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anessa 

很多臺灣同學或許很難想像，隔著一條海峽相望，對岸到彼岸的距離不只比想像得遙遠，也十分不便。這群被區隔開來的群體，不小心就成為「高教商品化」被攻擊的箭靶，既非「陸生」也非「交換生」，他們被冠上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字──「研修生」。

可是，如果我們不去問，也無須特意去分門別類這些身分，認識一個新朋友，似乎跟他要在臺灣停留時間長或短的關係並不大。

余雅君，104學年下學期赴淡江大學亞洲所東南亞組研修

原以為跟交換生一樣的權益

余雅君上學期在淡江大學就讀亞洲所東南亞組，談起當初申請研修生是並沒有特別留意到與交換生之間的權益落差，「剛開始以為除了自費，其他和交換生都是一樣的，以為只是名稱不同，」後來才知道像是會頒發給交換生的結業證書，研修生是沒有的。

他說會選擇來臺灣研修，除了覺得是當前兩岸交流頻繁，能夠開眼界、深入瞭解臺灣社會的管道，余雅君坦言自己長期關注臺灣人文社會議題，「希望能夠比較長期在臺灣生活一段時間，也能接觸到臺灣的大學生活。」而也有不少人是趕上「民國熱」的風潮，對於中華民國懷抱一種民國時期的想像，或是憧憬臺灣的民主制度。

研修生只是來觀光的？

余雅君認為開放不全然是壞事，但可能不太樂觀的方面是，這群來臺的大陸學生並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普遍是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學生，擁有較多的旅遊資本，來臺灣可以多去遊玩。他想起有一位學妹很有意思，「她還沒來臺灣之前覺得臺灣就是像課本寫的是中國的一部分，來臺灣以後就走向另一個極端，覺得臺灣是一個國家。」部分研修生被聯想成像觀光團一樣，來臺走馬看花，只能理解到臺灣的小清新或人情味，發現問題時卻不願意去瞭解根源所在。

研修生被批評是遊玩大於學習的性質，余雅君說，「如果能夠在遊山玩水之餘，對臺灣有更深一層認識是很重要的。」他期望研修生這群年輕人應該要把握深入認識臺灣的機會，「但這個要求似乎又太高了。」

邱卓怡，105學年上學期赴世新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修

今年大四的邱卓怡是這學期來臺的研修生，兩年前曾因為一場曲棍球的友誼賽結交臺灣朋友，這次來臺念書她特地帶上一箱打球裝備，恰好讓她可以跟當時認識的朋友再次碰面，平時若有空便會相邀去打曲棍球。

邱卓怡原本是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的工商管理系，申請來臺就讀世新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這學期光是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就來了三十位研修生。據世新大學研修生服務中心人員表示，一般不會限制研修生申請的科系，如果沒有學分是否能相抵的壓力，可以選擇跟母校不同專業的科系。邱卓怡坦言，相對大二、大三的學生，自己的學分壓力較小，只選了兩門大四必修課，有機會另外選修公廣系的課。

不過，在中國大陸的大四生，正徬徨於脫離學校舒適圈及走進職場之間，通常會去找實習工作，而不會選擇在這個時間去交換。因此當初一度使她猶豫這個選擇是否恰當，目前剛過期中回頭來看，她覺得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在躁動不安的這一年，能夠在臺灣社會重新認識自己。

面對有些聲音質疑研修生是來遊學的，邱卓怡自己並不否認這一點，不過她認為有些同學是愛玩的，也有些是比較專注於課業的，確實身邊有些朋友已經在短時間內去了臺灣很多地方旅遊，「他們問我你為什麼不去，但我在臺北平時並不是空閒的。」

