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淑敏

貌似實驗室於四月的編輯會議（攝影 / 柯智元）

在加入貌似實驗室之前，我從未想過，原來認識陸生，也可以作為認識中國的一個起點。尤其像我這樣──曾經參與過反服貿、反媒體壟斷運動的人、他人眼中「逢中必反」的憤青，對於中國的想像總來自於社運抗爭的反中論述當中。經過幾番大型運動之後，我也常反問自己，除了社運中的「中國因素」之外，還有什麼問題意識是當下我們尚未察覺的？我們所認知的中國社會又到底缺少了什麼？

要做在臺陸生的採訪計畫，可以是個很好操作的議題，也是個最難下筆的議題。每當各大媒體出現以「陸生」為名，議題設定卻難以跳脫「陸生 v.s. 台生競爭力」出發。這樣的議題呈現背後，不僅是折射了臺灣對於中國崛起的焦慮；也像是東方傳統家庭下，老愛拿「隔壁鄰居的小孩」做比較的弔詭心態。

臺灣對於中國議題的敏感與焦慮，更顯現於主流媒體的形塑──流於二元對立的兩極觀點，統／獨、親中／仇中、開放／鎖國。這一群在臺灣待了四年的陸生們，在主流媒體議題設定呈現下的「在臺陸生」到底真正代表了誰？除了政治版、兩岸版、「競爭力」之外，能否有一個平台，可以讓陸生們真正的為自己說話，將「陸生」還原為一個單純的外來留學生的樣貌；聽聽他們當初懷抱什麼憧憬來臺、如何看待臺灣大學教育？經過臺灣近年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仇中情緒，來自中國的陸生又該如何自處於「民主」與「自由」的小島上？

把陸生當人看

貌似實驗室自今年三月開始，趕在陸生畢業前，如火如荼地進行一連串的陸生採訪計畫。為何學生自發性團隊要進行這個既實驗又敏感的陸生採訪計畫？（尤其中國因素在社運抗爭中活躍的這幾年）除了回應外界之外，團隊本身也不斷自問自答，思索我們的採訪計畫與其他媒體的「差異性」以及「可能性」。

六月中，貌似實驗室辦了一場實體交流會「陸過一道牆」，我們幾位成員，Vanessa、白蛇、智元與我，在台上模擬演出團隊開會的情形，演著平常我們開會時的自問自答，如何回應外界看待貌似與其他媒體的差異性。白蛇忽然語出驚人地對眾人拋出：「因為我們把陸生當人看！」搏起台下的掌聲與哄笑聲。「把陸生當人看！」一語道出陸生在臺四年的尷尬處境與身分焦慮。

「陸過一道牆」活動中，陸生余澤霖也在台分享他的在臺求學經驗，提及陸生在臺灣校園所面臨的困境：「當我們陸生以學習目的來台灣求學、認識朋友、來吃吃喝喝，這樣簡單的目的來了之後呢，所有台灣的學生、僑生、外籍生都可以打工、實習、擔任國科會計畫專案研究助理，唯獨陸生都不行！後來我們就開始嘲諷自己，『可能因為陸生不是人吧？』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權益就我們不能享受。」

貌似實驗室最初由五人所發起，在計畫進行中陸續增加至八位成員，是由跨校的學生所組成，也有今年畢業目前正在工作的夥伴，其中涵蓋社會學、新聞傳播、電影、美術等領域。基於對陸生最單純的好奇，期望突破主流媒體的片面建構，親自聽聽陸生們為自己「說話」，為在臺四年的留學生涯做一個小結，趕在2015年6月畢業前夕，採訪超過20名陸生，更細緻地耙梳每一位陸生在臺灣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就此產生。透過與陸生的談話採訪，認識陸生，貼近真實而日常的「青年交流」；除陸生專訪外，貌似更建立了「搭橋者」的人物專訪，採訪《陸生元年》的作者葉家興、黃重豪、紀錄片導演傅榆、資深兩岸記者李志德，期望透過搭橋者的視野，突破現有「臺灣看中國」的貧乏想像與框架。

團隊成員各自對於陸生議題涉入程度也不盡相同。其中一位成員和聲，本身就是陸生，更增添了團隊內部視角的多元性；Vanessa 與智元在國外求學的過程中，曾與中國留學生有過深入的來往經驗；至於白蛇與我，在加入團隊以前，對於陸生幾乎是「零接觸」，等於從零開始踏入陸生採訪計畫；每一位成員對於中國議題以及陸生，一開始都是抱著各自不同的想像與不同程度的涉入，透過貌似團隊的採訪計畫，每位成員開始補足、貼近關於陸生的真實想像。陸生不再只是新聞媒體呈現的樣板人物，他們是真真實實存在臺灣校園，坐在教室中，你我隔壁的同學。

