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凜

復旦大學經濟系四年級林孟璇（攝影 / 白蛇）

我第一位專訪的在陸台生，是我的高中同學林孟璇。

糊裡糊塗的她在受訪這天忘了帶手機出門，便趁在公司實習時傳臉書訊息給我，讓我知道她到咖啡店之後會再傳臉書訊息通知我，當我在咖啡店裡等她時又收到她的訊息傳來：「那間店沒開啊，我剛坐下來，在它隔壁的店，你給我的是這家對不對？是綠色招牌的對吧？」我在店內遍尋不著她的身影，便告訴她她應該是在別家店，又到街上尋索她，折騰了十五分鐘後，孟璇總算找到了我。她在下班後，先到地下街閒晃了一番，看到名稱相近的咖啡店便走了過去，後來才發現情勢不對。

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四年級，即將就任臺灣學生會會長的林孟璇，在一般人眼中或許帶有菁英色彩；但在我的心目中，依然是一個精明的糊塗蛋，是那個高中新生訓練的自我介紹時間時，會對全班大聲說「女性，單身，十五歲」的開心果；是那個發下學測成績當天，頭戴著7-11 Open小將的帽子，連書包都沒帶就來到學校，讓全班笑到肚子疼的女孩；是那個小時候念過音樂班，天資聰穎會教我數學，卻帶著一絲細膩會在我自怨自艾時開導我的好夥伴。

到中國念書是意外，也為打破舒適圈

孟璇也忘記當初是如何知道可以用學測成績申請中國的大學了，高中時孟璇原先一心想念台大經濟系，但她學測數學考試時意外劃錯電腦讀卡，從十五級分掉到十三級分，沒辦法申請上台大經濟系，思考後又覺得自己也想知道中國崛起的狀況，所以想嘗試看看。在錄取復旦大學經濟系後，她決定不考指考，斷絕所有考上臺大並保留學籍的可能性。她說：「我知道過去之後一定會不習慣，人一定會比較喜歡家裡舒服的環境，所以要堅持。而且我最討厭一些人過去之後還一直說『臺灣比較好』。」

家人對孟璇的決定也有很大的影響。孟璇的父親是化工背景，在科技公司上班，他經常到深圳出差，甚至認為上海跟臺北很相像，孟璇的叔叔也在2005年前後到上海生活了兩年，他們都很支持她去復旦就讀。孟璇也觀察到，能夠去中國唸書的台灣同學大多家境不錯，而且家人也多因有出差等經驗而不會對中國感到恐懼。

高中人文社會教育與318運動交織而成的社會思考

孟璇在高中時就讀的是北一女中人文社會資優班。該班是在數名社會學教授的推動與教育部的經費下成立，學生在高中第一類組的正規課程外，必須額外修習專題課程，也會在老師和校方的安排下從事一些活動，內容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各學門的大學教授演講、博士生帶領的專書導讀、為期一年的專題小論文研究、原住民部落服務、北京四中交流參訪、地理踏查和政府機關參訪等。班上不少同學也很喜歡在課餘時間討論一些政治和社會議題。

孟璇認為，除了對社會科學的興趣外，北一女中人文社會資優班帶給孟她的是一種開放性的態度，是在面對不同的立場時，不會直接去否定對方人格的態度，「即使覺得另一邊的人立場上白目，不可能讓我同意，但他們說的話也可能是正確的。」

318運動讓孟璇更察覺到高中的經驗對她的影響，在運動期間，在陸台生彼此間不太討論相關的議題，也不知道彼此是如何關注運動的，尤其在現今臉書演算法的回饋機制下，朋友圈不同使得彼此就算上的都是臉書，得到資訊的管道仍然不同，有些台生就算支持太陽花，也會因為覺得自己身在大陸處於主流邊緣，而不會想出來講話。