「臺灣」仍是來臺主要動機

研修生對於私校作為一種穩定財源的可能，長期來看對於校方或學生而言，真的僅僅是買賣雙方共識的關係嗎？余雅君和邱卓怡都告訴我，如果能夠選擇以交換生的方式進來，他們也就不需要以研修生的身分同時付兩個學校的學費，但依然決定來臺灣，顯然臺灣對於他們還是有其迷人之處。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大四的學位陸生李淩風，也認為吸引研修交換生來文化大學的原因主要不是學校，而是臺灣。但是來文化大學參與夏令營或冬令營的陸生，影響到原本住在裡面的陸生，在假期時被要求清空物品讓給他們住，引起很大的反彈。目前文化大學有130多所中國大陸的姊妹校，自2010年8月，與福州閩江學院簽訂 3+1 合作辦學計畫，成立「兩岸人才培育中心」開設陸生專班，開始招收大陸學生來臺研習，除此之外也招收短期研修交換生。

李淩風認為招收大量短期研修生已經造成很多人修不到課，或是部分研修生選到卻不來上課，讓班上同學很看不慣。另一方面，他舉例，上學期曾發生ㄧ名交換生在臺北捷運嚼口香糖經勸阻還反嗆回去的事件，不只影響到學校形象，也讓陸生對於短期研修的交換生觀感更差。在陸生群組裡曾討論到某次舉辦給陸生的茶會上，有陸生直接向校方反映要求減少交換生進來。

「交流」不該是零和對抗

對照這幾年來開放過量的陸客團來臺，卻未做好環境評估與在地業者的保障，導致生態與文化衝擊，似乎讓臺灣大眾對於中國的排斥感，也轉嫁到這兩年湧進臺灣的大陸研修生身上。

猶記得，《天下雜誌》在去年（2015年）四月的專題便以「8萬陸生大軍」形容研修生的快速膨脹程度，當時引發的熱烈討論，也同時透露著臺灣對於當前高教體制處境的不安。

然而，檢討開放陸生之餘，我們是否也有機會能夠正視這個群體在臺灣社會開啟的連結，正萌生一種「長期觀光客」的影響力？──此刻對於臺灣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在開放與不開放之間形成一場消耗戰，而是要再次問，「交流」有沒有發揮應有的價值？太簡化地把「交流」看成直接移植或單純排拒的狀態，往往容易遺忘「交流」本該存在的雙方角色，彼此如何交互連結日常生活經驗。

當我們談及「交流」，不該最終只剩下零和性的對抗過程。

耐人尋味的是，對比陸生先前對於臺灣社會的美好憧憬，來臺以後發現自己其實處於體制或資源被排擠的位置，對臺灣的浪漫想像不再那麼理所當然，一邊消化著在地人的排斥情緒，一邊又生出難以言喻的哀愁，哀愁進退不得的尷尬處境，而逐漸有必要重新校正表述臺灣的語言。

但是對於臺灣人呢？我們是否有另一種可能，有別於國家、政府層級的兩岸交流，在文化認同的邊界上包容更多教科書以外的詮釋，遊走於預期與親身觀察、感受之間，既啟發在地本身改變現實僵局的機會，也追求未來想像的願景。

文 / 惠宇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洪鑫誠（攝影 / 和聲）

「來了才有辦法跟自己的歷史連接起來」

在泉州長大的洪鑫誠，曾在大學時到臺灣交換，「那一次見到的都是好的」他笑說，「可能那段時間的長度還不足以讓你看到不好的吧」，初到臺灣沒有任何不適應的他甚至還比臺灣的學伴更了解學校周圍，帶著大夥到處逛。也是因為交換的好印象，讓他在申請研究所時捨棄歐美和香港的機會，選擇臺灣。「當時我就一心想來臺灣啊！」 洪鑫誠說，因為那次開放的名額很少，競爭非常激烈，當時還真的很怕沒有書念呢！