貌似名稱的由來

團隊總召 Vanessa 曾經隨口問一位陸生朋友，作為首屆來台的陸生是否像實驗室的白老鼠，她回答：「不，我們是死老鼠！」於是，MouseLab 與「貌似」諧音順理成章連成一氣，成了團隊名稱與主視覺影像。

「貌似」，讓一切看起來理所當然、好像就是那麼回事。如同一般臺灣民眾而言，「看見陸生」，只在政治、兩岸新聞版面上；「看見中國人」，只見於媒體對「強國觀光客」的刻板印象。2012年從美國回來臺灣的 Vanessa， 回想起她在國外與中國學生單純的友情互動，更深刻感受到陸生群體在臺灣的尷尬處境：當中國人在臺灣，無論是講話的口音、吃飯習慣、言行舉止，都會輕易成為區分你、我，敵人與我的象徵符號。

三個月內我們可以辦到什麼？

二月底，計畫總召 Vanessa 發起構想，分頭找了白蛇、小游、智元、和聲（去年九月來臺的陸生）以及我組成了這樣一個團隊。計畫自三月中開跑，預計在六月一日以前至少採訪完30名陸生，架設官網，每週定期發佈兩篇專訪報導，六月出版紙本刊物，最後在六月中舉辦實體活動分享會。

每次的採訪主要由 Vanessa、白蛇和智元輪流做主訪跟寫手，智元、和聲和小游輪流擔任動態、靜態攝影。而我因身處中南部，則擔任審稿編輯的角色。平面攝影於網站文章搭配露出，而每一次的動態影像則全部累積為素材，最後剪輯成一則紀錄短片。

每次的採訪主要由 Vanessa、白蛇和智元輪流做主訪跟寫手，智元、和聲和小游輪流擔任動態、靜態攝影。（攝影 / 吳易珊）

每個禮拜貌似團隊會固定開一次會，檢討當週的採訪過程，檢討每篇稿子的書寫架構，不同寫作者的觀點視角，馬不停蹄約訪下一批採訪對象，確認下一次的專案進度，並在雲端建立好專屬的工作資料夾，加速團隊在網路上的溝通運作；在此期間，也要同步觀察比較其他媒體對首屆陸生專題的處理，不斷檢視團隊目前的走向，如何更深化陸生專訪的視角；每一位成員在這過程中也不斷蒐集、觀摩資料，提昇自己的採訪技巧，以期【貌似實驗室】能真正做到有別其他媒體，更細緻的陸生專訪報導。

除了書寫不同陸生的生命經驗外，採訪團隊更有一個重要的原則，與受訪者建立互信機制，每篇文章發佈出去之前，仍會跟受訪者做好溝通，確認訪談內容的精確性，以保護受訪者為前提。即便在對話過程中意外獲取相當有新聞性的「敏感議題」，在下筆之前，寫手們仍會有所取捨，且避免流於主流媒體的獵奇詮釋。因為對於我們而言，每一位掏心掏肺與我們分享生命經驗的陸生們，同時也是貌似團隊的夥伴。

如何看見陸生？

2014年，淡江學生自治選舉公報中，出現了中國國籍的學生會長候選人蔡博藝，引發相當大的社會爭議。陸生有無參與校園自治選舉的權力？陸生擔任學生會長是否有國安疑慮？Vanessa 在此次的淡江選舉風暴中，正巧擔任了蔡博藝競選團隊總幹事，親身面對校內選委會對於陸生參選的衝突與打壓。本該是校園權益事件慢慢演變成了國族爭議，更加突顯「陸生」身處臺灣校園成了「特殊群體」。

我在審稿的過程中，看見不同陸生來臺的「偶然」與「尷尬」。四年前，首屆陸生在對臺灣高等教育資訊不足的情況下，意外來到現在就讀的校園，懷抱著對台灣自由風氣的憧憬，來台之後又接連見證幾波大型反中國因素的社運衝擊。陸生一方面感受到臺灣的「自由」，一方面又因來自中國的身分而在「反中情緒」的社運場合中侷促不安。一位來臺就讀新聞系的陸生，卻又在歷經了校內刊物撤稿事件後，深刻體悟到「沒有百分百的新聞自由」。曾有陸生在大一時，積極想串連全台陸生組成「陸聯會」，陸生在跨校會議中又反而質疑起「陸聯會」的代表性，有些陸生不認為自己可以「代表」與「被代表」。