然而對孟璇而言，「當我翻牆上臉書，我看到我認識的高中同學參與在運動當中，我就知道她們一定不是被政黨操作的。在我的高中同學中，有人的家庭背景極藍，也有人極綠、極獨，但我們都可以坐在游泳池邊，沒有煙哨味地討論呀。」即使在陸台生都會翻牆上臉書，由於資訊管道的落差，彼此還是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尤其近幾年臺灣所謂「公民覺醒」的思潮更是許多現在的在陸臺生沒有機會親身經歷到的。

318運動更讓孟璇開始有了想當記者的念頭，因為她好奇當初談判簽約的真實情況以及參與的官員的想法，「比方說，假設我弟今天把東西掉到地上，如果我不去問他，我怎麼知道他是不小心還是故意的？」記者便是一個可以直接詢問當事人實情的角色，雖然礙於限制記者不一定能夠說出真相，但至少記者能夠更接近真相。

在錄取復旦大學經濟系後，她決定不考指考，斷絕所有考上臺大並保留學籍的可能性。（照片為林孟璇提供）

中國無所謂「政治正確」；台灣人習慣站在特定光譜上

孟璇認為大學教她的是課本，而非思考方式，舉例來說，學校規定每一門通識課一學期至少要有一次的討論課，但絕大部份的老師的安排是讓學生上台報告，而沒有實質討論。另一個例子是，孟璇曾問遍身邊每個大陸朋友「上海市長是怎麼選出來的？如果我以成為上海市長為目標，我要怎麼做？」，但沒有一個人回答得出來。

「我覺得大陸目前對社會的思考處於臺灣二、三十年前的階段，整體的社會仍然比較封閉，但這也不代表大陸人就不善良或是笨。」復旦大學算是比較開放的學校，當中也有討論性別議題的社團，但卻發生過家長因為小孩的寢室裡有同性戀者而直接到寢室鬧，也向學校抗議的事件。雖然孟璇也不認為臺灣人就對同性戀者一定比較友善，但相較下，在大陸沒有所謂「政治正確」的概念，而臺灣人卻習慣把自己分類到立場的光譜上。

中國式體驗：當壓力迫在眉稍

復旦經濟或商管科系相關的學生在大一、大二時傾向參加支教（臺灣一般稱之為服務學習）、學生會、AIESEC或是與就業直接相關的社團，大三之後則會做實習、當交換學生，大部份的人在升大四前就會累積兩個或以上實習經驗。

復旦的學生能夠累積如此多的實習經驗，不只是因為學生的心態，也因為上海本身就有很多實習機會，許多外商都在上海設立東亞或是亞太地區總部，在當地學生多又便宜的情況下，對公司而言，雇用一個實習生或一個項目助理（Part-time Assistant, PTA）是很划算的。（註1）孟璇認為找實習是好事，因為不管有沒有學到東西，至少可以認識並嘗試看看有興趣的產業，總比畢業之後一直換工作好。

在孟璇和大陸同學互動的過程中，也打破了一些刻板印象。比方說有些臺灣的媒體會批判臺灣大學生上課很愛遲到，但她的大陸室友也很常遲到，有一些課堂的出席率也很低，或是臺灣的媒體很喜歡報導大陸學生早上六點就會排隊進圖書館，但那也只是期末考週的現象。孟璇的觀察是：「每個人真的都對自己的前途很努力，而課業只是手段。」平常性格很溫和的人，也可能為了GPA而爆粗口。

作為臺灣學生會的幹部，孟璇會鼓勵臺灣同學多交大陸朋友，也看到每個臺灣學生在當地都有自己的朋友，「不然機票錢付心酸的喔？」不過對她而言，大陸同學是朋友，臺灣同學則像兄弟姐妹，她需要幫忙時還是會先求助於臺灣同學，比較特別的觀察是，大陸同學比較不會像臺灣同學一樣喜歡「揪團」一起出遊。

必然的困境：臺生就業和學習問題

提及臺灣學生會面臨的一些議題，孟璇也侃侃而談。「臺灣同學大多希望能夠爭取跟本地生同樣的對待，作為幹部我們也必須盡量爭取，但我自己認為在我們沒有繳稅的前提下，不能奢望完全相同的對待。」

