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Gin Zheng（一個要在台大沉浮四年的福州人）

以新媒體節目型態討論政策，是《政問》的亮點所在。（攝影 / 謝定宇）

因為討論政策，所以更冷靜。

「政策，才是《政問》要關注的焦點。」錢念群說。

台灣的政論節目繁多，而第一個聚焦政論的節目，成為《政問》備受矚目的原因。「政治是一項專業，對於它的討論，應回到政策面，回到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新聞大概一星期內刷屏就過去了，而政策不一樣。國家與中央等級的政策是以一年為單位，執政者只管在任期內做好事情，為何要去管十年後會是怎樣？」講者一席反問，引出對政策關注的深思。

以新媒體節目型態討論政策，是《政問》的亮點所在。它打破主流媒體的口水戰，雖稍顯枯燥，卻不會玩「情緒的操弄」。節目製作呈現新媒體多元技術整合與觀眾互動的特色，《政問》會在前一個星期就整理線上懶人包，讓觀眾丟問題，而有別於對收視率的關注，《政問》是通過精算，去發現哪一秒是觀眾點閱或停留的關注點。

「我們要做的，是選定一個政策，選定最適合談論這個政策的人，讓網路直播成為這個政策回頭在被討論時的備忘錄。」她誠懇笑言。

「看來是要建立台灣整體政策的備忘錄。」主持人總結道。

因為關注風向，所以接地氣。

數位時代做直播，並不是人人都做自媒體這麼簡單，而是順應時代的趨勢，網路巨人把觸角伸向線上影音。

「就算有200萬人收看，我也是台灣2300萬人裡的小眾。」阿苗認真說道，「阿苗帶風向」自認是小眾節目，也是其自認選取想講的議題而非網羅天下。所謂小題大做，就是把想講的議題，在一個小時內，縱使能講的很少，也要向觀眾傳達出必要的資訊。

苗博雅直言並未想把議題打散，而是把它安排成比較容易入口的方式，給觀眾看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希望觀眾帶著問題與興趣而來，希望他有更多好奇，我能給更多有用的幫助他思考這些問題的資訊。」

談到與邀請來賓的對談技巧，阿苗坦言分寸很難拿捏。「如果問了尖銳而尷尬的問題，以後再有來賓很難邀；如果不溫不火，那觀眾不如看行政院公報。」我們或許並不知道，政治人物願意冒著被節目羞辱的風險，也要迎戰這些強度高的戰場，是因為他們如果過了這關，其聲望就達到了真刀真槍的水準。如此以來，這種政論節目才能給來賓與節目方製造雙贏。而阿苗想要達到的，就是這樣的節目型態。

「希望觀眾帶著問題與興趣而來，希望他有更多好奇，我能給更多有用的幫助他思考這些問題的資訊。」（攝影 / 謝定宇）

因為看到問題，所以做平臺。

「我不是大眾傳媒，我只是幫助要做事情的人，幫助他們發起方案。」謝宇程堅定道。

由自身實例舉起，謝宇程提起自己多年研究教育如何為事業做準備，探討教育如何為年輕人開拓視野，為產業環境做準備。「我叫它『業界學程』。」他笑言，設計了這些內容，希望可以到學校演講，或與NGO，與任何可能的人合作，找那些願意提出方案的負責人，提出方案、執行、測試、改正，在自己的節目《未來有問題》上繼續報告，從而可以有越來越多人的協助。

謝宇程用他的藍圖在向我們說明，任何的改進改革，都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是很多領域的人協作的結晶，也就是謝宇程概念里的「負責人社群」。

嚴格來說，《未來有問題》並不是在告訴觀眾，那些一定不知道的事情，並不一定能讓觀眾更有知識。謝宇程或他邀請的來賓，是那些想做明確的事情的人，自己有一個發表的平臺，最最至少也能有一個網路上的影片作為記錄。

「所有的時候，大眾關心的議題就是非常少，98%的議題，被2%的人決定。」資訊爆炸的時代，數不清的議題在臺面下不斷發生，這些有行動的決心的人們，所謂的「負責人社群」，擲出那些同樣值得被關注也值得付出實踐去改變的idea，是拯救98%洪流的功臣。

「社群廣場裡的肥皂箱：3個帶你關心臺灣社會的節目」活動對談（攝影 / 謝定宇）

社群廣場裡的肥皂箱，數不清的泡泡們仍然在摸著石頭過河。小市場和好內容，如何結合在一起，如何對的時間放在對的通路上，去為台灣社會做一點點小小改變，都是這三位講者的共同故事。

探討這個社會，可以更冷靜，可以接地氣，也可以做平臺，但他們熱切關注的決心和付諸實踐的行動，是網路時代的年輕人們，應具的耀眼光芒。

文 / Vanessa 

《政問》內容製作負責人錢念群（攝影 / 柯智元）

文 / 洪裕淵

圖片來源：政問臉書粉絲頁

《政問》第四季的主題是「Taiwan Restart：新世代如何改變台灣？」，除了要關注新世代從政治參與、青年創業、文藝創作等方面的機遇，更要和大家一起探索如何在教育、能源、媒體、公民參與等方面，如何迎向未來。而第二集，要聊體育產業在新世代的觀點，邀請了台北市棒球工會理事長胡金龍以及蓬勃運動執行長徐正賢進行對談。