三限六不為陸生來台叩下了第一道門，當他們來台之後，又受困於政策限制下，不等同外籍生與僑生，成為尷尬的群體。當一批批陸生正式登陸台灣，首當其衝的就是「三限六不」的政策限制：「限校」、「限量」及「限域」;「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續留台灣就業」。來臺四年，他們的實習、打工履歷因此空白一片，連帶在臺灣所累積的資源、人脈，回到中國之後，恐怕是重新歸零。這一群在臺中國留學生，四年之後，他們該何去何從？

貌似實驗室，即是希望打破主流媒體所建構的片面陸生形象，希望透過每一篇陸生人物專訪，還原每一位陸生的不同樣貌與真實處境。

貌似實驗室是統媒嗎？

在主流媒體的議題豢養下，閱聽人已習慣將媒體刷上顏色，所謂「統媒」、所謂「三民自」獨派媒體。因此貌似團隊一路上，也遭受不少政治立場的檢驗質疑：「幫陸生講話，所以你們是統媒嗎？」、「為何不先解決中國政治因素再來談陸生權益？」倘若貌似團隊要對外解釋，是否要以：「我們團隊成員大部分都有參與過反服貿運動，所以….」作為一個起手式，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澄清辯護」呢？在FB等社群媒體上可以輕易激起議題的對立、表態、測風向，與此同時，每一個人在對A議題發表意見的同時，卻也不得不被逼著對B議題做出表態。彷彿必須先取得一個「政治正確」的門檻，下一步，你才能獲得發言權與詮釋權。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蓋上「統媒，不意外！」的認證。

六月實體活動「陸過一道牆」的活動中，曾經接到一張小紙條問道：「我們跟中國就是存在不正常的國與國關係上，如何跨越、超越陸配陸生議題？」陸生余澤霖簡單回應：「身邊的兩岸其實不就是『我』跟『你』的關係嗎？我來自大陸、你來自臺灣，再加一瓶台啤。就這麼簡單。統獨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Vanessa 先對大家丟出一個疑問：「如果當一個陸生批評台灣社會不好，你覺得是有說服力的嗎？」她坦承：「我在做採訪的過程中最常被質疑、揣測的是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很有意思的是，你要先確認我的政治立場，再來確認我的文章內容是否有可信度嗎？當我們在思考、猶豫的過程中，我們對政治立場應該還可以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對我個人而言，對中國的想像是透過社會運動的爭論中開始，耙梳各界對中國因素的正反辯證、利弊之爭，去形塑中國因素對於台灣的政治經濟影響。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2014年的反服貿佔領運動，我也曾親身加入街頭靜坐的行列。然而在大型運動結束後，我也曾不斷反問自己，當初運動參與者所堅持反對的，除了「中國因素」之外，還有呢？在中國因素之外，還有另外一股更巨大的問題意識，是在當時激烈爭辯「利大於弊」之外，你我之間都沒有意識到的吧？在一次街頭論壇中，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所說的一句話，深深地烙印在我腦海之中：「在看清楚『敵人』的真正目的之前，我們甚至還沒有看清楚我們自己。」

在參與陸生採訪計畫的過程中，我也曾不斷反思，臺灣人面對陸生與中國人，真能做到所謂「去政治化」的連結與想像嗎？個人的價值判斷都有各自的叩問與答案。但一當去政治去得不乾不淨，在日常生活與政治的進退維谷之間，生活即是政治，盼望「去政治化」的陸生，在現今卻終究逃脫不了政治化的身分與生活的不便。

團隊成員的交互反思

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在上半年階段性的告一段落，團隊成員彼此之間也做了一輪的貌似內部互相訪問。

白蛇在某次陸生訪談時，聽著對方笑著說了一句：「我從小就有個敵人叫別人家的小孩」這句話深深烙印在白蛇腦海中，「我想那是因為這句話意味著一種差異吧，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獨特性與價值，但似乎這個世界對於人的認知總是建立在差異之上的。」

小游印象最深刻的訪談，是在採訪《陸生元年》作者黃重豪。黃重豪的初衷以為：「經過四年之後，再次看待陸生健保議題時，那個最尖銳的東西有沒有被磨得光滑一點？但現在感覺起來並沒有。」小游認為，彼此的互動也能瓦解或改變某些既定的印象，而既定印象的打破與重構，彼此的質變就是交流最重要的意義。

