄰近國家安全政策的改變。面對中國實力成長，與中國有領土爭議、歷史議題的國家為了要快速回應該局勢發展，便開始尋求對外結盟。中國的鄰國，包括菲律賓、越南、日本，印度，在過去數年內，分別開始尋求區域外國家不同層次的安全保證或合作。日本積極的打造民主和平之鑽（請參考: 東亞安全新局：卸責的美國與重獲集體自衛權的日本）、菲律賓則是自冷戰結束後重新歡迎美軍進駐前冷戰基地、越南則是大幅度的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而印度則是左右逢源，一方面大幅度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二方面積極的與日本、美國、澳洲，開展更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

然而，對於東亞權力結構調整對世界最重要的啟示，恐怕不是對鄰國，而是對於霸權的挑戰。中國崛起的實力與頻繁的擴張活動，使得彼岸的霸權，美國深感芒刺在背。中國以一個挑戰者之姿，重新喚醒了決策者對權力之間消長的朝夕之爭，中國更以一個修正主義者的角色，提醒各國行為者，美國不應是國際體系裡唯一的決定者。無疑，美國的霸權地位自進入到後冷戰時期，受到嚴重的挑戰。

維護霸權的美國

在挑戰者出現後，美國霸權顯然只有兩個選擇：對抗(Balancing)、綏靖（或譯姑息，Appeasement）。西方歷史上，對綏靖有其慘痛的歷史教訓。該教訓出現在二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Chamberlin）為了獲得和平而不計一切代價的容忍「納粹德國」擴張行為。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讓「修正主義者」 （意欲改變國際現狀者）益加願意挑戰現狀，使得被挑戰國的國力不斷被削弱。

西方歷史上，對綏靖有其慘痛的歷史教訓。該教訓出現在二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Chamberlin）為了獲得和平而不計一切代價的容忍「納粹德國」擴張行為。（圖片來源：http://ppt.cc/8VHJz）

相反而綏靖，唯有對抗，才能繼續鞏固霸權地位。這是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冷戰期間裡的核心政策。一個疲勞無比的霸權，如果想要維護自身權力地位，也只能疲於奔命的去面對新興的挑戰者。（Kagan, 2014）對於打破美國建國元勳念茲在茲的不介入政策，美國對權力的堅持，似乎變成了新的宿命，然而，這是霸權的宿命。

然而，顯而易見的，美國這幾年的表現，卻並非一個霸權者該有的表現。歐巴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過於保守，使得美國在烏克蘭、敘利亞、南海問題頻頻失利。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皆誓言尋求一個更能穩固美國霸權地位的政策，希拉蕊、川普、克魯茲皆然。不論民主、共和兩黨哪黨獲得勝選，下一任美國總統勢必將會鞏固其霸權地位。然而，這對於台灣，有什麼啟示？

台灣的重要性，向來與大國的權力爭奪有關。國共內戰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曾提出「塵埃落定說」。當時，美國官方對於國共內戰的態度是，「一切等塵埃落定自有分曉」。換句話說，敗亡的國民政府，並不是美國政府的核心利益，美國政府準備交涉的對象是國共內戰的勝利者。然而，韓戰一爆發，中國共產黨的「抗美援朝」大旗一扛，中共軍隊翻過長白山，美國政府才如夢初醒般的劃下反共陣線，台灣自此成為美國協防對象，《中美防禦協定》也在1954年誕生。這其中最重要的蘊含便是：台灣具備對抗中國的戰略價值。

在挑戰者興起的背景下，美國如果要繼續鞏固其霸主地位，美國至少要堅持其自1979年以來符合各方利益的賽局結果：「維持現狀」。這使得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中，美國維護臺海現狀的基調勢必加強。

日本的焦慮

日本的焦慮不僅是來自中國的崛起，更是美國政府過去幾年的保守。日本政府積極的聯絡澳洲、印度、菲律賓，要求美國政府明言「美日安保」範圍及於釣魚台、修改「集體自衛權」，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日本政府一連串的動作，不外乎是尋求更多的安全措施來讓日本獲得更安全的地位。我們更無法全然排除，日本因為其安全上的考量，尋求與台灣更緊密的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幾年前傳出，安倍首相的胞弟，岸信夫意欲推動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便是一個例證。

短期之內，日本文官的保守程度，台日之間要出現飛躍性的成長，恐怕不易。（圖片來源：http://ppt.cc/rTME9）

日本安全焦慮下的台日的合作有可能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若以敏感程度而言，台日之間的經濟貿易協定較為不敏感，雙方可以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架構下，以不涉及主權認定的方式推動更積極的合作，便是一個加強雙方關係的立即性選項。

