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惠宇

施典志詢問在場觀眾是否有訂閱內容服務的經驗（攝影 / 柯智元）

你現在正在訂閱任何產品或服務嗎？為什麼在這麼多的資訊裡，你願意特別給他們多一點的關注呢？

你的答案也許是因為內容有用、有趣，或是別的地方無法得到，那麼，換個角度來說，要打造一個持續讓人關注的品牌或內容，最基本的就是要找到一個「獨特的切入點」，讓使用者感受到，這些內容是只有這裡才有，而且是對我有用的。

不過，除了內容獨特，對於內容出產方，還需要和使用者「建立信任感」，不管是定期定時出刊，或是持續維持高品質，都是讓使用者信任的方法之一。

在 4/28 《媒體產品力：如何規劃可行的內容訂閱商業模式？》這場講座中，施典志和盧郁青兩位講者都同意，除了內容的獨特性，讓人想要持續關注訂閱的內容，必須要有「數據思維」和「使用者思維」，才能夠維繫信任、長久經營。不過，這兩個思維，要怎麼應用在好的內容上呢？

數據這麼多，看哪個才對？

盧郁青分享，以《科技島讀》、《區塊勢》這兩個訂閱服務的經營模式來說，因為是用電子報寄送每次更新的內容，所以「開信率」就是非常重要的指摽，可以來評估每一次的內容對讀者是不是有價值。

另外，付費訂戶的「留存率」也是他們很關心的重點，特別是月費的使用者，如果曾經付費，後來又退出，肯定是服務上出了什麼問題。他認為，作為提供服務的一方，不能每次都覺得「流失的人應該不是我的TA吧」，而是要認真找出留不住人的原因，才能讓服務越來越好。

他也介紹了「淨推薦值（NPS）」的概念，因為人們天生就對廣告懷有抗拒，但是會比較相信自己的朋友推薦的東西，所以，他們在寄送內容的同時，也會固定寄出問卷，詢問使用者會向朋友推薦這個服務的程度，來評估內容調整的方向。

科技島讀盧郁青說，開信率會用來來評估每一次的內容對讀者是不是有價值。（攝影 / 柯智元）

從細節開始為使用者著想

數據可以判斷大的方向，不過，要真正知道為什麼，或是該怎麼改善，還是得要跟真實的使用者聊一聊。

盧郁青就分享，區塊勢的主筆作者就常常在生活中講解區塊鏈的內容給不同人聽，在這個過程中，一次次嘗試和修正要怎麼把艱澀的內容說的讓人更容易聽懂。

除了內容的規劃和調整需要考慮到使用者，在發送內容上面，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來思考，也是非常必要的。像是主要以電子報寄送的服務，就要考慮使用者收信的場景，在標題、排版，還有段落節奏上下功夫，降低使用者閱讀的門檻，讓讀者更願意打開來閱讀。

現在開始、持續優化

其實，不論是經營一個服務或媒體，「訂閱制」只是眾多商業模式中的一種選擇，但是，要打造持續吸引人的東西，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幫他考慮周到，並且用數據來輔助判斷，都是持續優化的不二法門。

如果你正打算要開始經營一個品牌、媒體，或自己的部落格，現在就開始進行吧！

歡迎參加最新活動，《數字力就是賺錢力》作者古屋悟司來台獨家分享！
帶動銷售穩健成長的數字思維｜風格花店創業學

文 / 陳淑敏

貌似實驗室於四月的編輯會議（攝影 / 柯智元）

在加入貌似實驗室之前，我從未想過，原來認識陸生，也可以作為認識中國的一個起點。尤其像我這樣──曾經參與過反服貿、反媒體壟斷運動的人、他人眼中「逢中必反」的憤青，對於中國的想像總來自於社運抗爭的反中論述當中。經過幾番大型運動之後，我也常反問自己，除了社運中的「中國因素」之外，還有什麼問題意識是當下我們尚未察覺的？我們所認知的中國社會又到底缺少了什麼？