小游印象最深刻的訪談，是在採訪《陸生元年》作者黃重豪。黃重豪的初衷以為：「經過四年之後，再次看待陸生健保議題時，那個最尖銳的東西有沒有被磨得光滑一點？但現在感覺起來並沒有。」（攝影 / 柯智元）

智元在採訪過程中，相當認同葉家興教授所說：「當我們所認識的陸生基數變多了，對陸生的認知也能避免過去單一的標籤想像。」智元從三一八運動經驗中，感受到面對國族議題時，民族情緒就會上來，一切有關中國的事物就都變成「格外看待」。透過這次的採訪計畫，反而回到日常生活去了解陸生是如何形成對臺灣社會的認識。

本身即為陸生的和聲認為，「貌似」關注在每位受訪陸生個人生命經驗，而不是他背後的社會意義，讓陸生自己掌握話語權暢所欲言，不用擔心自己說過的話被斷章取義。和聲說：「說是要理解陸生，我覺得也太嚴肅了，就是認識一個新朋友嘛，只是這個朋友不幸被很多不認識的人貼標籤而已。」

問到發起人 Vanessa，期望透過首屆陸生採訪對台灣社會產生什麼影響嗎？她自認為：「我在做的是擾亂既有秩序的工作，因為語言就是鬥爭的開始，當我使用『陸生』作為對話的起點，就會開始被貼政治不正確的標籤。另外則是我盡可能地避免讓首屆陸生成為被我消費的對象。至於對於社會的影響就留給大家回答吧！」

團隊成員彼此之間在採訪計畫中各有所獲，在短短三個月間以學生團隊有限的資源下，做出有別於其他媒體的差異性，期待讀者能從貌似實驗室真正看見每一位「陸生」。我們不追求獵奇、不追求聳動點擊，只希望在這裡單純呈現每一位在臺陸生的樣貌。

2015下半年我們又期待延伸「陸生議題」之外加入更多的可能性。六月之後，有些陸生回中國了，有些陸生繼續在臺攻讀研究所。在上半年階段性的採訪任務站告一段落之後，貌似實驗室也將逐步轉型，除了陸續追縱在臺陸生之外，也將採訪對象擴及到「在陸臺生」的中國求學經驗。從這裡到彼岸，我們不迴避、不煽動，僅作為一個搭橋者，期盼勾勒出更完整真實的中國與臺灣青年樣貌。

文 / Vanessa、游承翰
（劇照皆經傅榆授權引用）

導演傅榆，作品有《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藍綠對話實驗室》等，關注年輕世代與臺灣政治經濟議題。（攝影 / 許鈺羚）

新銳紀錄片導演傅榆曾以《我在臺灣，我正青春》在2013新北市紀錄片奬拿下首獎，評審團認為這是一部能夠挑戰大螢幕的紀錄片，通過記錄首屆陸生蔡博藝親身參與臺灣社會運動的歷程，反映兩岸青年對社會正義的訴求。

《我在臺灣，我正青春》是與蔡博藝的書同名的作品，記錄她來臺一年的所見所聞與感悟。近兩三年來積極介入臺灣社會的蔡博藝留給許多人很深刻的印象，從關心淡水的環境議題，到親身參與各類的社會運動，蔡博藝曾謙虛自稱是在異議性社團做田野，但或許更多人早已把她當在地人看待。

我知道我在獵奇，同時又不要那麼獵奇

在大部分陸生選擇與臺灣政治或社會運動保持距離的情況下，傅榆拍攝既是陸生又深入參與社運的角色，面對可能有人質疑是「獵奇」的聲音，她十分鎮定地回：

「我不會覺得我沒有在獵奇，我的確是在獵奇啊，因為也只有她一個人是這樣，我當初會注意到她也是因為她特別啊，這不就是獵奇嗎？」

不過，蔡博藝當時在《我在臺灣，我正青春》的書裡還是對社會運動保留疑慮態度的，傅榆回憶起一開始曾邀請一群陸生到自己家裡辦對談聚會。「她來我家那次，就拿了淡水小白宮保留連署書，就跟大家說她最近開始關注這個議題，然後在淡江加入了五虎崗社，我那時候就覺得『啊怎麼變這樣～』（笑），那時候就覺得女大十八變，變得完全不一樣的人啦，然後我就對這個人越來越好奇。」