在開始前，我期待著一個現任職棒選手，一個運動產業的執行長，兩者的身分恰似勞資關係，能夠激出怎麼樣的火花？

一團和氣的政策討論氛圍

先說結論，這場節目並沒有提出新觀點，兩人與主持人共同營造出一種互相謙讓的氣氛，每個問題大多是你說，我贊同；你的專業，我沒意見。如果光是討論政策就一團和氣，那就反映出體壇明明問題很多，但是已經沒什麼好說了嗎？

我個人認為，兩個講者的談話內容，的確都反應了他們的身分。一名職棒選手，他所在意的是能否為球隊贏得比賽，並且作為一名工會理事長，他所接觸的也只有關於中職在面對假球案之下，如何自處，進而爭取更好的待遇 ; 至於一名執行長，不斷強調產業化和運動人口的增加，並且要想辦法提升運動風氣。我們得到的答案幾乎是在網路上已經公開過的資訊。甚至在聽完兩位講者的對談之後，後續民眾在現場的提問，他們問的問題都更專業，更像是有所準備而來。

如一名現場發問的觀眾，他先問到是否是因為單項協會一手掌握了所有的國際賽事，導致資金獨佔呢？而徐正賢回答，體育署應該放開心胸，讓所有的國際體育賽事都透過招標來遴選，而協會當然仍然要負責組選訓跟國家教練的考試就好。但隨後觀眾拿出資料詢問，體育署在104年贊助了棒協共一億七百多萬元，補助的內容就是賽事及招募國手及教練，他詢問的是到底問題出在哪，究竟是經費不足，項目不對，還是執行力的問題？徐正賢只是回答，體育署如果可以開放國際賽事讓其他體育團體招標，就會好一點，這種回答依然讓人摸不著邊際。

在我看來，講者遇到很多問題的回答大多含糊帶過，例如胡金龍被問及中華職棒的裁判也可能收錢的問題，或是裁判訓練制度的問題，明顯看出因為不了解，於是無法回答的窘境，只好重新講一次他已經講過的論點。

只談一部分的「運動產業化」

關於體育產業的選題，《政問》在臉書粉絲頁寫道：「你還記得，多少對台灣體育的感動呢？
　
朱木炎 2004 年拿下跆拳道奧運金牌，全台灣一同狂喜，
盧彥勳 2010 年在溫網闖入八強，全台灣都為他加油打氣，
中華隊 2013 年棒球經典賽九局落後給韓國，全台灣一起跟著展元哭泣。」

接著問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台灣體壇如何自救？當我看到這個問題時，我想問的反而是，台灣體壇為何要自救？台灣自然某些運動產業獲得了挫敗，例如棒球，已經變成了贏球才是國球，輸了就找戰犯，各種酸「四海遊龍」、「吃鍋貼」（編按：雖敗猶榮（龍）的諧音，因為每次輸球，永遠都是這四個字，鄉民從一開始的期待，都變成了不期不待。）但是去年奧運，我們的射箭及舉重都分別獲得了銅牌及銀牌。於是就沒人要談論射箭及舉重了？

就徐正賢的說法，不斷強調「運動產業化」，甚至還提出體育不該置於教育部之下，因為體育不只是教育，既是行銷，也是商機。但是徐正賢卻甚少提到關於那些較難獲得商機的運動，例如田徑，游泳，舉重等。而這些較難商業化體育項目，甚至遠多於那些可以商業化的項目，例如，棒球、籃球及網球等。

很令人遺憾的是如果提問是台灣體壇如何自救，在這場對談，我只看到了那些可以商業化的運動「如何自救」，而這實際上只能代表一部分的「體壇」現況。

面對舞台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給現場觀眾觀看的大投影布幕，黑暗的四周，燈光集中聚焦在舞台上。（攝影 / 洪裕淵）

期望議題與現場討論要更契合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政問》的活動。不得不說活動設計的很用心，令人耳目一新，進入華山烏梅劇院的會場，掃完入場卷QR code後，可以換取台灣啤酒或是可樂。而會場是一個類舞台劇的三面觀眾席的舞台，面對舞台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給現場觀眾觀看的大投影布幕，黑暗的四周，燈光集中聚焦在舞台上。

金曲獎入圍的柯智棠先生在開場的演唱很動聽。柯智棠瘦瘦的，穿著帆布鞋，緊身的黑色九分褲子，灰色的T-shirt，因為衣服稍嫌大件，緊身的褲子略顯得上下身比例很不一致，他一共演唱四首歌，我一直試圖從歌詞中聽到一點點與政治批判的關聯，但卻沒有聽到。

主持人開場，表示希望《政問》應該是可以喝著啤酒，聽著輕鬆音樂的場合，聽起來很棒。但我建議，如果《政問》想要創造透過意見領袖來討論公共議題的場合，訪問的問題與邀請的講者應該要真正的契合，並讓講者事前做好足夠準備。畢竟這個場合，民眾是想看到更多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我沒意見，我不清楚。

《政問》第四季是第一次開放現場觀眾參與，從現場工作人員的表現，多少看得出一些生澀感。或許因為現場或是網路上民眾的問題，都太過於突然，導致講者看起來措手不及，只能靠臨場反應，這也是可以預期的。我的期待是，如果這些意見可以促使講者與觀眾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或許這是《政問》可以帶給社會的改變。

（5月27日，貌似實驗室邀請到《政問》內容製作負責人錢念群來分享節目製作幕後經驗，歡迎報名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