要做在臺陸生的採訪計畫，可以是個很好操作的議題，也是個最難下筆的議題。每當各大媒體出現以「陸生」為名，議題設定卻難以跳脫「陸生 v.s. 台生競爭力」出發。這樣的議題呈現背後，不僅是折射了臺灣對於中國崛起的焦慮；也像是東方傳統家庭下，老愛拿「隔壁鄰居的小孩」做比較的弔詭心態。

臺灣對於中國議題的敏感與焦慮，更顯現於主流媒體的形塑──流於二元對立的兩極觀點，統／獨、親中／仇中、開放／鎖國。這一群在臺灣待了四年的陸生們，在主流媒體議題設定呈現下的「在臺陸生」到底真正代表了誰？除了政治版、兩岸版、「競爭力」之外，能否有一個平台，可以讓陸生們真正的為自己說話，將「陸生」還原為一個單純的外來留學生的樣貌；聽聽他們當初懷抱什麼憧憬來臺、如何看待臺灣大學教育？經過臺灣近年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仇中情緒，來自中國的陸生又該如何自處於「民主」與「自由」的小島上？

把陸生當人看

貌似實驗室自今年三月開始，趕在陸生畢業前，如火如荼地進行一連串的陸生採訪計畫。為何學生自發性團隊要進行這個既實驗又敏感的陸生採訪計畫？（尤其中國因素在社運抗爭中活躍的這幾年）除了回應外界之外，團隊本身也不斷自問自答，思索我們的採訪計畫與其他媒體的「差異性」以及「可能性」。

六月中，貌似實驗室辦了一場實體交流會「陸過一道牆」，我們幾位成員，Vanessa、白蛇、智元與我，在台上模擬演出團隊開會的情形，演著平常我們開會時的自問自答，如何回應外界看待貌似與其他媒體的差異性。白蛇忽然語出驚人地對眾人拋出：「因為我們把陸生當人看！」搏起台下的掌聲與哄笑聲。「把陸生當人看！」一語道出陸生在臺四年的尷尬處境與身分焦慮。

「陸過一道牆」活動中，陸生余澤霖也在台分享他的在臺求學經驗，提及陸生在臺灣校園所面臨的困境：「當我們陸生以學習目的來台灣求學、認識朋友、來吃吃喝喝，這樣簡單的目的來了之後呢，所有台灣的學生、僑生、外籍生都可以打工、實習、擔任國科會計畫專案研究助理，唯獨陸生都不行！後來我們就開始嘲諷自己，『可能因為陸生不是人吧？』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權益就我們不能享受。」

貌似實驗室最初由五人所發起，在計畫進行中陸續增加至八位成員，是由跨校的學生所組成，也有今年畢業目前正在工作的夥伴，其中涵蓋社會學、新聞傳播、電影、美術等領域。基於對陸生最單純的好奇，期望突破主流媒體的片面建構，親自聽聽陸生們為自己「說話」，為在臺四年的留學生涯做一個小結，趕在2015年6月畢業前夕，採訪超過20名陸生，更細緻地耙梳每一位陸生在臺灣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就此產生。透過與陸生的談話採訪，認識陸生，貼近真實而日常的「青年交流」；除陸生專訪外，貌似更建立了「搭橋者」的人物專訪，採訪《陸生元年》的作者葉家興、黃重豪、紀錄片導演傅榆、資深兩岸記者李志德，期望透過搭橋者的視野，突破現有「臺灣看中國」的貧乏想像與框架。

