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浩容

【前言】

如果這兩年你去過香港，你就會深切感受到香港人對講普通話的人有多友善。也許你會為自己的國籍不是中國而叫屈，但對港人而言，他們不滿的重點不在是否分辨得出說話者的來歷。如前些日子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到近日香港雨傘革命，年輕一代對身處土地與中國幾十年來含混不明的主體關係，要求有一個清楚的定義，並以此為基礎，對未來發展做出具體實踐的規劃。

與此同時，當激情在社會這棵有許多分枝的大樹點燃火苗，除去激情，我們還是要仔細看看到底在現代的教育環境中，苦幹實幹，賣力前行的中國年輕學子們，他們是抱著何等強烈的企圖心，又以什麼樣的態度與心情在建構人生道路中學業這一關奮力前行。

香港幾間資金雄厚的TOP企業，每年都會舉辦餐會邀請香港各大學的優秀學生參加，這是一個產學交流的社交場合，同時也是各大企業預先徵才的會場，而只有各校排名靠前的學生才有機會參與。一間航運公司的高級主管表示，「這幾年參加的大陸學生比香港學生還多。」

撇開主權議題與對政治的反動，我們還是得回歸到個人自身。我們處於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要競爭的對手放眼望去，如何與各個國家的優秀人才競爭，如何走出一條立足台灣，傲視全球的道路。

摘去國族的大帽子，我們每個人都得捫心自問，「我們準備好了沒有？」、「我們付出的多少努力？」、「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未來該何去何從？」，並撇開盲目的揣測，試著去瞭解「那些比我們更努力的人們，他們為什麼努力，又怎麼努力？」，進而反思自身，我們到底該怎麼振作起來，好好活下去。

受訪者小介：孔瑤竹

◎ 目前在香港就讀什麼學校，修習的專業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 妳來自哪裡？
北京。

◎ 班上有多少位大陸同學？
超過半數吧，十幾個。

【訪談實錄】（提問者為作者，以下簡稱「我」。受訪者簡稱「孔」）：

我：您會覺得香港人普遍對中國來的留學生不友善嗎？

孔：不覺得不友善，有時候反而覺得過分友善讓我覺得有些客氣，像客人。

我：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到香港讀書？中國學生到香港讀書有什麼條件限制，可以請您簡單介紹一下考取香港學校的辦法嗎？

孔：內地的研究生考試制度很苛刻，香港申請容易一點也自由一點，只要成績好就可以了不用參加什麼「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試。

條件限制的話，香港學校對內地學校瞭解比較少，大概只知道211、985的學校，有些學生申請就很多障礙。比如說像我本科的學校既不是211也不是985，可是在內地也是很難考取的學校，只是因為上升太快，和它的國際知名度不匹配，所以本來想要申請醫科，最後只能申請到中文。

內地學生考取香港學校的本科不算複雜，憑高考成績加上簡短面試就可以，面試官會由香港飛來北京統一面試，不用擔心費用。申請研究生的話就要用大學成績單和語言成績單，還有兩封自己教授的推薦信。非在校生也可以憑公司的推薦信申請，總之機會是很多的。

我：香港生活和北京生活有何不同？

孔：北京太大了，街道寬闊得不行，房子也大。而且北京人有一種「天子腳下」的天然優越感，做事情不緊不慢，一定要擺足派頭。

香港人多地少寸土寸金，我在香港租住的房子兩房一廳有廚衛，加起來都沒有我北京家裡的一間臥室大，現在的臥室只有北京的洗手間那麼大。

出行方面，北京很多人喜歡騎自行車，我中學的時候一直騎車上學，覺得很浪漫，天氣好的時候真是很享受。可是香港很多道路是單行，更加沒有給你騎腳踏車的地方了，道路坡度也蠻大的，不像北京平坦，也不適合騎車。還有食物很貴，也有可能是我在北京從來不用自己去超市買東西，現在發現每週在超市花上千元也是挺崩潰的。