這樣的轉變讓傅榆更想深入認識蔡博藝，想知道究竟是什麼背景原因促使蔡博藝開始對社會運動感興趣，後來發現有很大一部分轉捩點是與她的男友有關，「她從另外一個學長那邊知道說，原來她男朋友以前是社運人士，就是有上過街頭那種人，可是以前的她對這種人是還滿排斥的，就是覺得為什麼要上街頭吵吵鬧鬧這樣子。」

因為對男友過去經歷的好奇，蔡博藝決定親身到社會運動現場觀察這些人，想要實際用自己的眼睛來確認這些行為到底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認同。

傅榆：    她第一場去的就是反媒體壟斷運動，是在行政院前面，就是旺中要併購壹傳媒，我記得是2012年11月26號，是打算翻越行政院的牆進去的那場。晚上飄著雨，我看到有點陌生又熟悉的身影就是蔡博藝，那時候她還不認識我，可是我看過她。她到我家那次是2013年的1月，所以反媒體壟斷那時候她還不認識我，那時候我的攝影機就有留下一些身影，所以我就偶然拍到她還在轉變中的畫面，就正好可以用在我的紀錄片裡。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蔡博藝感受到臺灣人抗拒社會運動的聲音有氾濫的傾向，會這樣解釋，傅榆認為跟首屆陸生來臺的背景有關，當時對陸生較為友善的群體多半是政治立場偏藍的年輕人，跟這群人接觸難免會對街頭運動有一些潛移默化的反感。

有時候，我們對另一個立場的不認同，可能只是因為對該立場掌握的資訊或知識不夠。當然還是有一些陸生會關注臺灣的社會運動，但多半選擇將自己放在超然於外的觀察者位置，「博藝就是幾乎完全是站在臺灣人這一邊的，被臺灣人當作自己人大概就是蔡博藝了。」

《我在臺灣，我正青春》是與蔡博藝的書同名的作品，記錄她來臺一年的所見所聞與感悟。

傅榆：我會去反省說，我要怎麼樣才能不要那麼獵奇，我要怎麼樣才能更讓更多人看到她真實的處境，然後她這樣的人在她的成長環境是怎麼樣過來的。

 

那些跟她一樣的群體，就是她的大陸同胞們，是在什麼樣的成長環境下生長的，他們的生長環境是怎麼樣，然後她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出來的，然後到這邊（臺灣），我會想讓大家看到她的真實處境，才不會去突顯出她關注這些議題就是危險啊！

 

如果我去凸顯那個戲劇性，好像就更容易被視為獵奇，我就是想要盡量避免這樣子的狀況，而去把那個脈絡拉出來，可是這也陷入另外一個困難，就是這樣紀錄片就不一定那麼好看，因為紀錄片還是要好看，它才有可能讓更多人看到，所以這就是一種兩難啊，我就是要在這中間求取一種平衡，如何讓它好看又不那麼獵奇，這是我目前努力的目標，我現在在做完整版就是更長的版本，可以更完整的去講蔡博藝的故事，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畢業的這個過程。

 

我也懷疑過蔡博藝搞不好是個匪諜

傅榆從蔡博藝大學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拍攝，在《我在臺灣，我正青春》作品完成後，她徵求蔡博藝同意繼續追蹤拍攝，像是去年蔡博藝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傅榆不但扛著攝影器材跟著蔡博藝到處跑，甚至也飛到中國跟著蔡博藝一起回家。因為是第一位陸生參選學生會長引起輿論譁然，甚至一度上自由時報頭版，那時看著臉書上的激烈論戰，傅榆笑說當時搞得連她自己都開始懷疑了，腦海裡浮現各種對眼前拍攝對象的假設：「我怎麼會那麼信任蔡博藝啊，蔡博藝會不會搞不好真的是什麼匪諜，也不是不可能喔…..」

因為傅榆曾經去中國參與影展，和一些中國導演聊到正在拍一個陸生來臺灣參與社運的題材，沒想到他們聽了都很驚訝，覺得怎麼可能，「如果她沒有那個背景的話，她怎麼不會被抓，連大陸人都這樣覺得，他們就跟我說，妳要小心喔！」當時便更加深傅榆懷疑蔡博藝是匪諜的可能性。

然而就在同一天也發生一件事情：蔡博藝的爸爸把蔡博藝叫進一個小房間去，要她不要去碰政治的東西，兩個人開始吵架，吵到門外都聽得清楚，「就在那前幾天，因為陳為廷挺蔡博藝嘛，陳為廷在大陸等於是禁忌人物，所以他挺蔡博藝這件事情就大條了。」在那幾天曾經有國安部的人員到蔡博藝爸媽工作的地方找過他們，讓他們因此好幾天睡不著。