團隊成員各自對於陸生議題涉入程度也不盡相同。其中一位成員和聲，本身就是陸生，更增添了團隊內部視角的多元性；Vanessa 與智元在國外求學的過程中，曾與中國留學生有過深入的來往經驗；至於白蛇與我，在加入團隊以前，對於陸生幾乎是「零接觸」，等於從零開始踏入陸生採訪計畫；每一位成員對於中國議題以及陸生，一開始都是抱著各自不同的想像與不同程度的涉入，透過貌似團隊的採訪計畫，每位成員開始補足、貼近關於陸生的真實想像。陸生不再只是新聞媒體呈現的樣板人物，他們是真真實實存在臺灣校園，坐在教室中，你我隔壁的同學。

貌似名稱的由來

團隊總召 Vanessa 曾經隨口問一位陸生朋友，作為首屆來台的陸生是否像實驗室的白老鼠，她回答：「不，我們是死老鼠！」於是，MouseLab 與「貌似」諧音順理成章連成一氣，成了團隊名稱與主視覺影像。

「貌似」，讓一切看起來理所當然、好像就是那麼回事。如同一般臺灣民眾而言，「看見陸生」，只在政治、兩岸新聞版面上；「看見中國人」，只見於媒體對「強國觀光客」的刻板印象。2012年從美國回來臺灣的 Vanessa， 回想起她在國外與中國學生單純的友情互動，更深刻感受到陸生群體在臺灣的尷尬處境：當中國人在臺灣，無論是講話的口音、吃飯習慣、言行舉止，都會輕易成為區分你、我，敵人與我的象徵符號。

三個月內我們可以辦到什麼？

二月底，計畫總召 Vanessa 發起構想，分頭找了白蛇、小游、智元、和聲（去年九月來臺的陸生）以及我組成了這樣一個團隊。計畫自三月中開跑，預計在六月一日以前至少採訪完30名陸生，架設官網，每週定期發佈兩篇專訪報導，六月出版紙本刊物，最後在六月中舉辦實體活動分享會。

每次的採訪主要由 Vanessa、白蛇和智元輪流做主訪跟寫手，智元、和聲和小游輪流擔任動態、靜態攝影。而我因身處中南部，則擔任審稿編輯的角色。平面攝影於網站文章搭配露出，而每一次的動態影像則全部累積為素材，最後剪輯成一則紀錄短片。

每次的採訪主要由 Vanessa、白蛇和智元輪流做主訪跟寫手，智元、和聲和小游輪流擔任動態、靜態攝影。（攝影 / 吳易珊）

每個禮拜貌似團隊會固定開一次會，檢討當週的採訪過程，檢討每篇稿子的書寫架構，不同寫作者的觀點視角，馬不停蹄約訪下一批採訪對象，確認下一次的專案進度，並在雲端建立好專屬的工作資料夾，加速團隊在網路上的溝通運作；在此期間，也要同步觀察比較其他媒體對首屆陸生專題的處理，不斷檢視團隊目前的走向，如何更深化陸生專訪的視角；每一位成員在這過程中也不斷蒐集、觀摩資料，提昇自己的採訪技巧，以期【貌似實驗室】能真正做到有別其他媒體，更細緻的陸生專訪報導。

除了書寫不同陸生的生命經驗外，採訪團隊更有一個重要的原則，與受訪者建立互信機制，每篇文章發佈出去之前，仍會跟受訪者做好溝通，確認訪談內容的精確性，以保護受訪者為前提。即便在對話過程中意外獲取相當有新聞性的「敏感議題」，在下筆之前，寫手們仍會有所取捨，且避免流於主流媒體的獵奇詮釋。因為對於我們而言，每一位掏心掏肺與我們分享生命經驗的陸生們，同時也是貌似團隊的夥伴。

如何看見陸生？

2014年，淡江學生自治選舉公報中，出現了中國國籍的學生會長候選人蔡博藝，引發相當大的社會爭議。陸生有無參與校園自治選舉的權力？陸生擔任學生會長是否有國安疑慮？Vanessa 在此次的淡江選舉風暴中，正巧擔任了蔡博藝競選團隊總幹事，親身面對校內選委會對於陸生參選的衝突與打壓。本該是校園權益事件慢慢演變成了國族爭議，更加突顯「陸生」身處臺灣校園成了「特殊群體」。