我：就您所知，來香港讀書，和在中國內地讀書，有什麼不同教育文化差異？

孔：香港老師講的少，讓學生自己講。剛來的時候每週都有presentation 很不習慣，很害羞，覺得為什麼不能只是交一份報告呢。內地的老師講的也少，不像外面傳言「一言堂」，他們只是給你很多文章去讀、去寫、去做實驗和發文章，你不想做他們也不管你，但是最後還有考試，不及格你就完了。

我覺得兩種教育方式都挺好玩兒的，不必說香港的就特別優越，看你適合哪種了。

我：畢業之後您想留在香港工作，還是回中國內地？回去會選擇什麼城市，又是以什麼為考量？

孔：我本來是打算留港的，工作也已經聯繫好了，但是父母還是不肯，想讓我留在北京，他們能照顧到。我覺得北京也很好，我最喜歡北京。上海也好，香港也好，沒有什麼大區別，隨緣就好。

我：您平時有接觸台灣留學生嗎？他們的表現如何？

孔：班上有臺灣學生，但是很少，平時很靦腆，有禮貌，做功課也很認真，覺得就是普通的好孩子，很好相處。

我：我曾聽某公司的高級主管告訴我，近幾年大陸學生在校表現確實優異，力壓港生。請問是什麼動力使得這些學生的企圖心和認真程度特別高？

孔：內地赴港學生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家境優越，來讀商科，然後回家接手家族企業，這種自小耳濡目染，大多很早就預備學習的充分條件。還有一種家境普通，花了家裡那麼多錢來學習，不敢不努力讀書，自己會管理自己。

另外，內地學生能夠拿到香港學校offer 的，本身也是成績比較好的喜歡讀書的學生，成績比較好是很正常的。

我：您怎麼排遣學習壓力？學習方面您有什麼訣竅嗎？

孔：我本來就是很怕沒事做的那種人，做不好我就反復做，正好可以殺殺時間。另外也會通過買東西放鬆心情，女生大概都懂這一招……

我是由醫科改到文科的，其實困難蠻多的，很多書沒有讀過，很多理論沒有聽過。但是我一直認為學醫的人比較能吃苦，沒讀過就熬夜讀唄！沒學過就隨時問隨時查唄！只要你想做就行。

我：行醫是妳當初的理想嗎？放棄學醫，其實還有不少科系的選擇，最後妳選擇中文系的考量是什麼？有件事情挺有趣的，我今年擔任台灣一校醫學系老師的教學助理，學生都是醫學系的學生。這門人文課程是「醫學與哲學」的人文課程，妳讀醫，又讀了文。台灣的醫學系這幾年越來越重視醫學生的人文養成，妳認為讀文科之後，對妳過去學醫的知識與經驗，有什麼影響嗎？

孔：其實我也說不好我的理想是什麼，就是覺得救人挺有意義的。其實我中學的時候雖然學理科，但是中文成績最好，所以不能繼續讀醫科以後第一反應就是我還可以讀中文。

我覺得醫學與哲學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你學化學的時候會發現，微觀化學就是物理學；學物理定律的時候會發現，廣義的物理其實就是哲學，研究的就是宇宙的道理。說回醫學，人就是宇宙的組成部分，人生就是宇宙的縮影，古代中國哲學也好文學也好，也有「物與我而為一」的提法。這種共同的認識還有很多例子，我覺得哲學是統領其他學科的一個特殊學科，因為你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工作做得再好也只是匠人而不是大師。我覺得如果我先讀中文後讀醫學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什麼叫悲天憫人，救死扶傷。

我：已您為例，現在大陸九零後的學生們，多數人求學的普遍願景是什麼？

孔：有一些是就業壓力。大學本科畢業生在內地已經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了，必須要一直往上讀，尤其是名校畢業的話，競爭壓力會小很多。還有就是父母覺得學歷高比較有面子，我是因為暫時還不想工作，還想在學校裡面過幾年輕鬆的生活。