傅榆：我在現場聽到這樣子的吵架聲我還會懷疑她嗎？除非他們一起演來騙我的啊，但是我覺得不可能。在那個當場我就拿著我的手機把它錄了下來，我也打開攝影機把聲音錄了下來，我覺得這是很珍貴的，我不是要揭人隱私，如果這有機會可以放出來的話，這些質疑蔡博藝的人，他們可以看到蔡博藝的真實處境是什麼樣子。

 

她受到多少的壓力，然後他願意做這些事情，然後你們不了解任何的事情的時候，你們在那邊懷疑這種最低層次的這種問題。我不是說要完全站在蔡博藝這邊，可是我們先需要有同等的資訊認知基礎，我們才能去討論更深層次的問題，所以我希望把這種真實處境的東西讓更多人知道，然後再來討論別的。

 

台灣民主的優越感 v.s. 陸生的政治壓抑

在《我在臺灣，我正青春》完成之後，曾經有一場邀約是在臺大的宿舍放映，因為臺大宿舍也有不少陸生，剛好邀約的單位覺得給陸生看這部紀錄片應該很有趣，就邀請傅榆去放映，而當時也真的有很多陸生來參與。不過，其中很多交換生看完了之後就難以理解蔡博藝在臺灣參與那些活動或議題有什麼意義？

「那些交換生就會覺得說，妳都一直強調妳是陸生。陸生可能會覺得反感是說，妳不能代表陸生群體，妳好像變成陸生代言人的這種感覺。」

傅榆後來想想，畢竟也不是每個陸生都可以這麼認同臺灣的民主或社運議題，「即使他不是對臺灣的這些政治那麼反感，可是大部分的陸生可能會感受到臺灣人好像把陸生看成有點低人一等的感覺，他們可能會覺得說這些臺灣人認為自己有民主，是華人民主的燈塔之類的，就會覺得臺灣人對自己的民主有一種優越感。」因為這種感受逐漸累積到一個程度以後，陸生可能就會更加相信臺灣人的民主是一種笑話，臺灣其實是見聞淺薄的井底之蛙。

傅榆：我覺得大陸人他們會有一個習慣，他們在政治上、民主上有壓抑的感覺，我現在講起來有點複雜，就是那個壓抑其實他們不覺得那有什麼，他們覺得那其實是必須的，因為大家都那樣吵的話，那社會還得了。然後他們把自己看成一般水平嘛，所以在看臺灣的時候就會覺得，你們這些人沒有抗壓性或是什麼的。

 

所以當他們這樣子看的時候，就是兩方互看更不順眼。可是如果我以他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的話，我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因為這要從他們身處的環境和脈絡來看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我就不會那麼容易對這件事情生氣。

 

事實上，傅榆接觸陸生是從《藍綠對話實驗室》這部片開始的。這部片聚焦在2012總統大選前的一年半，匯聚深藍、淺藍、深綠、淺綠，也有不藍不綠的年輕人安排一場長期對話的實驗，好奇這群不同理念的人之間如何交換彼此的觀點，並思考顏色標籤的意義。

在《藍綠對話實驗室》，傅榆與CNEX基金會合作，CNEX當時建議她可以去訪問中國、香港來的年輕人，原本安排一場中、港、臺的對談，卻臨時找不到陸生，還好後來陳為廷帶來一位清大的交換生，傅榆對於他的論述能力非常驚艷，把陸生跟其他臺灣學生放在一起似乎有超越的感覺。

「從他身上我也不是改觀，因為我本來對陸生就沒有刻板印象，就算是驚艷到吧！因為我之前去北京提案就會認識一些導演，就可能他們比較常看書，就是覺得他們論述能力都很強，那段期間才意識到大陸人不是那麼敢談政治。」

四年後，2016總統大選即將到來之際，其實傅榆也正在拍攝《藍綠對話實驗室》續集，紀錄片中的人物在四年來各自有所改變。她回顧第一集的對話形式，認為有利有弊，固然有碰撞、刺激和誤會解開的過程，但也因為人太多了，對於觀眾來說缺乏對於角色的記憶點，所以續集改聚焦在陳為廷跟林家興兩位身上，「也不是說一藍一綠，是一個偏向本土意識、體制外，另一個比較偏向體制內改革這樣，看他們後續的人生怎麼發展。」