「我是那種第一步踏上就有情結的」，洪鑫誠說，過去在泉州海邊，即使肉眼看不到臺灣島，卻還是能從長輩言談中，感受到自己跟臺灣的連結，所以小時候一直對臺灣有一些懵懂的想像。他回想起大學第一次到臺灣時，從未見過面的遠房姑婆來接他的感覺。七十多歲的姑婆過去曾是公務員，也是當年以為只是暫時來臺，沒想到就再也回不去的那批人之一。初次見面「我就覺得兩個人都有對望的那種情結」，洪鑫誠這麼說。而在臺南看到那些跟外婆家一模一樣的閩南紅房子、路上常聽到的閩南話、還有鄭成功這位「老鄉」，也都是洪鑫誠的成長背景中跟臺灣有關的連繫，「來了才有辦法跟自己的歷史連接起來」。

不羈放蕩愛自由：學校傳說中的逃課紀錄保持者

過去的洪鑫誠是讓老師們又愛又頭疼的學生，成績常拿第一名的他可以跟功課很好的人一起討論問題，也喜歡和那些老師眼裡的壞學生一起逃課、打球、去網咖等等，洪鑫誠笑說自己「至今還是學校民間傳說的逃課紀錄保持者」。比起整天都坐在教室裡做題，洪鑫誠更願意把時間花在其他有趣的事情上，「我覺得有些傳統的好學生就是沒有把握那個（尺）度吧，他如果太進去那套（應試教育的）遊戲，可能一直都走不出來，而且他越玩那套遊戲他負擔越重，越覺得輸不起」。他觀察到身邊有些同學把太多時間放在課業上，卻輸掉了生活裡其他重要的東西；而有些同學從前成績不算好，因為豐富的生活經驗，現在反而更有主見。他自己也因為課堂之外的活動，過了相當精采的高中生活。健談的他也提到，自己與人交流的養分，就是來自於過去這些跟不同人打交道的經驗。

說到自己批判思維的啟蒙，中學時老師一次「幫倒忙」的經驗讓他印象很深。洪鑫誠有一次對老師的講解提出質疑和自己跟標準答案不同的想法，老師一時理虧，表面上說他的想法是對的，卻趁他離開教室時讓全班同學又改回了所謂的「標準答案」。老師這段「無心插柳」反而讓他深刻地意識到應試教育存在的問題，也更加養成自己獨立思考的習慣。

交換時期接觸到幾位認真負責的老師，還有對兩岸及國際議題的興趣喚醒了洪鑫誠的學術熱忱，大學修讀管理學、經濟學的他，因為交換時期的經歷，覺得自己很適合做連接兩岸的橋樑，也想學比較扎實的學問，而臺灣的步調很能讓人沉住氣好好思考，當時就打算研究所選擇到臺灣來。不過，他也提到，自己並不認同臺灣的學校也熱衷於比拼世界排名這件事，推崇英文、比拼數量的「論文競賽」並沒有讓學校辦學水準獲得顯著提升，這類「面子工程」反而可能降低了臺灣各大學的核心競爭力和教學品質。而大陸近年也開始反思大學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本爭取排名所帶來的問題，相比之下，規模較小、老師少但平均質量較優的臺灣學校，顯然更不適合這種「以量取勝」的評比模式。

如果陸生不叫「陸生」呢？

洪鑫誠並不喜歡稱自己為「陸生」。

用洪鑫誠的話說，「如果一個詞就可以代表巨大的意涵，這樣恰恰像是什麼都沒說」。扁平化的既定印象，不僅讓人先入為主地去框架對一個人的認識，也讓每個人的差異消失了。然而，「陸生」這個詞背後，其實是一個又一個不同的生命故事。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都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而有不同的價值觀，如果只看到表面概括的詞彙而不去了解背後真實的故事，就沒法看到詞彙背後活生生的人物和每個人的不同。

「陸生」這個詞之外，自我介紹時洪鑫誠更願意說自己是「泉州人」而不是「大陸人」，就像是在臺灣，大家也會說自己是臺中人、臺北人那樣，從稱呼上可以提醒自己要從多元的視角去看待兩邊的差異。他也提到，現在對於對岸的描述都太過於簡單，尤其是「教科書就很容易讓人懶惰」，一句話就簡單概括了幾十年的歷史，「當你用一個概念在說一個整體的時候，我們都是在提供很粗糙的資訊」，「總是少了一點謹慎吧」他說。