短期之內，日本文官的保守程度，台日之間要出現飛躍性的成長，恐怕不易。除了日本文官的保守外，況日本的外交政策，更必須考量到美國盟邦的立場。然而，一個更加緊密的台日關係，是中國威脅下，日本尋求更加安全地位的合理表現。

台灣的未來

距今兩年前，芝加哥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米爾思海默（John Mearsheimer）做了一個悲觀的預言。米爾斯海默認為，在中國強大的軍經實力下，台灣終究只能走上統一一途。作為一個純然的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的考量，有其邏輯存在。然而，我們同樣不能忽略，美國霸權的決心、日本安全利益的焦慮，這些都將是未來東亞環境的變項之一。

換言之，米爾斯海默認為，與「台灣說再見」的理由是中國的強大，而促使既有霸權必須放棄某些利益，在東亞就是台灣。然而，本文的觀點正是因為中國的強大，導致在向「台灣說再見前」，必須先問過美國維護霸權的意志，與日本對安全的疑慮。而從目前看來，這些在未來20年內，中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都不足以促成此結果。

米爾斯海默認為，在中國強大的軍經實力下，台灣終究只能走上統一一途。（圖片來源：http://ppt.cc/ZJCgW）

然而，台灣的未來不只取決於美、日兩國，更取決於台灣政策制定者的決心。即便美國與日本有意願維護其自身在臺海的利益，如果台灣決策者沒有決心，美日將沒有誘因在承受遭台灣背叛的風險下介入台灣。對於台灣而言，這顯然也不是個容易下的決定。1971年的美國總統尼克森(Nixon)拋出的「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片面的改變對華政策，使得中華民國對於外援的介入，始終也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然而，如果三方同時都展現善意與平衡的決心，那麼「維持現狀」的賽局均衡將繼續維持，不向中方快速傾斜。

未來20年，如果台美日可以繼續維持這種力量優勢，至少是均衡，那麼20年後的台灣的現狀跟今天台灣的現狀將不會有太多區別，而如果新政府或未來政府想要確保這樣的未來，便必須力圖確保台灣的實力能持續鑲嵌在美日同盟內。如果台美日聯盟缺乏此默契，那麼台灣未來將非常堪憂。

2016年與1950年的國際局勢，有其類似之處。兩個年代的人，都同樣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即便如今中共並不輕啟戰端，然而今日的中共卻更加強大。60餘年前的韓戰，台灣成為了反共陣線一員。冷戰結束二十餘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看到了大國政治再次上演權力鬥爭戲碼，台灣的重要性又再次浮現。歷史是否又會再次重演？抑或是「棄台論」再次重現？此次，台灣已退無可退。

參考資料：

Kagan, R. (2014). “Superpowers Don’t Get to Retire: What our tired country still owes the world.” Retrieved April 28, 2016

林伯雍(2015)，〈中國大戰略下的馬習會〉。

林伯雍(2014)，〈東亞安全新局：卸責的美國與重獲集體自衛權的日本〉。

文 / TK

2016年4月9日傍晚，剛在華山藝文廳結束了長達三小時的TIDF選片講座，貌似實驗室團隊與本屆的策展人林木材（林琮昱）與媒體宣傳統籌何思瑩，相約在一個幾坪大的小會議室，聽他們分享這次的籌備過程與心中想對觀眾說的話。

第十屆 TIDF 策展人林木材（攝影 / 胡璇藝）

「再見真實」：在臺灣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本次「敬！華語獨立紀錄片」單元的10部片是出版年份2014至2016年這段時間，從180多部紀錄片中，特別選出來與觀眾見面的作品。林木材談到他認為紀錄片導演需要展現出「回應現實」與「關懷現實」的企圖心，這是選片團隊對工作者的期許。他說，期待這個單元可以一直做下去，讓這些沒有出口，甚至在中國官方被視為禁忌的拍攝題材，有管道被世界看到。

放眼全世界，與中國擁有相近文化背景、語言，林木材認為臺灣擁有非常獨到的位置，他也期許 TIDF 持續成為這樣的角色，讓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可以讓這些記憶不只停在保存，而是讓更多世界各地的觀眾見證這群工作者拍下的故事。