《藍綠對話實驗室》這部片聚焦在2012總統大選前的一年半，匯聚深藍、淺藍、深綠、淺綠，也有不藍不綠的年輕人安排一場長期對話的實驗。

傅榆談陳為廷：逐漸認知到政治現實的社運青年

以前我在拍他的時候，他不諱言自己是黨青（民進黨青年軍），他是不會掩飾自己這樣的身分，然後他之後對民進黨的質疑是越來越多。可能因為他在318累積下來的資產或是明星包袱，讓他可能不想跟民進黨連著那麼緊，他可能就比較偏向第三勢力那方面的，在我看起來，他比較像是永遠的體制外抗爭者這種感覺，他好像不適合走在體制內。

 

他現在好像也信用破產了，可能要過好長一段時間才行。我覺得他們中間還是有對話的空間吧。陳為廷就是越來越認知到政治現實，原本只是個更天真的大學生吧，也沒有到很天真，就現在來看，以前他是相對天真熱血的社運青年。

傅榆談林家興：他也是個反骨的年輕人

我不是不想拍國民黨或是泛藍的年輕人，我也很好奇這樣子的年輕人，他如果想要從事任何的改革，他們怎麼樣去和他的理念與現實之間對話，可是真的不容易耶，限制很多。然後林家興對我很信任了，其他國民黨的年輕人，他們如果要在國民黨生存，他們是不太敢對外講這些的，然後他們也會不信任我，他們會覺得說我都拍陳為廷這種人了，他們就會覺得我是社運咖、根本是偏綠的，來到我這邊會是個陷阱，所以我覺得能拍到林家興算是很幸運了，我覺得林家興算是開放性很高的人了，真的滿謝謝的。

 

我覺得他不是完全已經把自己定型了，他也在往上爬當中，在這裡面也會遭遇一些自我的質疑、對體制的質疑。他也是個反骨的人，就看他日後如何選擇，我覺得台灣如果很長期來說，也不會只有藍綠啦，我覺得他如果被壓抑到一個極限，他也是有可能跳脫出來的。

 

大學時期被恥笑：天生的蛆蛆

為什麼對年輕人的政治想像這麼有興趣？

傅榆成長在政治立場偏藍的家庭，她笑稱自己應該是「政治狂熱者」，很多人對於政治議題感到厭煩的討論，對她來說是值得挖掘下去的寶藏。她曾為這部作品《藍綠對話實驗室》寫下自己關心臺灣政治發展的背景原因：

「我的爸爸是馬來西亞僑生，來臺灣唸大學後在台灣定居，而媽媽是印尼華僑，九歲就來台灣，他們因為成長背景而對中華民國有很深的認同，對民進黨異常厭惡，或許是因為從小家庭環境讓我很晚才認識政治的關係，也或許是因為族群身分在四大族群定義下顯得模糊的關係。」

傅榆曾在考研究所的時候，讀到是郭力昕老師寫的一篇《不碰政治的臺灣紀錄片文化》文章，她覺得很有道理，開始思索政治對她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也回想起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一些討人厭的經驗。

「當時我就覺得政治這件事情實在太討厭了，就是一談到這個就會被罵，或者是被恥笑。一直到後來很久很久以後，就是要考研究所的時候，我才去思考政治跟我的關係。」（攝影 / 許鈺羚）

傅榆：   2004年的總統大選，那時候不是有319槍擊案嗎？然後兩顆子彈這件事，最後就連宋配就說選舉不公啊，就有藍軍要上凱道，然後那場遊行我爸媽也有去，因為它們是堅定的藍軍。我沒有去，可是那時候我們的大學系上的BBS版上面，就有一些泛綠的學長們，他們就在訕笑這些人（藍軍），就是笑輸不起的這種感覺，但畢竟我爸媽也有去，我就覺得幹麻這樣子，我就覺得我爸媽這樣子的人好像被訕笑到了，我也很不喜歡它們這樣子一面倒的那種氣氛。

 

然後我就回說，你們也不用這樣吧，的確這個選舉有一些問題之類的，然後我就被恥笑了。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就覺得我就是天生的蛆蛆，PPT上面藍色就是蛆蛆，綠色就是吱吱，他們就覺得我就是天然的笨蛋就對了。當時我就覺得政治這件事情實在太討厭了，就是一談到這個就會被罵，或者是被恥笑。一直到後來很久很久以後，就是要考研究所的時候，我才去思考政治跟我的關係。