他分享自己和朋友在討論兩岸議題時，被稱為「天然獨世代」的臺灣朋友常有個疑惑：「我為什麼要認識中國？」對此，洪鑫誠說，「也許這不是你們的義務，卻是你們的權利。義務之外的事情當然可以不做，權利不用則未免有些可惜。」除此之外，他也常碰到很多人只去過其中一個城市就把那次所見所聞當成自己對整個中國的認識，「你可以說那是你對某一個城市的『記憶』」，但他指出，這些個人對單一地方的印象，並沒有辦法完整真實的呈現整個中國，若能區分開來，用更多概念一起架構對中國的認識會更好。

因此，洪鑫誠總對想要認識大陸的人說，對大陸「不要想全部理解她，但也不要拒絕一點一點地認識她」。即使臺灣不小，大陸相比起來還是太大了，每個省、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單獨代表整個中國。「如果臺灣人不了解這些複雜的情況的話，很多時後就無法理解大陸人」他說，「（大陸的）內在複雜性太大了」。

「交流這件事情已經是常態了，但理解並沒有」

如果只看到表面概括的詞彙而不去了解背後真實的故事，就沒法看到詞彙背後活生生的人物和每個人的不同。（攝影 / 和聲）

從最早的開放探親，到現在的自由行、陸生來臺就學，民間各式各樣主題的兩岸活動，還有近年政府積極推動的官方雙邊合作，兩邊交流越來越多，理想上這些越來越頻繁的交流活動應該能夠促進彼此更多的了解，但洪鑫誠卻認為，「交流這件事情已經是常態了，但理解並沒有」。他以來臺灣讀書的這批人為例，大環境的政策對陸生不友善，讓很多本來對臺灣有好感的人來臺之後反而產生厭惡。另一方面，能到臺灣來自由行、求學的人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回去之後除了經濟上的追求，很少人有機會去反思公共事務上是不是有制度不完整的地方，在討論經濟問題時，也容易對比臺灣的政治「亂象」和低迷的經濟，而更嚮往大陸的快速發展。

「說實在，民主、自由是抽象的，而且當你長期身處其中時，你常常是無感的，只有未來你遇到不民主、不自由的時候，你才會懷念。」也因為兩岸的政治現況，實際上不太可能像一些觀察者預期的，陸生因為在臺灣受到所謂「民主薰陶」，回去後促進大陸的革新。

土地上的真實連繫：「不做這些事情的話，我們會以為臺灣就是臺北」

那這批來臺灣讀書的人能產生什麼影響呢？我問他。「最能改變的就是認知吧！」不只是往來讀書的學子，還有他們的家人朋友，親身經歷、和土地產生連結後，可以修正彼此原先的認知，對兩岸的了解就更加真實。

他分享自己對臺灣的進一步認識，不少是從以前每次離開臺北去找在新竹的女友、或是離開臺北去其他城市旅行時，一點一滴建構出來的，「不做這些事情的話，我們就會以為臺灣就是臺北」，「但是臺灣當然不只有臺北啊！」他說，「包括我覺得我自己搬出去住，有個好處就是真正成為社區的一部分，每天要追那個垃圾車（會和鄰里形成默契），你就懂了嘛」，比起走馬看花的過客，或短暫駐足兩三天的旅人，融入社區和土地有了真實連結後，才算是真的在臺灣生活過。

其實不只是像洪鑫誠這樣的學位生在臺灣的生活體驗，洪鑫誠觀察，許多交換生也因為認識了同學、或是去同學家裡認識了他們的家人後，跟臺灣產生了更緊密的連結。當這塊土地上有你真正重視、還想在未來跟他保持聯繫的人時，彼此肯定都會努力維繫和平，這樣大家不管在表達上或是行動上，就會更想往和平的方向走。「跟他有關係」讓這批人對臺灣的理解不再只限於媒體或官方的宣傳，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周圍的人如何認識對岸。