我：妳心中理想的工作是什麼？

孔：有過很多，醫生，模特，員警，現在最想做編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概可以奉旨看閒書吧！

我：讀書對您而言，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孔：最現實的意義就是能幫助我找到更好的工作，過更好的生活。但是最大的意義是確實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不那麼狹隘，不那麼焦慮。比如香港「占中」事件，以前類似的事情我也會覺得「非黑即白」，會站隊、會憤怒。但是當讀過很多古往今來的歷史事件，當你能夠明白那些人所處的環境，他們的心理，他們的壓力，你就能夠包容地看待所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這些都來自更多的學習和閱讀經歷。

我：胡適曾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以說，透過對歷史的瞭解，我們能夠用更寬廣的眼光，以及更寬廣的心去面對所接觸到的種種社會現象。我自己在學院裡頭學習，在學院外頭工作，特別有一種感受，就是要怎麼把所學的知識與思想與社會上已經脫離學院，忙碌於生活的人們做推廣與交流。好比我之前去中國，內地和一線城市、大學生和打工的年輕人，彼此之間彷彿使用的是兩套語言。妳認為妳所學的經驗，以及妳的寬容思維，該怎麼傳達給其他人，產生正面的影響？

孔：我覺得我自己最怕別人試圖教我什麼，所以我也不去刻意教別人什麼。他們應該自己去體驗，然後得到的是他們願意要的。比如說我說「朋友，你們占中不會影響中央的決定你們只是在消耗香港的生命力」，他們絕對不會聽，我們就等他們自己去想，自己修正，這是他們的權利。再說誰沒年輕過，我們也有六四，我們還有文革，不都是錯誤麼，憑什麼不讓別人犯錯呢，憑什麼不讓別人選擇呢。為什麼包容比自由重要呢，就是因為有包容才有自由。

我：可以請您談談成長過程中，父母採取的教育觀嗎？那一代的家長們，對孩子們的期望和這一代年輕人想要的，有什麼相同和相異處呢？兩代之間又如何能和諧相處？

孔：我父母不太管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學習，他們只看成績，如果進步了就繼續不管，如果退步了才會管。他們不指望我們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就希望我們能有穩定的生活就行了。但我和我的朋友們反而覺得我們只活幾十年，真的很想做些有趣的事，有挑戰的事。好比那些參加「占中」或者反對「占中」的人，其實他們就在做一些特別感動、不一樣的事，不管是對是錯，有一種浪漫的理想主義情懷——我覺得上一代人可能經歷了太多苦難，所以不太有這種「情懷」了，可這對我們這一代人卻很重要。

我：這點很有意思。我記得去年在華東師大交流，和碩士研究生一起討論歷史學，談到研究的才能，以及研究的情懷。又想到台灣這兩年，村上春樹說的「小確幸」成為一種瀰漫在社會中的價值觀。好像在這個台灣經濟面臨重大考驗，對未來道路感到徬徨，卻又無法回歸到上一輩對工作、婚姻等價值觀，吃著父母的老本，無限延長尋覓人生道路的時刻，能夠從微小的事物中去發現生活的美好，成了一門活下去要有的感受力與想像力。那麼，妳所提到對中國這一代年輕人的「浪漫理想主義情懷」，是從什麼地方發芽的呢？有什麼重要的人物或文本，可以訴說這一由衷之情？

孔：我自己是「大院兒子女」，所以也讀了一些所謂的「大院兒文學」，那些主人公全都有家裡安排的穩定未來，但是不管是現實中還是小說中，很少大院兒子女按照這種安排好的方式生活，許多我行我素，過著遊俠一樣的生活。

