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TK

執筆《第五號屠宰場》的20世紀作家馮內果 (Kurt Vonnegut) 曾經說過：「『善』 沒有理由戰勝不了『惡』，只要天使們能像黑手黨一樣組織起來。」(There is no reason GOOD can’t triumph over EVIL, if only ANGELS will get organized along the lines of the MAFIA.)  這句話放進紀錄片脈絡，不一定指稱拿著攝影機的人為「善」，而被攝者為「惡」，但它或許帶出了一個更可貴的現實概念–想對抗，你就必須組織起來。

影像來源：TIDF

抵抗主流：相似的歷史片刻

臺灣曾經在解除戒嚴時期有一個名為「綠色小組」的團隊四處記錄下了各種社會運動的第一手實況。在臺灣民間動盪的1986年至1990年，成功捕捉到了當時社會的脈搏，留下難得的影像。礙於當時政府從上至下的嚴密搜查，所有的影片素材，只能在一些秘密的地方（比如傳說中的「民主香腸攤」）以影帶 (VHS) 的方式私下傳閱。若一不小心讓影帶流出，在當時還會被政府的思想審查大隊查禁沒收。因此對於黨政軍三台新聞頻道（當時的主流視角）以外，想瞭解另一個角度、另一種視野的觀眾，就得去偷偷打聽這些秘密影帶的下落，不然只得無從選擇地接受這些「被過濾」的唯一資訊。

因此「『綠色小組』是誰？他們做過些什麼？」這些問題，在臺灣民間始終是一個謎。許多人聽說過，但從未看過。有些人看過他們的影帶，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不願承認。也有人因為被查到蒐集這些影像，遇上了難以擺脫的麻煩。其實回想這一切，也不過是不到30年前的事，尚未完全遠離我們今日的生活脈絡。

當我們帶著這樣的脈絡再回頭看《沒有電影的電影節》，或許也得以想像中國未來的十年、二十年，想像這個國家可能會經歷怎樣的轉變？

本屆TIDF策展人林木材，曾在幾年前現場親身參與這場影展後，在第34期紀工報上，對於自己所處之地生出了深刻的省思。

參與了許多場大大小小的座談會、論壇，主題包括了拍攝課題，獨立電影定義，影展的走向等等。我身為一個局外人、外國人，自己心中最深的感觸是──雖然外在環境險峻，但他們心中的火焰是如此熱切，求知慾竟這樣強烈。某些主題在國外或西方早已有定見或豐富討論，但因『語境』的不同，大環境的政治社會情勢不同，中國獨立電影應有自己的脈絡傳統可循。無論如何，關於影像的思索及問題，終究必定要親身經歷與討論，才能得到自己的答案，推促成進步，累積成智慧，如此才能避免只是抄襲他方他人，而能真正從自己的土壤中，生長出美麗的文化之花。

這一份深刻的省思，或許也是身為台灣的創作者一份子，面對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最真實的對鏡。若說每位觀眾進到戲院，將帶走他們各自需要的東西，於臺灣的觀眾，於你，會是些什麼呢？

影像來源：TIDF（王我《沒有電影的電影節》）

「困境」的長相

中國2009年花在「維穩」上的開支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而這年的軍費支出是5321億元。在官方新聞常見的這幾個詞彙互換：發展、和諧、維穩，直到今日2016年，觀看完這部紀錄片，我們或許會更好奇：所謂維穩，到底是怎麼樣的「穩定」？對誰而言的「穩定」？梁文道在《關鍵字》一書談到這個議題，更進一步追問：「既然穩定是個狀態，那麼我們也應該了解衡量它的方法，表示從極穩定到極不穩定之間的各項指標？」

在藝術創作的領域上，與「維穩」產生的衝擊，照實搬上螢幕會是什麼樣子？

在這部紀錄片中，導演王我透過結合不同人手機、攝影機側拍（有些是偷錄）的素材，集合成一處，嘗試從影展的上半場（開幕式）與下半場（閉幕式），側寫這次「被取消的影展」事發的過程，包含特別的落幕儀式，獨具今日中國創作界的寫實處境。