對望與回看：讓那邊更了解這邊的事

「必須承認在這邊我們不會被完全接納，回去可能也是。」但洪鑫誠說，如果換個角度來想，又懂臺灣又懂大陸，其實很適合扮演溝通的角色。「我覺得我一直在寫作就是在做讓那邊更了解這邊的事情」，能盡一份力讓兩岸都更了解對岸，這樣也很有價值。從交換時期到研究所這兩年多的經歷，接觸到越來越多人，有人不理解卻也有人表示支持，作為一個社會觀察者，洪鑫誠選擇用文字連結自己與世界，溝通這邊和那邊，有機會，他也想要把想法寫成書傳下去。

被問到將來的打算時，洪鑫誠認為自己是個四海為家的人，不一定要一直待在哪個地方，但一旦停留過，就有很深的情感會常回來。對於未來，洪鑫誠說他快要放棄直接繼續攻讀博士的念頭，轉而考慮要不要先當記者或創業，讓自己累積更多的社會觀察後，再將經驗帶回學術研究的領域。除此之外，他也想當個能促進兩岸民間更多交流的社會活動家。學社會科學的他對自己的期待是當個學以致用的知識分子，「也許不會進到體制內，但我還是會想去發揮影響，至少爭取做一些建言獻策，推動有溫度的兩岸交流吧。」他說。

文 / 許鈺羚

真人圖書館活動分成三組焦點對談（攝影 / 吳易珊）

貌似團隊在2015年上半年的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告一段落後，在六月十三號舉辦了實體發表活動 ──「陸過一道牆」，活動分為座談、團體動力與真人圖書館等幾個部分。

其中「真人圖書館」部分，原本是以圓桌論壇為發想，後來發展成真人圖書館的形式。讓臺生與陸生分別擔任主持與與談人，和其他陸生或臺生等不同的參與者進行對談討論。 三組焦點對談分別是：「我的音樂記憶」、「 『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以及「如何『成為台灣人』？」三大主題。

場地側邊開了一排窗，採光非常好，當天下午日光斜斜打下，照著場上的每個人，大家依組別圍著桌子坐。在活動進行中，參與者可自由在三大桌之間移動、參與不同圓桌主題的討論，形成一個流動討論的活動空間。

「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 ─ 爭權維權者的回望，所為何者？

同樣曾經或正在身為爭權者的主持人白蛇和與談人余澤霖，都分別有一段為各自所屬的群體爭取、維護權益的經歷。在余澤霖組織了陸聯會、白蛇卸任東吳學生會長後，這樣的時間點上回望，試圖去勾勒出爭權者角色的模樣，焦點對談或許是再適宜不過的形式，往往我們透過觀看他者的案例，才更能明晰意識到自身的形貌 。

「很多社會議題是在你受到影響的時候，才會走出去關注。」，回想最初來台余澤霖也是因為當初陸生來台時無法自辦手機的問題，漸漸背負陸生維權者的形象。（攝影 / 吳易珊）

白蛇提到，學生代表作為一種爭權者的形象時，很常會出現一種自我神話，這種神話的背後是不斷的自我說服，說服自己該去關注、說服自己該去解決，並不斷將這些責任攬上自身，而這些過程在爭權者與他所屬的群眾間，是不容易被看見的。

關於爭權者之所以為爭權者，是站在什麼樣起點而出發的？余澤霖提到，不如其他人所想的，一開始他也不是主動關心這些權益問題的人，對於一項議題參與的開始往往是來自很生活化的面向，「很多社會議題是在你受到影響的時候，才會走出去關注。」，回想最初來台余澤霖也是因為當初陸生來台時無法自辦手機的問題，漸漸背負陸生維權者的形象。