我在審稿的過程中，看見不同陸生來臺的「偶然」與「尷尬」。四年前，首屆陸生在對臺灣高等教育資訊不足的情況下，意外來到現在就讀的校園，懷抱著對台灣自由風氣的憧憬，來台之後又接連見證幾波大型反中國因素的社運衝擊。陸生一方面感受到臺灣的「自由」，一方面又因來自中國的身分而在「反中情緒」的社運場合中侷促不安。一位來臺就讀新聞系的陸生，卻又在歷經了校內刊物撤稿事件後，深刻體悟到「沒有百分百的新聞自由」。曾有陸生在大一時，積極想串連全台陸生組成「陸聯會」，陸生在跨校會議中又反而質疑起「陸聯會」的代表性，有些陸生不認為自己可以「代表」與「被代表」。

三限六不為陸生來台叩下了第一道門，當他們來台之後，又受困於政策限制下，不等同外籍生與僑生，成為尷尬的群體。當一批批陸生正式登陸台灣，首當其衝的就是「三限六不」的政策限制：「限校」、「限量」及「限域」;「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續留台灣就業」。來臺四年，他們的實習、打工履歷因此空白一片，連帶在臺灣所累積的資源、人脈，回到中國之後，恐怕是重新歸零。這一群在臺中國留學生，四年之後，他們該何去何從？

貌似實驗室，即是希望打破主流媒體所建構的片面陸生形象，希望透過每一篇陸生人物專訪，還原每一位陸生的不同樣貌與真實處境。

貌似實驗室是統媒嗎？

在主流媒體的議題豢養下，閱聽人已習慣將媒體刷上顏色，所謂「統媒」、所謂「三民自」獨派媒體。因此貌似團隊一路上，也遭受不少政治立場的檢驗質疑：「幫陸生講話，所以你們是統媒嗎？」、「為何不先解決中國政治因素再來談陸生權益？」倘若貌似團隊要對外解釋，是否要以：「我們團隊成員大部分都有參與過反服貿運動，所以….」作為一個起手式，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澄清辯護」呢？在FB等社群媒體上可以輕易激起議題的對立、表態、測風向，與此同時，每一個人在對A議題發表意見的同時，卻也不得不被逼著對B議題做出表態。彷彿必須先取得一個「政治正確」的門檻，下一步，你才能獲得發言權與詮釋權。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蓋上「統媒，不意外！」的認證。

六月實體活動「陸過一道牆」的活動中，曾經接到一張小紙條問道：「我們跟中國就是存在不正常的國與國關係上，如何跨越、超越陸配陸生議題？」陸生余澤霖簡單回應：「身邊的兩岸其實不就是『我』跟『你』的關係嗎？我來自大陸、你來自臺灣，再加一瓶台啤。就這麼簡單。統獨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Vanessa 先對大家丟出一個疑問：「如果當一個陸生批評台灣社會不好，你覺得是有說服力的嗎？」她坦承：「我在做採訪的過程中最常被質疑、揣測的是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很有意思的是，你要先確認我的政治立場，再來確認我的文章內容是否有可信度嗎？當我們在思考、猶豫的過程中，我們對政治立場應該還可以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對我個人而言，對中國的想像是透過社會運動的爭論中開始，耙梳各界對中國因素的正反辯證、利弊之爭，去形塑中國因素對於台灣的政治經濟影響。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2014年的反服貿佔領運動，我也曾親身加入街頭靜坐的行列。然而在大型運動結束後，我也曾不斷反問自己，當初運動參與者所堅持反對的，除了「中國因素」之外，還有呢？在中國因素之外，還有另外一股更巨大的問題意識，是在當時激烈爭辯「利大於弊」之外，你我之間都沒有意識到的吧？在一次街頭論壇中，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所說的一句話，深深地烙印在我腦海之中：「在看清楚『敵人』的真正目的之前，我們甚至還沒有看清楚我們自己。」