目前臺生會遇過最大的議題便是臺生就業問題，而此問題目前無解。在中國，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擁有一個「檔案」，而檔案會被放在檔案局，當事人可能一生都不會看到自己的檔案，但只要當事人一遷徙，檔案也會被更動，例如一個人在北京出生、求學，之後又到上海工作，他的檔案就會從北京的檔案局被遷到上海的檔案局，因此當大學生畢業拿到職缺時，本人、校方和公司就會簽署一份三方移交檔案的協議。而大部份的公司都會在9月至11月的校招（校園統一徵才）進行徵才，三方移交檔案的協議文件也會統一被處理。

基本上臺灣人不可能會有中國官方的檔案，因此不能走三方移交檔案的流程，必須由公司的人資部門另外填寫表單處理，對於公司來說就是一項麻煩。即使臺生在大陸就業沒有簽證問題，由於檔案問題，在校招求職上仍然居於劣勢，除非本身特別優秀能讓公司人資願意另外跑流程處理。因此許多有找到正職工作的台生都是靠先前的實習轉職成正職。

「在台灣我們都講PR99，只要分出1%的人就可以了，但由於中國的人口母數很大，1%是還太多，只好想盡方法篩選出PR999的人，分出1/1000和1/10000的差別，於是把題目設計得很難。」（攝影 / 白蛇）

除了求職外，數學課程對於臺灣學生來說也是一項挑戰。「在台灣我們都講PR99，只要分出1%的人就可以了，但由於中國的人口母數很大，1%是還太多，只好想盡方法篩選出PR999的人，分出1/1000和1/10000的差別，於是把題目設計得很難。」復旦經濟系必修數學分析和高等數學（註2），這兩門課程對於數學證明的要求很高，由於臺灣的數學教育在大學以前著重應用題，加上中國的一些數學表達形式和臺灣不同，且臺灣學生也不習慣中國老師的口音和板書，因此臺灣學生在學習上大多感到很吃力，透過臺灣學生會向此問題匯報給學校後，學校便開設了港澳臺生數學輔導班。

除了有形的就業問題和數學課程問題外，臺灣學生會也有另一層反思。「當我們在課業上跟不上中國人，學到的東西又跟臺灣大學生不同，那我們的競爭力在哪裡？」

我問孟璇：「學到的東西跟台灣大學生不同是指什麼？臺灣大學生多學了什麼嗎？」孟璇很堅定地說：「我覺得台灣的大學生擁有很深刻的社會思考，雖然這不一定是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但至少他們在大學裡學到了這項能力。這種社會思考跟未來的薪水不一定有關聯，可是這能讓他們知道怎麼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好，也讓他們更能和西方人溝通。我知道不是每個台灣的大學生都是如此，不過就我對就讀台大的高中同學的觀察，她們在課堂外進行的是『自我探索』，而復旦學生大學四年的目標就是找到好工作。」因著這樣的反思，臺灣學生會除了舉辦聯誼之外，也在發想下一年度可以舉辦的座談，例如探討中國當代政治的運作方式或是幫助台灣學生更認識產業界。

「我不只是臺灣人，也是東亞人」

即使非常關心臺灣的政治社會議題，孟璇仍認為自己畢業後想去其他國家唸書或工作，回到臺灣的機會較小，「因為看到了上海的繁華，便不想只留在臺灣，想再多看看世界。這輩子總想喝點洋墨水，不管是香的還是臭的，都想喝喝看。」然而孟璇也沒有立定要在哪裡工作，「對我來說，『本地』的概念已經擴大了，我不只是臺灣人，也是東亞人，如果在馬尼拉有機會我也想去呀！」

高中畢業前，我和孟璇都沒有想到她會去大陸念大學，而高中時原先準備出國讀書的我，最後反而來到了孟璇當初的第一志願台大經濟系。雖然孟璇總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在大學學到了什麼」，但當我看到她侃侃而談，述說著自己和復旦校友會的EMBA學生、台商會和海基會的成員如何打交道，以及尋著劉鶚《老殘遊記》的足跡到山東自助旅遊的經驗時那閃閃發光的眼神時，我知道她在種種的跑跳探查中找到了許多心中的寶藏。我想我們最終都很感謝自己的大學生活。