栗憲庭電影基金創辦人在片中說道：「我們沒有要對抗什麼，只是想提供給獨立導演一個平台，其實就是這樣很簡單的事情，我們爭取的就是讓每一位導演可以自由地拍攝，然後有一個小地方讓大家來討論、探討，在學術範圍內來討論這些獨立電影。」這段看似天真，同時悲觀，卻也懷著希望的企求，幾乎成為了當代中國獨立影像工作者的縮影。

影像來源：TIDF（王我《沒有電影的電影節》）

在影展見證被「實體化」的困境

由於政府的高強度維穩，預防「不確定性高」的聚眾行為，栗憲庭電影基金嘗試在體制內某種程度與政府達成心照不宣的「妥協」：透過工作人員以口耳相傳的方式，秘密告知放映時間，並同時謹慎避免消息走洩；搭配另一個「人人都是放映員」的計劃——將所有參展影片壓縮到防拷光碟中，只要有一台電腦就能隨時觀看的游擊戰法，提供給工作者做專業的討論，同時收集他們的反饋與專業論述。如此面對威脅、壓力下的堅持，這群工作者在螢幕上展現難以掩蓋的旺盛企圖心，超越了我們對「影展」一詞的想像。

「秩序至上」的國家氛圍中，在中國辦一場獨立作品的電影節，是否有可能？看著基金創辦人栗憲庭與策展人王宏偉在警局接受偵訊，而公司的十餘台電腦，與庫存的一共1500多部獨立導演的作品DVD直接被沒收。這些細節，協助我們拼湊出了「困境」這個抽象詞彙的實際長相。

「你們不是警察嗎？怎麼就只是看著，不管？」

我印象特別深刻其中一段影像，圍觀的民眾看著一位影像工作者遭圍事的「村民」暴力對待，質問在場觀看事件發生的警察，沮喪的那句話：「你們不是警察嗎？怎麼就只是看著，不管？」

隨著影片的進行，到最後結尾的字幕滾輪，這句無奈的質問，依然迴盪在腦海。

十年後，或許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中國，我們會如何評價這部紀錄片？可能會有跟今天不一樣的答案。而在此刻，它被選為影展單元的作品之一，對於「在中國暗自生產，在臺灣侃侃而談」這個描述的「實體化」，已有了它獨特的位置。

註：本屆TIDF正好也會重新推出數位修復版的「綠色小組」專題，這群已六十餘歲的工作者也將有興趣的觀眾，重新體驗一次那段歷史時刻臺灣初生的民主浪潮。詳見資訊：台灣切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

文 / TK

「我連臺灣的獨立製作紀錄片都看得不多，為何要去看中國的？」

當我們跟朋友談起即將在五月舉辦的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裡面有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的作品，他們發出了這些疑問。

「你剛說，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所以作品講的是『中國獨立』嗎？」

其中一位朋友這樣回應貌似團隊的夥伴。初聞，相視而笑，停下來後卻發現，對方好像真的很誠懇地設定這句話為一個「問句」。

這幾個細碎的小片段，集合一處，彷彿也切實地映照了中國獨立紀錄片在臺灣，夾雜著對於「中國想像」的複雜情緒，與「獨立紀錄片」這個敘事形式，既陌生又熟悉，既遙遠又靠近，內外交迫，必須面對的現實。

影像來源：TIDF（王我作品《沒有電影的電影節》）

透過獨立導演的眼睛 重新發掘中國

今年3月11日，TIDF 的前導講座第二場，播放導演鄒雪平的作品《孩子的村子》，映後座談的政大傳院教授郭力昕，與現場觀眾談及的二三事，現在回想起，有幾點特別值得回味。

關於某些人認知「中共就等於整個中國」這件事，郭力昕認為對於中國社會的理解，是需要去層層細分的，以一種「概念化的中國」把全部我們所以為的「負面想像」，一次攪動在一起，在尚未足夠沈澱的時刻，無法用相對平和的眼光看待「非統治階級」的人們。他鼓勵觀眾朋友，先具備內在的自信，帶著一顆好奇心，這個心態，進一步促使我們將觸角往外延伸，尤其是面對鄰居──這個陌生的中國，我們得以透過這些獨立導演的眼睛，發掘他們認識的中國，從他們的視角來發現他們觀察到的中國社會。而這正是之於臺灣觀眾，TIDF 可以扮演的特別角色。