陸生是否投入於爭取權益的行動往往取決看待這些源自日常生活的議題對他們的重要性，但余澤霖從手機事件觀察到，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期望透過體制或法治的改變去解決問題，許多人採取其他更具有彈性的方式，像是藉著他人的名義申辦手機，或乾脆不使用手機；他因此發現，不是每個人都對同一個議題感興趣。對議題不斷自問自答的探尋過程，最終或許不過是爭權者們自身的歷程，而不是群體的。

爭權者到群體的距離：回歸日常耕耘

在期許所屬群體的成長中，爭權者何德何能去定義何謂成長？如何能要求群體去理解你探尋的議題？爭權者的自我說服與思辨反而造成一種落差，這種落差呈現為一種對現實的不察，對他人的不解，好像你是個替大眾著想的人，而世人皆不懂你一樣。

這樣的發現伴隨維權行動的持續，奠定了「爭權之路往往孤獨」這樣的基礎。余澤霖提到在推動議題時，試著替大家多努力一點便開始有人批判他「想紅」、「求名求利」，而感嘆道「當你去思考一個群體時，群體不一定去思考你」，但在爭權維權的路上，似乎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余澤霖在最後反省到，在爭權的路上很多時候，追著大議題跑、喊口號、生產論述，都勝不過慢慢地經營身邊人對於議題的認識，進而促進身邊的人去關注、去參與；爭權的路上反而得回到最簡單最日常的面向去耕耘，避免陷入一種專業的運動使人難以參與。白蛇也總結，真正的爭權與維權往往從先讓人意識到甚麼是權益開始，所以才需要默默慢慢地耕耘。

在「『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的主題下，這桌的討論似乎獲得了某種共識與共感，然而陸生與台灣學生，在這三個主題中又有哪些因為對彼端的探尋而經驗到的異處呢？

  如何「成為臺灣人」？  三限六不下的其他管道：導覽的觀察與參與

主題「如何『成為臺灣人』？」的與談人輔大歷史系的祝常悅也是在陸生工作權的政策限制下，受到影響的陸生之一。

「當志工成為了習慣，我就開玩笑說我失業了！」（攝影 / 吳易珊）

認識臺灣在地文化的方法有很多種，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的祝常悅坦言選擇去當導覽志工，最初跟陸生的「三限六不」規範有一點關係，在首屆陸生來臺那時候，不能打工也不能實習，「就是除了學校社團以外，在這個社會上你什麼都不能玩。」後來看到台北故事館招募志工的消息，她覺得很有意思，是無酬但可以實際進入當地生活的一種管道。

台北故事館坐落於市立美術館對面，在日治時期是招待各國茶商的洋樓。自2003年由陳國慈女士認養並贊助成立「台北故事館」，直到今天四月停止開放。祝常悅笑稱：「當志工成為了習慣，我就開玩笑說我失業了！」現在她在寶藏巖當志工。

這桌的主持人Vanessa邀請祝常悅來講真人圖書館的時候，兩個人都不確定題目要訂什麼。後來聊起祝常悅當導覽志工的經驗。她作為陸生，以一種殊異的管道參與、認識臺灣社會，讓學校教室被延展到古蹟再生的現場。覺得很有意思，於是便訂了「如何『成為臺灣人』？」這個主題。

他者記憶中的活歷史

她回憶起帶導覽的時候，時常會被遊客好奇問她聽口音不像是臺灣人，但聽她導覽的時候「又特別像臺北人」，「我說可是我永遠都比不了那些出生在臺北，從小在臺北長大的人。」

祝常悅舉例，她去年底曾在故事館遇到一個老爺爺，老爺爺的日語說得比台語還好，但台語不太會說。爺爺向祝常悅描述居住的地方：「你都不知道我小的時候整個中山北路上，是日治時期的木頭房子，但臺北大轟炸的時候基本上都燒光了。」因此爺爺看到臺北故事館的建築風格特別有感觸，就算不知道巴洛克風格是什麼，也找得到其中歷史的線索。