在參與陸生採訪計畫的過程中，我也曾不斷反思，臺灣人面對陸生與中國人，真能做到所謂「去政治化」的連結與想像嗎？個人的價值判斷都有各自的叩問與答案。但一當去政治去得不乾不淨，在日常生活與政治的進退維谷之間，生活即是政治，盼望「去政治化」的陸生，在現今卻終究逃脫不了政治化的身分與生活的不便。

團隊成員的交互反思

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在上半年階段性的告一段落，團隊成員彼此之間也做了一輪的貌似內部互相訪問。

白蛇在某次陸生訪談時，聽著對方笑著說了一句：「我從小就有個敵人叫別人家的小孩」這句話深深烙印在白蛇腦海中，「我想那是因為這句話意味著一種差異吧，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獨特性與價值，但似乎這個世界對於人的認知總是建立在差異之上的。」

小游印象最深刻的訪談，是在採訪《陸生元年》作者黃重豪。黃重豪的初衷以為：「經過四年之後，再次看待陸生健保議題時，那個最尖銳的東西有沒有被磨得光滑一點？但現在感覺起來並沒有。」小游認為，彼此的互動也能瓦解或改變某些既定的印象，而既定印象的打破與重構，彼此的質變就是交流最重要的意義。

小游印象最深刻的訪談，是在採訪《陸生元年》作者黃重豪。黃重豪的初衷以為：「經過四年之後，再次看待陸生健保議題時，那個最尖銳的東西有沒有被磨得光滑一點？但現在感覺起來並沒有。」（攝影 / 柯智元）

智元在採訪過程中，相當認同葉家興教授所說：「當我們所認識的陸生基數變多了，對陸生的認知也能避免過去單一的標籤想像。」智元從三一八運動經驗中，感受到面對國族議題時，民族情緒就會上來，一切有關中國的事物就都變成「格外看待」。透過這次的採訪計畫，反而回到日常生活去了解陸生是如何形成對臺灣社會的認識。

本身即為陸生的和聲認為，「貌似」關注在每位受訪陸生個人生命經驗，而不是他背後的社會意義，讓陸生自己掌握話語權暢所欲言，不用擔心自己說過的話被斷章取義。和聲說：「說是要理解陸生，我覺得也太嚴肅了，就是認識一個新朋友嘛，只是這個朋友不幸被很多不認識的人貼標籤而已。」

問到發起人 Vanessa，期望透過首屆陸生採訪對台灣社會產生什麼影響嗎？她自認為：「我在做的是擾亂既有秩序的工作，因為語言就是鬥爭的開始，當我使用『陸生』作為對話的起點，就會開始被貼政治不正確的標籤。另外則是我盡可能地避免讓首屆陸生成為被我消費的對象。至於對於社會的影響就留給大家回答吧！」

團隊成員彼此之間在採訪計畫中各有所獲，在短短三個月間以學生團隊有限的資源下，做出有別於其他媒體的差異性，期待讀者能從貌似實驗室真正看見每一位「陸生」。我們不追求獵奇、不追求聳動點擊，只希望在這裡單純呈現每一位在臺陸生的樣貌。

2015下半年我們又期待延伸「陸生議題」之外加入更多的可能性。六月之後，有些陸生回中國了，有些陸生繼續在臺攻讀研究所。在上半年階段性的採訪任務站告一段落之後，貌似實驗室也將逐步轉型，除了陸續追縱在臺陸生之外，也將採訪對象擴及到「在陸臺生」的中國求學經驗。從這裡到彼岸，我們不迴避、不煽動，僅作為一個搭橋者，期盼勾勒出更完整真實的中國與臺灣青年樣貌。