這就是一種情懷，它跟我們父輩們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理想不同，我覺得它反而是來自於相對穩定的生存環境，我們這一代人不愁溫飽，也相對自由，所以開始關注自身的成長和生命的意義。我想當我們的社會發展得再進步一點，我們連對享樂的追求都不那麼迫切的時候，我們中會出現更多真正的有學術追求的學者，現在我們這一代人大概生命格局還是不夠大，還是局限於關注自身的接到所以我們優秀的學者並不像香港、臺灣那麼密集。

【結語】

孔：我覺得所有的經歷都是有價值的，不論今天做了什麼，留學或者工作，「占中」或者「反占中」，堅持或者放棄，事後一定要去回味、反思，這一切才有價值。所以這個小的訪問對我來說也是一次很好的反思的經歷，非常感謝。

我：瑤竹客氣了，就是很多事情不懂，才會殷切希望能請益諸位朋友。妳回應中體現的勇氣跟理念，都著實的在客氣但不失堅定，絕不客套的話語展現出來。我特別喜歡妳說的「最怕別人教我」這一點。我也認為「莫好為人師」是很重要的，有些事情就是需要經驗做為思考如何生活下去的材料。

謝謝妳願意提供自己寶貴的經驗與想法，讓我和其他在台灣成長的人們可以褪去無謂的想像，擺脫各家媒體的一言堂，更直接的瞭解當前這一輩年輕人的想法，深感榮幸。

文 / Vanessa 

郭豫謙，今年於淡江大學資工系畢業（攝影 / 和聲）

從冷眼旁觀到返港佔中

去年9月28日黃昏至29日凌晨，香港警方對於「佔中」抗爭者展開大規模的驅散行動，不僅施放大量催淚彈，並威脅要向群眾開槍，這是香港防暴警察近九年以來首次使用催淚彈，造成百人受傷。當時臉書上傳來各種消息說會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很多人都不太敢相信，在淡江大學資工系念書的港生郭豫謙也坦言，起初對於「佔中」行動是冷眼旁觀，9月30日毅然決定回去香港「完全是一個意外」。他回憶，那時候跟香港的朋友還閒聊打趣說：「如果真的開槍就回香港幫忙啊！」沒想到半小時後，現場真的施放催淚瓦斯。

但武力升級並沒有驅散成功，反倒激起了香港人民的憤怒，以及對於政府暴行的強烈不滿，每當催淚氣體散去，人群就再度佔據主幹道，而群眾開傘抵擋胡椒噴霧的景象也成為「佔中」行動的鮮明標誌，也就有「雨傘革命」之稱。

郭豫謙感慨那次回去，原本以為可以帶著在臺灣參與318佔領立院運動的經驗幫上一點忙，卻似乎使不上力。「剛去香港是抱持著跟很久不見的朋友見面的心情，」他因為剛好認識上一屆的學聯，和一些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城大」）學生會的朋友，心想或許透過聯繫他們看能夠幫什麼忙，沒想到學聯與城大學生會的關係現在變得這麼疏離。他補充解釋，或許也是因為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比較有話語權，相對來說，城大規模比較小便處於較邊緣的地位。（編按：日前城大已透過公投退出學聯）

在佔中期間的某個凌晨，一群人在政府總部前的廊道睡得東倒西歪，忽然有一些身穿便衣的人拍肩試圖叫醒躺在地上的抗爭群眾，請他們讓開，當時郭豫謙發現這種景象，跟朋友討論覺得奇怪，便站起來大喊：「大家等一下，我沒有說要不要退，但先想一想我們在幹麻呢？現在看看那一群人有戴警察的識別證，他們是穿便服，現在是警察叫我們讓開欸！」此話一出，許多離開位置的人察覺到異樣，紛紛又坐回來，他笑說，或許這可以算是對「佔中」行動的一點貢獻吧。