我想起，居禮夫人 (Marie Curie) 認為「生活中沒有可怕的東西，只有應去瞭解的東西」(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從參與影展的前導系列講座以來，聽著現場觀眾的發問與分享，我一直在重新思索，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可能性：它是否可以在不同族群，超越國族認同與想像，從「人」為出發點，成為一座堅實的對話橋樑，扮演這個社會對於「他者」相互理解，進而同理的平台？

影像來源：TIDF（趙亮作品《悲兮魔獸》）

躍上大螢幕 直觸禁忌的質問

當這些作品，終於被放上劇院的螢幕，我們得以毫無障礙地進場、觀影、言說、分享，這些影像的背後，在他方繫著多少在困境中不願低頭的信仰？

我想到，不論是工作者在中國現實體制內的掙扎，抑或是一部獨立作品終於問世，獲得青睞，走向國際影展，製片或是策展團隊，一路走來，如此艱難，卻也是如此珍貴。看著鄒雪平完成的《吃飽的村子》與《孩子的村子》這兩部觸及中國在上個世紀發生的「大饑荒」議題，我不斷想著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位工作者需要多勇敢，迎戰孤獨，與這個社會的質問（你明明知道這個議題不該挖，卻還去做它，你究竟是怎麼了？），去面對完工後乏人問津甚至無法出版、公開播映的窘境，甚至一不小心抵觸政體設定的議題底線，可能遭致的生命威脅。

談論到中國攝影師「當代最現實的挑戰」，盧廣認為是「如何繞過政治審查和市場規律，好給這個一方面正被貪污啃食，又急迫追求正義的社會，一個真實的臉孔。」回想，那一股在逆境、沈默中選擇說出想法，一步一步釐清、靠近「真實」的勇氣，不正是我們在藝術創作者的血液中，所能找到，最動人，也最真誠的篇章嗎？

影像來源：TIDF（周浩作品《大同》）

如果你在找尋新的視角認識中國

美國民歌的重要人物 Woody Guthrie 嘗言：「生命就是聲音，文字就是音樂，而人民就是歌曲。」

關於中國人民的一篇樂章，在如此維穩的政治現實中，如何可能？

隨著時代向前走，中國曾經確實存在卻又陌生的「大饑荒」，至今卻仍然是一團迷霧——而在中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的眼中，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起始點。隨著2010年，他嘗試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帶著攝影機，學習紀錄片的精神，回去自己生長的地方，透過爬梳歷史軌跡，捕捉經歷過大時代的眾多身影。甫而立之年的鄒雪平導演，就是這場運動的其中一位象徵人物。她的「鄒家村五部曲」就是一連串有生命，有思考的成長歷程，讓人見證一位紀錄片工作者對於家鄉的真誠探索。這個重大的行動，也讓更多願意深入瞭解的觀眾，從中映照紀錄片面對社會、人群、記憶、新美學觀點開拓的可能性。

今年五月開始，更多難得一見的作品，將會一一在 TIDF 的大舞台上亮相。完成這些作品的工作者，也將踏上臺灣的土地，與這地的觀眾對談，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關於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

最後，以談論當代中國攝影的作品《鏡頭下的中國》，深入各地追蹤中國影像工作者的法國紀錄片導演 Emma Tassy，在第一集〈環境的變遷〉的旁白結語，為這篇導言做一個小結。

「在中國，這種（對過去生活經驗的）失去來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波及社會上所有階層。僅只三十年間，農耕文化就讓位給城市文明。本土攝影師讓自己置身於既令人迷失方向、又抹除一切的過渡時期。那是一種病癥，一個盲目服從於權力與速度的時代；他們的作品對那些正在對抗『集體失憶』的人民來說，是足以建構成描繪混亂的影像遺產。」

這些珍貴的影像紀錄，不論你來自何方，中國，或是香港，或是臺灣，今年，在 TIDF 你也得以成為其中一位參與者。因著有一群遠方的工作者，以他們的真誠與勇敢，向深井投擲了一枚小石，等待你我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