文 / 吳易珊

《中國課：繫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作者李政亮（攝影 / 許鈺羚）

2012年才回台灣，旅居中國12年、完成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在南開大學教授傳播，李政亮對中國文化有獨到的觀察；他也從中國看台灣，用客觀角度檢視兩岸關係。

別讓中國想像淪為個人好惡

李政亮指出，台灣對中國的主流想像有兩種，一種認為中國是有利可圖的世界市場，另一種則將中國視為台灣的威脅。

「這兩種中國觀看起來南轅北轍、截然不同，但有一點相當類似──他們關注的都是國家層面。」實際進入中國現場的李政亮，認為應該先摒棄舊有觀念，理解文化脈絡、累積中國的基本資料庫後再批判，如果不先了解，任何批判或盛讚都會淪為評論者本身對中國的好惡；而理解中國的文化脈絡，也方便判斷中國政府的下一步。

台灣媒體常以獵奇心態報導中國，中國對台灣也有類似心態，李政亮說中國人喜歡讚美台灣的排隊文化、稱讚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其實是出於對中國的不滿、認為中國社會也該是如此。台灣喜歡把中國創業者比喻成狼，想像中國創業者積極、殺出血路，把自己對比成羊，安慰自己是群體性動物，至少可以互相幫忙。

談到學運後台灣對中國的心態，李政亮認同從政經角度檢視兩岸關係、思考貧富差距等議題，但他也發現學運後出現種族主義式論點，如使用「支那賤畜」作為口號；總體來說，學運後傾向防禦中國的人變多了。

課綱微調不該只是「政治角力的國族史觀」

新一代台灣人未曾經歷舊有的認同糾葛，生下來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學生從小接受愛國教育，李政亮在著作《中國課：繫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寫道，「中國的教育仿佛是在錘鍊鋼鐵，錘鍊愛國之心與灌輸革命歷史」，早在幼稚園，學生就會為了進入重點小學而練習經典紅色歌曲。

接受愛國教育、接觸主旋律電影，愛國、民族主義式言論成為中國學生的標準答案。李政亮在中國傳播系任教時，會請學生上台分享自己最近關心的新聞、解釋自己為什麼覺得它重要，這時就有學生選擇圓明園獸首被拍賣的新聞，並認為只要中國強大便能解決這件事。為什麼這位學生會這樣回答？李政亮推測學生是因為沒有準備課堂發表，才回答一個老師絕對無法說錯的安全答案，「但有趣的是，為什麼這樣的答案會變成大家沒辦法說錯的？」意識到這個問題，李政亮開始研究中國教科書。

中國與台灣設定課綱的程序不同，但也有相似的地方，中國政府規定教科書要有一定比重的愛國教育，像過去被權威統治的台灣，中國課本常出現建立領導人偉大形象的文章。

「現在微調出現的內容跟思維，跟中國教科書的陳述有些地方是類似的。」關於最近台灣的課綱微調，李政亮特別提到103課綱減少大航海時代的比重，對西方帝國崛起與侵入亞洲的元素，讓他想到中國傳統「落後就要挨打」的思維；清朝在台建設的比重增加、日治時期的內容減少，新課綱較偏重國家層面，少了對多元社會的描述，如台灣的抗日運動其實是多元的，含有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不同思想，但新課綱並沒有帶到這些，「整個教科書修改到現在，應該是社會層面的豐富程度要更強一點，國家層面的比重要適度下降，不然會變成另外一種純粹是政治角力的國族史觀。」李政亮補充。

台灣內部有統獨等不同國家想像，如何兼顧這些思想差異、甚至把史觀差異的爭議列入教科書中，比選擇哪一個史觀更重要，「不是給你答案，而是給你探索的開始。」李政亮說。

中國高考讓教育成為階級戰場

「富者更富，貧者更貧」是李政亮對中國高考文化的評語，考試制度不但無法促進階級流動，反而還拉大階級差距。中國學生從小就得面對階級差異，並投入激烈的入學競爭；有錢人家能選擇進入「出國班」，不考高考直接出國求學，但沒錢的學生需要額外花錢在進入重點大學上，如借讀費〈中國學生到戶籍外地區就讀時，需另外付費，有人會將借讀費解讀為「擇校費」）等。