為了避免警察再度使用催淚彈驅散，現場抗爭者不只帶上長柄雨傘，有的還會全副武裝，「衣服是全黑，然後戴眼罩、安全帽，整個看起來就很胖。」郭豫謙形容當時自己的面孔幾乎只剩眼睛外露，沒想到還會被朋友一眼認出來。曾經看到警察對他的朋友叫囂，兩邊僵持不下時，郭豫謙模仿跟警察對峙的狀態，走上前直直逼近警察，說：「講規矩好好講啊！」、「躲什麼呢？」因為是全罩式安全帽，很難分辨出他的面貌，臉都要貼上去了，反倒迫使警察一步一步退後。

自臺灣318運動，郭豫謙從起初守議場八號門，後來在議場二樓，也持續關注退場以後的抗爭行動，但對於回香港聲援爭普選這件事，他說不打算去，是因為覺得自己心理還沒準備好，還沒整頓好318以後的運動傷害，「我已經整個心碎變成塵土了吧！」郭豫謙時常對於身邊事物心不在焉，直至今年從淡江大學畢業以後才逐漸好轉。

郭豫謙說家裡的兩隻貓，是他度過心碎時期最重要的陪伴。這兩隻貓是在去年八月出生，同一天領養帶回家的，剛好現在滿一歲了。（圖 / 郭豫謙提供）

香港人為什麼要參與臺灣社運？

參與過連續三年籌備六四悼念晚會的郭豫謙，回想起最初接觸社會運動的經歷，恰好就跟六四有關，「我還記得第一次參與社運就是六四，因為我剛好跟六四同年嘛！一九八九，那時候我去的是十八週年，我十八歲。」當時一個人過去，覺得很新鮮、想見見世面，郭豫謙後來回顧這段記憶認為心態很不正確，「但是很好笑是，當我開始想真的去做點什麼、關心一些事情而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時候，我就來臺灣了。」大一那年他參與臺灣的六四晚會，厚著臉皮問工作人員能不能加入籌備團隊，便留下資料，之後卻沒有接到消息，以為可能自己沒有錄取，沒想到隔年突然有人聯繫邀他加入。

郭豫謙談起剛來臺灣時「有被切割的感覺」，因為不熟悉這裡的社會議題，找不到可以參與或切入的點，「這個社會不是我的社會」，困惑著香港人可以怎麼關注臺灣社會議題？他想，雖然不是臺灣人，「但至少我是淡江人啊！」大一便想透過加入學生會參與學校事務，不過發現學生會實際的運作跟自己的想像不太一樣，主要都在辦娛樂性活動，但學生會是不是應該要做些「其它的工作」，他當時也沒想到。

後來，一位台大的朋友提醒他，不過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需要是臺灣人，能幫得上忙就去做，讓郭豫謙因此找到社會議題的切入點。直到318那晚爆發時，他驚覺「路見不平」的理由其實不夠充分，「如果只是路見不平，這理由不足以要衝到立法院裡面去。」第一個晚上，郭豫謙沒有到現場，因為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去？以及究竟為什麼要去？他覺得自己需要一個新的動機、更合理的理由。他想想，「不管我會不會拿到身分證，這裡終究是我的家，是未來的家。」基於這樣的念頭，第二天他便決定翻牆進去立法院議場內支援。

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攝影 / 和聲）

可是香港難道不也是家嗎？郭豫謙回顧自己看待香港的心情轉變，覺得自己倒不是因為是香港人就該回去幫香港，「我之前是一個對土地沒什麼感情的人，」他認為他想幫的是人們，而非這塊土地，所以在臺灣參與社會運動，郭豫謙說：「並不是因為他是臺灣人，而是因為他們剛好在臺灣而已。」

而這次回去香港，第一次讓他深刻感受到與土地的連結，「這個香港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香港，但是一個很可愛的香港，是一個會讓人想付出的香港。」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