想起本屆影展的主題為「再見真實」，放回中國獨立製片的脈絡，實在是富饒意義的雙關語。

影像來源：TIDF（第十屆TIDF主視覺）

林木材認為影展的存在，並不是要去固定化紀錄片的框架與定義；二來，它在對刻板印象提出挑戰，當我們認識所有事件只一概從主流媒體接收訊息，紀錄片這種具備抵抗主流視角的平台，可以提供我們對以為熟悉的事情另一種更為豐富的視野，這就是為什麼養成看紀錄片的習慣，其實背後有一種潛在的價值──就是與主流媒體形成對抗。

民間記憶計畫：守護漸漸失去的記憶

這屆 TIDF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焦點單元「『我』的行動：民間記憶計畫」，它是中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從2010年發起的計畫，在這場至今仍保有行動能量的計畫中，他鼓勵更多年輕的影像工作者，帶著一台攝影機，回到老家，找尋「我是誰」。這群工作者返鄉，首先需要一一跟鄰居介紹自己是誰，是來自哪一家的小孩，重新與村莊的老人建立連結，嘗試守護這群長輩心底深處近乎遺忘或是被磨滅的記憶，用鏡頭記錄當時這群長者的所見所聞，如60年代左右發生的「大饑荒」。

林木材說：「鄰居願意跟我（返鄉的工作者）講的話，跟一位從來沒人見過的學者跑來這座村莊跟同一位鄰居做口述史，我想他們的回答會是不同的」。目前這個計畫已經累積超過40部紀錄片，上千人的口述訪談，甚至已有美國杜克大學建立資料庫作為未來中國研究的歷史參考。

為了這個「『我』的行動：民間記憶計畫」的推行，TIDF 團隊特別提早從三月開始做一連四場前導講座，希望作為五月影展正式開跑以前的暖身。

第十屆 TIDF 媒宣統籌何思瑩（攝影 / 胡璇藝）

本屆 TIDF 的媒體宣傳統籌何思瑩驚訝地發現這四場觀眾的出席人數與映後迴響都超越預期。她相信「紀錄片就是幫助我們看見彼此」，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第二場前導講座，看完鄒雪平的《孩子的村子》之後，一位泰雅族觀眾表示這部對於她重新觀看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格外有感觸，因而被啟發，思考做這件事情的價值，這就是觀眾透過作品反思自己是否足夠積極介入現實的最好例證。

她認為「回頭尋溯自己究竟是從哪裡來的，這是超越國族，我們身為觀眾經常會有的共同性」。對於前導講座觀眾的反饋，何思瑩也覺得自己正在見證 TIDF 如何連結不同時空的人。

當我們問道，對於臺灣觀眾想要理解中國紀錄片這件事，會不會因為難以親近中國的歷史脈絡，在理解上已經先形成了某種高度的門檻？林木材認為對觀眾而言，面對中國這個國家他們「抱持的是什麼樣的態度」，其實更是重點。他看法國、德國、日本的作品，就是當成另一個國家的作品來欣賞，既然看那些作品不需要特別補脈絡，為何看中國就格外需要？他相信放下不必要的成見，觀眾或許能在螢幕上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策展人的「敬！華語獨立紀錄片」單元私房片單

《有毛的房間》

林木材：有一群中國人在特別的家中格局無時無刻都跟毛澤東在一起，以前我沒有特別去想過這件事。他們的生活、精神、信仰，每一個層面都受毛澤東的影響。片中，講的是這些人吃飯生活聊天的內容，偶而才會帶到掛在牆上毛澤東的照片。影片看似主題放在生活的瑣事，但仔細思索，你會發現他們受到的規範，關心的事情，完全跟毛澤東連在一起。

這不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嗎？我好奇，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力量，把毛澤東推向了這個位置？這部值得看的地方有二：首先，他非常專屬於「中國」；第二，有很細膩的人類學視角。

《額日登的遠行》

林木材：一位來自蒙古的薩滿人，他的傳統職業在現在這個時代到底有沒有屬於他自己的生存空間？片中有一段很諷刺的地方是，他為了將自己的修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因此他需要獅子的鬃毛。但他現在要去哪裡得到？因為這樣，他第一次去到北京，然後跑到動物園。

回想，過去有這樣的傳統，不難想像住在蒙古原本是找得到野生動物，但像他這樣的尷尬身份今天該怎麼辦？我覺得這部紀錄片提出了這個問題。

《沒有電影的電影節》

林木材：這起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人就在事發的現場，後來透過螢幕才發現我也在裡面。它講的就好比是當今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縮影。不只講創作上的困難，而是連放映都不行。一個電影節要舉辦，遇到流氓來圍事，後來起了衝突，工作者決定報警、提告，最後發現打他們的那群流氓其實就是警察。這是荒謬的真實，但也是這群工作者今天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