在中國學歷與求職環環相扣，企業會優先選用畢業自重點大學與重點大學研究所的人才，其次是重點大學畢業生，畢業自一般大學、具重點大學研究所學歷的人則是第三順位；提早進入大企業實習對未來應徵工作也很有幫助，中國學生的競爭壓力直至畢業求職也未結束。

高考對中產階級是人生戰場、逼迫年輕人提前早熟，但中國農村子弟無法藉教育往上流動，挹注在農村的教育資源也不見成效，「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機制，在農村裡幾乎不存在了」，農村子弟大多認為自己會繼承上一代命運、成為農民工，不認為讀書重要。

「整個教科書修改到現在，應該是社會層面的豐富程度要更強一點，國家層面的比重要適度下降，不然會變成另外一種純粹是政治角力的國族史觀。」（攝影 / 許鈺羚）

日本動漫迷的國族尷尬

李政亮的《中國課：繫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更偏重對中國年輕人的觀察，在書中他提到自己曾於2010年進行中國的日本動漫迷研究。「在中國只要談到日本就變得很敏感，其實日本動漫迷平常對這些公共議題比如社會、政治，會變得比較低調。」雖然在中國的日本動漫迷比較支持自由派的想法，但他們知道不能與持民族主義的「憤青」對抗，而刻意保持低調、只在自己的迷群團體交流。

「對動漫迷來講，他們還有一點怨恨。」中國日本動漫迷有一點不滿，他們常被指為親日，但第一代動漫迷形成，是因1980年代政府大量引進日本電視劇與動漫在電視播放，1990年代第一代動漫迷成為大學生，中國大學開始出現動漫社。

與台灣不同，中國迷群也有文化位階之差，「看英劇的瞧不起看美劇的，看美劇的瞧不起看韓劇的，看韓劇的瞧不起看日劇的，看日劇的瞧不起看港台劇的，看港台劇的瞧不起看陸劇的。」李政亮引用在廣州師範大學的教師朋友說法。

大片時代下逐漸消失的中國農村

談到中國與台灣都有的韓流現象，李政亮認為韓國電影未來會以中國為主要市場，2013年上映的《王牌巨猩〈中譯：大明猩〉》就是中韓合拍的電影。

中國現在跟台灣、香港、韓國、英國都簽了合拍片的協約，保證合拍電影在中國能享有等同中國片的待遇，這種「合拍片的政治學」可能是為了抵禦好萊塢。2011年中國加入WTO時承諾每年進口20部好萊塢電影，但美國指控中國壟斷好萊塢進口市場、只有一個中國電影集團進口美片，後來2012年習近平訪美才重新協議電影進口配額，在20部的基礎上增加14部3D或IMAX的電影；然而好萊塢2015年後可能會重新與中國談判、要求更多進口配額，「中國大片時代雖然票房亮眼，就電影類型來講其實多少都已經走到頭了，不外乎幾種城市愛情、武俠古裝、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主旋律電影，大概就這幾類。」

中國獨立電影圈現況如何？李政亮指出，有些獨立電影的導演已經進入主流體制，如與上海電影集團合作的賈樟柯，而婁燁表現得比較隨興灑脫，始終與中國電影體制保持貌合神離的關係。年輕導演郝杰是李政亮這幾年看過最犀利的導演，他的《光棍》討論中國農村老人的性需求問題，另一部張若以的《回家結婚》則處理年輕農民工失業返鄉的故事。