註1：根據孟璇和其他台生的實習經驗交流，許多外資的實習生薪水約是一天100-130人民幣。

註2：在台大，數學分析課程是由數學系開設，並非經濟系之必修，而是選修，且通常只有少數以學術研究為目標的經濟系學生才會修習。

文 / 白蛇

陳學俊，淡江大學英文學系（攝影 / 和聲）

公共性組織是為服務與解決問題而存在的

各校公共性組織常因參與成員的多而雜，服務對象的多元，面臨到如何才能有效服務到每個人的困境，不論是學生會、系學會或是校友會皆會面臨到甚麼是責任，甚麼是義務，做甚麼才是對的，這樣的疑惑中，同時，在推舉公共性負責人時，這些問題則拋回到每一位成員身上，推使著他們用不同的端點去檢視每一位候選人。

就讀淡江大學英國文學系的陳學俊，在大二時與淡江大學的陸生同學一起創立了淡江大學陸友會，擔任公關，他說：「陸友會的成立是期望能服務陸生，讓陸生更能適應在台生活」，透過辦理陸生間的聯誼活動與辦理與兩岸議題相關的講座來讓在台陸生更易於融入台灣生活，詢問到為什麼會想成立陸友會這樣類似系學會或是宿舍自治會的公共性組織，他則說「因為並不是所有陸生都非常外向，非常願意去跟其他人交流，所以需要一個平台」，雖然淡江陸友會是志願性參加的學生團體，但陸友會也替在校的陸生解決各項問題。

尊重多元價值 學生選舉不該受國籍影響

去年淡江大學報出陸生參選學生會會長一事，陳學俊作為淡江大學學位陸生表示「陸生站在一個觀點認為選舉不應該參雜國籍問題，博藝是學校的學生就有資格去參選學生會會長」，認為學生會會長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應該受到國籍的影響，國外也有大學的學生會會長非本國籍人，學生會會長是替學生謀福利，所以不應用國籍問題去模糊選舉；而針對此一議題校內並沒有許多陸生發表意見，參與評論，他則說，陸生身分相對敏感，其實淡江的其他陸生並非沒有關注，而是害怕越描越黑，甚至是被貼標籤。

在蔡博藝參選的動機上，陳學俊認為一開始博藝就不是要替陸生爭權，而是放在校內的學生事務方面，而往年學生自治選舉的選舉公告並不會放上國旗，或單純只是文字描述，這次放上國旗後反而模糊了博藝參選的政見與動機，又由於陸生的身分在台灣比較敏感，這又是在台灣的第一例，才使得新聞版面變多。

當我們提到其實除了學生會以外，各間學校的社團更甚是系學會其實都有陸生擔任幹部或是正副首長，他則說：「這其實還是普遍存在的，我覺得參與社團組織，對於陸生來說或是社團來說都是有好處的，對陸生而言參與社團可以促進處理事情的能力或是對外的交際能力，然後對一個社團來說你接納非台灣人，就是在接納不同的人才，作為一個社團你有對外招生的能力，你就不應該限縮招生的人力，因為這樣的價值觀太狹隘了。」

陸生被視為國安間諜？

提到許多人質疑陸生來台有國安問題，他則表示「很多人認為我們是不是中共的間諜，其實我們這個身分對於雙方來說都是尷尬的，大陸怕陸生來台洩漏大陸的機密，台灣怕陸生回大陸洩漏台灣的機密，而我覺得，他們有點想多了，我們只是單純來這邊讀書。」並回應到選舉說「就像博藝只是想替同學謀福利而已。」

針對選舉勝敗一事，他觀察道，其實如果沒有國籍問題去模糊焦點，學校與選委會有專心認真的處理選舉宣傳事宜，他認為博藝與他的團隊是有機會勝選的，但就是由於在這過程中太多事情被模糊掉了，最後同學觀感不佳，學校也沒有認真行事，才導致最後有這樣的選舉結果。