「我之前都不會描述故事館是處在什麼樣的城市裡面，那天跟他聊過以後，我突然間就覺得，我從別人身上建立一個歷史記憶，在給其他人遊客講解時，那種感覺就更真切了。」祝常悅想，「雖然那份歷史記憶並不是我的，但我可以通過導覽工作，從別人身上得到它。」

導覽的意義：我不是為了假裝自己是台灣人

祝常悅的歷史科系背景，對於導覽工作會不會有更細膩的講解方式？她說對自己導覽工作的要求是不背稿，「有些客人非常喜歡故事館的展覽，即便他已經看過很多遍了。他因此認識我就說，常悅你每次講得都不一樣。」她培養了查找文獻檔案的習慣，讓講解內容更具深刻的歷史視野，「我不是為了假裝自己是臺灣人，要對這個地方很瞭解，而是我覺得如果我要把這裡介紹給另外一個對它陌生的人，我需要有一種熟悉或知識，如果沒有的話，我會覺得很慚愧。」

祝常悅說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個導遊，她認為歷史是真實的、生動的，當她講故事給別人聽的時候，是有意義的。例如她從導覽中獲得最好的一次回饋，是為一位住圓山附近的國小男孩導覽大龍峒地區的歷史地理關係，他非常喜歡。從清末的保安宮到日治的臨濟禪寺，再來是故事館到中山北路、往下大同大學、蔡瑞月舞蹈社、少年教堂等。當時配合一檔叫做「走過中山橋」的特展。以展覽配合走讀，來介紹橫跨基隆河、有三代歷史的中山橋。最漂亮的第二代中山橋在2007年遭拆除，第三代反而變成現在常見普通的高速公路建設。

之後她在另一場導覽再見到這位男孩時，他跟爸媽一起來。「看到那跨在基隆河上我覺得很醜的中山橋的時候，他就說：『那個大姊姊跟我講，嗚喔！以前的中山橋多漂亮多漂亮…然後上面有多少個青銅做的路燈。』他記得非常清楚，橋是拱型的、是那時候典型的剛出現水泥造橋的工業技法，他講得像專業的一樣，我都聽傻了。」

當時祝常悅才領會到什麼叫做歷史記憶的傳承，那樣的傳承體現在：一個小孩子如何愛他生活的城市。「他要看到實實在在會留下來的照片、聽到那種故事，他才會知道台北不是他今天一出生下來看見這個樣子，他走過了什麼樣的路，它不是一個導覽觀光，它不是一種旅行，它對一個小孩子的生活、在這座城市的生命有意義，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挺感動。」

 「我的音樂記憶」 ─ 訓練有素的拐彎

而另一主題「我的音樂記憶」的與談人楊心韻在音樂方面，也有她對於中國、臺灣兩地差異的觀察。這次交換的想法很多都圍繞在透過音樂為「中介」的「文字記憶」。

目前就讀輔仁大學四年級的楊心韻是一位杭州人，主修德文，也修了很多哲學系的課。心韻很客氣，多次表示她不是那種鑽研音樂的深度樂迷，被問到以前在中國唸書時為何不聽音樂，她解釋說自己是「一投入就無法抽身」的那種性格，感到好奇的領域會一直往下挖，很有可能就不讀書了，而在那個升學就是一切的時期，她將全部的生活重心放在唸書，自然沒有餘裕關注音樂。

心韻在不少社運現場聽到閩南語、客家語的樂曲，她發現歌詞大多是正向表述。相較之下，中國的創作基底都比較悲傷，而且歌詞不太從正面單刀直入。（攝影 / 吳易珊）

歌詞與言論審查

來到臺灣進到大學生活後，她才開始累積一些自己的音樂觀察。心韻在不少社運現場聽到閩南語、客家語的樂曲，她發現歌詞大多是正向表述。相較之下，中國的創作基底都比較悲傷，而且歌詞不太從正面單刀直入。