淡江選舉風暴：港臺學生自治圈的差異

耐人尋味的是，在318與佔中之間，郭豫謙也涉入一場高度反中情緒的風暴中心──去年八月初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參選學生會長，選舉公報上列出國籍引起資格爭議的討論，郭豫謙恰好是蔡博藝競選團隊的成員。他回想新聞剛出來時，起初覺得可以當成「免費廣告」，畢竟負面批評多半還是校外的人，他們沒有投票權，而校內批評的輿論也還不夠多。「但果然後來是我想錯了，」競選團隊都沒有想到會一路延燒到被迫重辦兩次選舉，「媒體太氾濫的報導反而給人我們是來鬧事的印象。」

至於身邊的港生朋友會怎麼看待蔡博藝參選引起的負評？郭豫謙說，有在關心新聞的人多半還是會擔憂的，但他會向朋友分析的首先是香港與臺灣學生自治圈的差異，在香港確實有不少中共派來的職業學生，但香港人可能不了解跟臺灣兩邊的資本、資源差異，「香港大學學生會的資源可是比淡大不知道多出幾倍啊，也幾乎是在做課外組的業務了。」且學生自治與政壇有密切的聯繫關係，影響力無法類比。他也反問：「如果中共要花幾百萬訓練出來的間諜，進去一個這麼小的組織，那投資成本其實不成比例嘛！」

向朋友說服的最後一道防線，郭豫謙搬出自己，因為當時跟競選團隊談好日後會管理權益部，也就是說，「真的發生什麼事情，我在裡面都看得到。」

身分界線：陸生、港生、臺灣人

蔡博藝深入參與異議性社團，也親身投入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與「臺灣人」身分的界線在模糊、朦朧之間，不免讓社運圈陷入一種弔詭的兩難，不知道此時的堅定支持是否違背了平時的抗爭訴求。

而郭豫謙覺得，陸生參與社會運動看似尷尬、敏感的身分其實是小問題，「他們的身分是危險」，「我一方面很擔心他們會被國安局騷擾，另一方面更擔心他們完全不會被騷擾。被騷擾固然很令人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 但假如他們完全沒事, 會不會暗示著國安局某程度上支持這些行徑？這又是另一種擔心。」

面對前陣子中共開始大批逮捕的律師，一個接著一個瞬間消失，這種兩難也讓他不知道該希望陸生朋友有事，還是沒事比較好，「有事你是我朋友，沒事你不是我朋友。」郭豫謙笑說。

如果說在身分認同上存在尷尬的問題，他建議陸生或許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想，當看到不正義的事情正在發生，不需要特別去考慮你是誰，才決定要不要關注或介入。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在「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句話背後，有諸多討論，認為香港的處境或歷史發展經驗不該直接挪用到臺灣來類比，但確實面臨中國，都是在受壓迫的位置。郭豫謙舉例，陸客在香港被比喻成「蝗蟲」過境般的誇張程度，臺灣人也正在面臨這種問題，卻恐怕很難想像住宅區與商業區混和程度高，而直接被衝擊生活的程度，畢竟臺灣的土地還是比香港大一些。

雖然他沒有參與到「港獨」的運動經驗，但還是感覺到與「臺獨」有一些明顯的差異。郭豫謙認為，臺獨有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去訴求主權，相對而言，港獨的土地界線與中國的關係曖昧不明，而「本土化」還是建立在仇恨中國的情緒上，這情緒有很大部分源自六四那一晚，許多人看電視都以為不會開槍。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

「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攝影 / 和聲）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郭豫謙承認自己也是其中一員，當初便是抱著這種心情來到臺灣，但現在想想，其實很佩服選擇在香港留下的人。至於自己呢？「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他目前剛剛進入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工作，關注在中國的宗教自由、基督教受迫害者的問題，面對我提問說是否擔心工作風險的問題，郭豫謙很輕鬆地笑笑，說那些在中國的NGO都不怕了，自己在臺灣還怕什麼。

最近針對僑生留臺工作的制度有預告一些修改，郭豫謙說，雖然依照目前的版本是已經通過積點制的標準，但在聘用公司的規定，由於NGO的規模、資本門檻還沒有達到，所以未來估計要用「長期出差在臺灣」的簽證名義留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