「很多人認為我們是不是中共的間諜，其實我們這個身分對於雙方來說都是尷尬的，大陸怕陸生來台洩漏大陸的機密，台灣怕陸生回大陸洩漏台灣的機密，而我覺得，他們有點想多了，我們只是單純來這邊讀書。」（攝影 / 和聲）

實習作為學習管道 陸生在台實習卻受限

同樣是國籍問題，在台陸生同為學生，卻礙於政策，在校園內面臨不得實習帶來的相關問題，陳學俊提及自己作為英文系學生卻不得與其他同學一樣修習教育學程的問題，三限六不限制陸生在台進行某些工作的同時進而阻擋了陸生實習的資格，使得部分需要實習的學程皆無法修習，同時也雙主修財務金融的他，也提及了陸生在台不能考照的問題，像他這樣雙主修或輔系的學生，反而失去了實習與其他的學習機會。

至於實習，《貌似》團隊提到提問許多台灣學生認為實習應當支薪，陳學俊則回應，在台灣許多同學會把打工也視為一種實習，許多台灣同學認為實習同時也是在替公司工作，所以會認為實習也應當支薪，但在大陸，實習是必須有對口專業的，實習機構會要求實習生具備與實習內容相應的專業，不只是單純的工作，因此對於大陸學生而言，實習真正重要的是經驗。

兩岸英文課程比較 「口說」同為亞洲學生弱點

陳學俊觀察台灣大學的英文程度與授課，認為台灣大學英文系的課程注重文學，不像大陸在聽說讀寫上皆會分門開課加強練習，在台灣，英文系大一到大四在文學的閱讀上加強的較多，陳學俊觀察台灣同學的英文能力，認為「聽跟讀的方面，能力其實都很充足，但在說的方面，我覺得是亞洲國家的通病，亞洲國家能練習英文的機會畢竟比較少，而口說需要大量的練習才會比較好的。」

考慮到未來的出路，陳學俊則說「英文的應用性廣，但英文系出路不夠廣」，英文作為一種語言，雖能應用在各種地方，其實英文系出來的出路反而窄了，最多就是老師、翻譯工作或是國際新聞播報，但很多英文系學生畢業後也不會從事相關專業的工作，英文因此對許多人而言比較偏向是工具性的，而比較不會再對文學進行更深的研究與探討；而雙主修財務金融的他即是認知到僅具備的外文能力是不足的，而商在現今國際經濟蓬勃發展下，是重要的學問，便期望能以自身的外文能力與商做結合，跨足到國際。

英文作為國際通用語言，在國際化都市的號誌標示與服務人員的口語訓練上都是相當重要的，陳學俊觀察作為國際化都市之一的台北說到「台灣畢竟國際化程度相對於大陸來說是比較高的，因為來台灣的外國人也比較多，台灣對外國人而言是很方便的，就像每個捷運站都會有英文的資訊，而有些特定的景點，招待人員的英文能力也是很好的」，而日本雖然指標都有多國語言，但是服務人員的英文普遍程度就沒有台灣好。

後記

在與陳學俊的專訪過程中，提及了國際化已是趨勢的事實，而開放陸生來台實際上也是一種國際上的交流，來台陸生實際上無異於外籍生，而一樣作為學生，不論是從哪裡來的，都是有資格，甚至是有義務關心校園議題的，蔡博藝參選學生會會長，重要的一直都不是她的國籍，而是她想做甚麼，事實上，就算是其他人參選，情況也是一樣的，教育的場域不應有過多的政治因素牽扯，學生選舉是學生的事，應當正視其作為一位學生如何替學生發聲，替學生解決問題，而非針對他個人去做特殊化的評價與標籤。

文 / Vanessa

賀小語，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我是在上學期參與TEDxFJU認識小語的，她念廣告傳播學系，雖然過去沒什麼聊天，但她和其他人相互嬉鬧的樣子讓我印象很深刻，當時聽說她也是首屆陸生是還有點訝異，可能不只是口音聽不出來，也都和台灣人玩在一塊了，來自上海的她果然有種海派文化的活力與熱情，我也難以察覺這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同吧！  