談到中國與臺灣獨立音樂人的差異，她談到從養成環境與社會氣氛的差異。創作人李志用〈人民不需要自由〉看似非常安全的歌詞反諷實際上人們感受到的價值。另外一位創作人周雲蓬寫〈不要作成都人的孩子〉涉及中國各地社會事件的反思。例如克拉瑪伊大火、沙蘭洪水、高呼「領導先走」的重大災害、地層成都毒販與山西煤工的孩子等，每個村落都有各自的印記，都被周雲蓬隱晦地以城市之名代之，以躲過審查制度。

環境不自由，許多中國藝術家的不滿無從宣洩、說話時要先自我審查，腦中真正想寫的歌詞，有一半不能出現在作品，需要各種轉化。她認為大多中國的獨立音樂人因而是社會活動者、詩人或藝術家。回看臺灣的創作人，在寫歌的養成環境，則不需要經過這一段手續。

智元在活動結束後也反思到：「若要說臺灣的歌者、創作人走來『一路順遂』，戒嚴時期到解除戒嚴這近四十年的臺灣音樂發展史，又大概會給心韻更多不同的認知。」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民風開放，臺灣的音樂在歌詞上的更迭，也經歷了不少的改革。從一開始的「服務、淨化人心」之功能，漸漸允許販賣對人間的憤怒，或是孤影自憐的情傷。

關於如何回應言論審查，心韻則笑著說，牆內的人想查某些特定議題，比如：某首被當局禁播的歌曲，不一定要透過翻牆，但是查詢的人要知道這位創作人被禁的是什麼東西，才能想辦法挖出來。政府不會做到全部都禁，但是你要知道怎麼運用技巧找到你要的東西。

生活在別處：南方與北方的異地飄蕩

中國的面積遼闊，音樂從南到北也容易出現風格上的明顯差異。心韻說，歌詞常常會提到：南方的姑娘、北方的漢子，而她自己的家庭就是典型這樣的結合。「北方的人想去南方，南方的人想去北方，總之，人們會很自然想去追求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概念。」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心韻說中國學生來到臺灣的KTV，很愛唱〈忠孝東路走九遍〉這首歌。最初，她只覺得是一首情歌，而聽在即將道別的人耳中卻另有一番滋味。

「這裡是我們即將離開的地方，大一大二沒什麼感覺，大四的人唱哭了。」

異地生活的人，是伴隨著各種移動過程，開始體驗到原先想像的異地風情轉變為眼前的現實。從親力親為中產生的異同、碰撞與辯證，便是理解的開始，是到達彼岸的路。（攝影 / 吳易珊）

身為一位『生活在別處』大學畢業生，拿到畢業證書以後，在一段效期以內就要離開臺灣，很多證件會即刻失效，每當他回憶起這段時間，那塊記憶像是全部被抽離似的。

「要走了，臺北真的成為了一塊傷心地。」

回到音樂，她說道，那些歌詞描述的，是都市和非都市的區別、北上南下的感覺。在現代中國社會中，描寫的是不同城市之間的流動，身為陸生也更能理解這樣的異地經驗。

異地生活的人，是伴隨著各種移動過程，開始體驗到原先想像的異地風情轉變為眼前的現實。從親力親為中產生的異同、碰撞與辯證，便是理解的開始，是到達彼岸的路。

無論是考上臺灣研究所的余澤霖還是即將離開的祝常悅與楊心韻，都各自帶著這段臺灣記憶與經驗往不同方向去。余澤霖因為外地人的身分開始了爭權者的路，祝常悅帶著在臺灣導覽的人文經驗前往下一個國家，楊心韻則觀察到異地台灣與自己家鄉音樂人的不同之處。

三組主題對談尾聲，真人圖書館到期歸書，但每桌的討論交流與彼此理解看來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提供場地的店家上來催促收拾，場上人仍意猶未盡繼續討論與交換聯絡方式，或三兩合照，相信大家對彼此的異地經驗都得到了不同層次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