企圖透過「隔空對話」 解開藍綠心結

她便想著，如果要朝老師說的方向去想的話，那好像應該去碰觸討厭的這些東西，「才有機會了解說這些東西為什麼讓我有這種反感，就開始想要去了解我所不認識的事情，所以我才想會拍《大家一起照鏡子》這部片。」

《大家一起照鏡子》恰好就是從傅榆自己的父母出發，跟研究所同學的父母作為藍綠「隔空對話」關係。因為兩方立場很難坐下來和平對話，所以傅榆決定先拍下其中一方的想法，再把影像給另一方看，在總統大選前來來回回交流大概七次。

為什麼定位在家庭？

一因為是對於傅榆的自身經驗來說，政治傾向或認同正是透過父母潛移默化而受影響的，另外則是在查找資料的時候，讀到有一篇文章談「政治傾向跟家庭社會化」，剛好提到有一個美國人做一個實驗，結果發現在美國連五歲的小孩都可以說自己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就是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

然而，原先期望可以透過這種「隔空對話」形式的紀錄片解開兩方家庭彼此的誤會或心結，讓他們能夠因為認識對方的想法促進一些對話，後來發現還是非常難，還幾度面臨不知道要不要把影像拿給對方看的難題。

《大家一起照鏡子》恰好就是從傅榆自己的父母出發，跟研究所同學的父母作為藍綠「隔空對話」關係。

傅榆：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對方會知道因為我爸媽是華僑，華僑對祖國、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是超過臺灣本土出身的人，他們可能能夠理解這樣的狀態。可是這樣小小的理解，都比不上那種情緒性的攻擊。就是一直到最後總統大選結束之後，那時候2008年，謝長廷跟馬英九，很多政論節目都會檢討，對方家庭就說，馬英九會贏都是因為婦女票佔多數啦，這個東西回放給我媽媽看的時候，就產生了一個效果，我媽就抓狂了，我媽就說，她怎麼可以這樣講，這樣是覺得我們女生都是白癡嗎？

 

傅榆分析《大家一起照鏡子》與《藍綠對話實驗室》在對話方法上的差異，她認為前者的隔空對話還是有必要，「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層關係，他們才可以暢所欲言，又有我中間這個中介者讓他們產生對話。」

不過她相信現在的年輕人歷史包袱相對輕一些，不至於會為政治傾向大打出手，甚至連吵起來都難了，所以設計成面對面交流的方式。傅榆以自以為例，說道：

「但我現在變成這樣，所以我會相信人是有可能改變的。我相信所有的認同都是來自你的資訊源是哪些，所以我覺得連我這樣子年紀的人都有可能改變，那這些比較小十歲的年輕人怎麼可能不能改變呢？」

嘗試用紀錄片打破政治僵局

身為紀錄片導演的傅榆，嘗試以不同實驗性的方法挑戰臺灣政治想像的僵局，而她又會怎麼看待當前對兩岸關係或中國視野的問題呢？

傅榆：   我的感覺還是會說，我們這三地（中國、臺灣、香港）的人就都在面對同樣一個處境，我也不是想把那個敵人妖魔化，可是我們就是在面對同一個敵人，那個敵人就是龐大的中國因素啊！

 

不管是中國因素或中共因素，就是一個會影響到、威脅到我們的一個因素，那在談中國因素的時候，不是要把他們妖魔化，而是我覺得更應該要去認識這個龐大外表之內的結構，它裡面的運作是怎麼，它這個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覺得我們台灣人跟香港人，如果都是面對這個相同的勢力，我們不能只是在外面，就怕他、把他拒於門外這樣，而是要深入虎穴去認識他的操作，我們才有可能知己知彼。

 

認識蔡博藝也是這樣子的一個功用之一啊！可是我覺得不夠，畢竟蔡博藝18歲就來台灣了，她對那邊可能不一定知道那麼多。我覺得我們要有認識這個體制運作的人，然後知道有什麼方法去跟那邊的人民去溝通，但我覺得現在想這些都還是太遠了，因為我們還是了解太少，所以我沒有辦法講得很具體說那個溝通是要去要了解他們的什麼。可是我覺得要有一個心態是我們要進去。

 

那個進去不是國民黨喊得那種商業方面的、經濟方面的進去中國，而是文化、政治面的進去，從這些角度去認識他們的政府與人民。這是從吳介民在《第三種中國想像》提及的「跨海峽公民社會」的想像、聯想要做的事情。我也是看了這本書才去想說我們這些做紀錄片的，能做些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