大片原是中國稱呼好萊塢電影的用詞，意指大卡司、製作成本高的電影，2002年張藝謀《英雄》上映後，中國電影的票房就三級跳，現已越居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被形容進入大片時代，「在大片時代裡，你看不到農村，電影裡面農村近乎消失、變得存而不論，因為大片時代裡面大家討論的是城市愛情、是古裝歷史、可能是商業化的主旋律電影，農村已經不在被關注。」許多農村出身的獨立電影導演反其道而行，以鏡頭做「一種社會學、人類學式」的考察，重新回到家鄉關心農村議題。

「經費是很大的問題，視野又是另一個問題。」（攝影 / 許鈺羚）

中國導演比台灣導演更敢講政治

中國獨立電影與紀錄片的放映不斷被官方壓制，而獨立電影播放的管道又少於紀錄片，中國紀錄片往往將台灣影展視作重要流通管道，「台灣很妙的一點是，台灣電影不景氣，但影展特別多。」影展加上藝術電影院，台灣國產電影雖少，電影種類與放映地點卻很多。

「中國導演反而比台灣導演更敢講政治。」李政亮笑說，台灣開始與中國合拍片後，因鎖定中國市場而偏重老兵題材，如台灣編劇李祐宇與中國導演趙冬苓合作的《麵引子》，描述山東大學生被國民黨強拉從軍、最後落腳台灣，之後返鄉探親發生的親情故事，情感稍嫌氾濫；另一部李政亮認為詮釋較佳的，是王全安的《團圓》，情節較為真實且不畏談國民黨、共產黨與文化大革命。台灣與中國合作後，因為台灣往往想要討好中國市場，取巧式地呈現中國觀眾想要看見的台灣，所以容易出現「敘事被收編」的情形。

台媒過度轉載對岸內容 窄化國際視野

早在加入WTO之前，中國就開始將媒體產業「集團化」，鼓勵各省彙整電視台、廣播等傳播資源，如現在綜藝節目發達的湖南衛視，就是很早起步的電視台。除了制度面，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也反映中國青年心理，「我覺得他們做這個有點像創業。」李政亮說，因為在政治等領域無法有一番作為，中國青年遂在綜藝節目上實踐自己的想像。

台灣媒體有時會直接轉載中國媒體內容，如民視就會使用央視的畫面，「經費是很大的問題，視野又是另一個問題。」台灣國際新聞資源匱乏，李政亮認為就連公視、中央社等比較具規模的媒體，都沒有出現改善這一問題的討論。台灣短篇幅的評論也十分氾濫，追求收視率、點擊率，台灣媒體越來越著重對讀者的吸引力，而中國則保有紀實文學的傳統、習慣轉貼三、五千字的長文，「其實〈中國〉媒體每年都有各式各樣的檢查，包括連錯別字的檢查都有。」審查制度無意間維護了所謂中國文字的底蘊。

民國熱與城市熱　對理想生活的投射

近幾年中國的「民國熱」反映在各個層面，出現在學術界也影響中國文學與影視。一開始學術圈為了對抗官方化的魯迅而推崇胡適，以胡適彰顯民國時期的多元思潮；中國文學則在1990年代掀起「城市熱」，1930年代的上海成為風行的文學議題，作家們重新書寫上海歷史，如王安億的《長恨歌》，取代共產黨論述中半殖民、半封建的上海，「懷舊是因為現實的缺失，所以才懷舊。」中國的民國熱就像台灣對日治時期的想像，李政亮說。一些上海大學生會穿五四時期服裝拍畢業照，照片題字也使用繁體字，張愛玲故居成為小資階級的休閒去處，上海酒吧被拿來做文化分析，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的《金粉世家》2003年也被改編為電視劇。

在來台灣之前，陸生常常認為台灣是中華文化的保存地，但實際在台生活後才發現事實不同於想像，這種現象可能與民國熱有關，「有些人來台灣會把排隊歸咎傳統中華文化的結果，其實應該說這些陸客在找尋比較良好的生活方式，他在找尋的過程中，也會把看到的現象跟自己的想像做連結。」李政亮將民國熱比作對理想生活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