勇於穿梭不同學生組織的行動派

後來我才知道，小語其實過去也短暫待過學生會，她形容「學生會是一個學校裡規模最大的社團之一，也正是因為人多，所以還是難免會有一些些唬爛的現象發生」，回想起之前和淡江學生會一群不懂法規的人談法規的荒謬感，真是感同身受，如果說學生會其實是廣大政治生態下的一個小縮影，它恰恰好反映了一種怪象，因為有些善於「唬爛」的人，排擠那些真正有在做事或有能力的人。 應該如同大多數大學生一樣，若不是不清楚學生會的工作究竟與他何干，就是誤打誤撞進入了學生會體系，小語則是用「第一個嚐蟹的人」為自己加入學生會這件事下註腳，我原先還不明白「嚐蟹」的意思，就百度了一下，看到眼前的兩行文字莫名讓我笑了好久。

鲁迅先生曾稱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螃蟹形狀可怕，醜陋凶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確實需要勇氣。但誰是天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呢？

積極參與課外活動的賀小語認為「同學關係、朋友關係和工作夥伴關係是很不一樣的。好的朋友也不見得是好的工作夥伴，但好的工作夥伴卻可能變成非常好的朋友。」

當時因為學生會還沒有過陸生，所以她和另一位陸生朋友打算加入學生會體驗一下台灣校園的最大社團，但後來因為學業的忙碌和社團的不透明制度讓她們覺得沒有意義，便漸漸退出，這也深刻使她認知到組織運作和團隊夥伴關係培養的重要。她認為「同學關係、朋友關係和工作夥伴關係是很不一樣的。好的朋友也不見得是好的工作夥伴，但好的工作夥伴卻可能變成非常好的朋友。」

後來，小語陸續參與了時報金犢獎和ATCC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都是需要在短時高壓的狀態下做到最好，也因為都擔任隊長角色，如何帶領團隊合作，協調不同成員之間的能力、個性差異，這些她都非常謹慎地處理，她坦言團隊的運作是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 回顧大學四年來充實的經歷，小語用積極正面的行動盡力展現自我價值，聊到加諸於陸生的種種限制如何阻礙留臺工作，她笑著說：「只要你有能力，不用愁公司不會要你，只要是人才，公司自然會想辦法留住你的。」

台灣媒體攻擊的陸生 也只是異鄉的遊子

「陸生」這概念向來會被台灣媒體誇飾成某種中國因素，她感慨「他們（媒體）抨擊的『陸生』其實就是同樣十八九歲的少年，其實平凡到說不定就是你隔壁家的鄰居」，爾後我們想起之前在輔大曾經有位上吊自殺的陸生，事發幾天後，人們很快就忘記了，可又有誰知道媒體長期蓄意地搧風點火下評論，傷害過多少離鄉背井來這裡求學的孩子。

至於去年三月份的反服貿運動，隨之掀起轟轟烈烈的反中國潮流，她自己雖然沒什麼表態，但卻觀察到一些不同意抗議聲音的台灣本土同學，因為他們一出聲就會顯得另類，被掛上不愛台的標籤，被抨擊而變得緘默，對於這種沉默螺旋效應的現象，她惋惜道「有不同聲音的台灣同學其實也需要一種理解的出口，現實就是服貿期間，台灣持不同意見的同學都不能自由發聲，這才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她也認為與其靜坐抗議，「寧願花那時間多讀幾本書，等有能力在國際上高處去爭取更多權益。」

勇於跳脫陸生包袱 品嚐台灣在地生活

最後，小語認為「陸生這個概念總覺得是學士學位開放後才興起的」，想想也是，在此之前我對中國的大學生印象，好像也只停留在台灣媒體形塑的有多用功多會讀書的刻板印象，「但我們都覺得交換生和我們不一樣，他們玩爽爽，帶著台灣的糖果和好玩回憶就走了，只留我們這些陸生，在經歷了這片土地人事物的甜蜜期後，留在這裡品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