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心韻（首屆陸生，輔大德文系）

林明超，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攝影 / 吳易珊）

「陸生」，一個帶著微妙又濃厚政治色彩的詞，當我們談及它，總是無可避免地談起政策、權益，陸生因此從一種身份發展成為一個難以撕下的標籤。我們太過關注其出身，卻疏忽了當下他作為學生的身份，以及那個同樣值得探討的、隱匿在後的生活本身──異鄉求學者們，由少年一步步走向青年的人生歷程。

初訪林明超，我們約在士林一家咖啡館，那家咖啡館有一個小天台，在上面可以看電車開過。上次見林明超就在那上面，大概因為當時只是閒聊，沒有錄音或是錄影，他整個人懶洋洋的，時而看電車放空。這次我們先到後收到訊息，他說他正從銘傳下山走來。我沒有在山上唸書的經驗，士林又臨近淡水河，這一切讓我聯想到他是跋山涉水過來，但又很悠閒的樣子。

他因為晚到了些許，連聲抱歉，坐下後點了啤酒，但卻是正襟危坐著，像是要準備認真說些嚴肅的話題。我問他當初選擇來台求學的原因，他想了想說，是因緣際會。

追尋前人腳步 離開過去的自己

林明超高中念的是文科班，一直以來都比較偏愛文史類科目，他在中學時代閱讀的書籍中認識了一些早期民國人物，並十分欣賞。而這其中許多人在戰後抵台，台灣作為他們最終的歸宿，在文化上也有所傳承。他說起四年前那個夏日，一切都有些倉促：得知可以報考台灣院校時，距離申請截止只剩下一天時間，而當時關於台灣就學的資訊寥寥無幾。林明超覺得他能順利來台，也要歸功於他本人對台灣的嚮往，以及由此而生的強大意願。他告訴我，當時曾邀請一位同樣喜歡台灣的朋友一同報名，但是那位朋友覺得成功的機率很小就沒有申請，最終與台灣失之交臂。

這讓我想到，自己也是因為一個偶然而申請來台，並且更為倉促──距離截止剩下兩個小時，當時正處於高考結束後身體懈怠狀態，發著燒似夢非夢地就填妥了報考信息，恍惚間就來了台灣。問及首屆陸生們來台的緣由，大部份答案都是出於偶然，四年後回首當初，彷彿那種種有意無意的偶然間，都藏著些許必然。因緣際會之下，這些當時的少年，終與台灣相識。

有人說首屆來台陸生像是烈士，這個詞似乎太過榮耀，我更願意說首屆陸生中有很多勇士。在資訊不完備的當時，去往一個只出現在歷史書和影視劇集的地方，究竟是帶著何種心態呢？林明超給出的一個答案似乎能夠解釋：「可能因為父母職業的關係，一直以來家庭教給他的觀念都很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也挺好，但我可能就會叛逆一些，想要去突破些什麼。」台灣作為他嚮往之地的同時，也是一個遠離父母、遠離家鄉的陌生地，林明超選擇主動走出十幾年來的舒適區，以尋求自我的突破。

多元價值衝擊 不再以是非對錯評定

大約兩週前，我再一次約訪了林明超。在初訪後他對內容有些顧慮，也擔心自己有些懶散的回答使得我無法書寫出足夠的文字，我提議道，可以再訪問一次。他回應說上一次自己還遲來了些，這一次又要補防，實在很麻煩我們。我笑說不要有那麼多顧慮，這一次不需要攝影也不需要錄音，當做是朋友聊聊天就好。

我們約在信義區一家新開業的小酒館，那天是週五，台北五月的夜晚淅淅瀝瀝地下起了雨。他穿著T恤長褲，沒有揹包，也沒有帶傘，雨下得有些大了，但腳步卻是不急不緩的，好像不會被雨水打擾的樣子。我們終於在巷子里找到去處，他告訴我這家店翻修過，以前也是一家酒館，你看櫥窗上的畫紙都沒有換。因為還在試運營期，客人不多，整體環境安靜得有些出乎我意料。他說他閒暇時時常這樣度過，並不是一群人很熱鬧地玩樂，也沒有明確的目的，一個人或者和朋友坐在安靜的地方，閒聊或放空，他便很喜歡。我想到他先前說的，想回大陸開一家餐館或酒吧的想法，覺得有些適合他。

「可能因為父母職業的關係，一直以來家庭教給他的觀念都很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也挺好，但我可能就會叛逆一些，想要去突破些什麼。」（攝影 / 吳易珊）

我試圖讓林明超總結一下他的大學四年，他半開玩笑地說，大一大二的時候很積極，各個活動各地組織到處跑，想做些爭取陸生權益的事情，到了大三大四就會這樣耍廢啦。我問及他當初參與銘傳大學陸聯會的事，他有些感慨：「我們第一屆陸生中有許多很積極的人，大家來自不同學校也會不時聚在一起談論一些議題。後來一屆一屆下去，學弟妹中這樣的場面已經很少見了，現在的陸聯會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大家相互認識的渠道。」

林明超說起這些時已經不再是端坐著，而是有些投入地邊說邊比劃，不時還對我說：「你懂我的意思的，你也有這樣的經歷。」

我想到了自己身邊的陸生學弟妹。在當下，兩岸的隔閡依舊很深，他們也同我們一樣會遇到一些不友善的對待，或是意料之外的難題，但是卻比我們多一種選擇──有問題可以找陸生學長姐聊。我們成為了有經歷的學長姐，那些關乎陸生身份的難題，他們正在面對的、即將面對的與我們如出一轍。我們也成為了某種程度上的庇護所，而他們很快建立起了新的舒適區。

我想起當初有人問我為何來台時，我說因為我們是首屆，有一種開闢「新大陸」的意味，如果台灣換成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可能就會有別的考慮了。我是為了感受全新的事物──哪怕沒能料及那更多意味著不適的衝擊──才來的這裡，我甚至於將其視為一種開闢，那麼後來的人走這條已印有足跡的路，障礙越來越少，也是必然。

林明超也懂得這一必然的存在，他坦言，在他的價值觀裡，這可能是一種倒退。但在問道是否會再去參與、起一個推手作用時，他卻斷然拒絕。他表示所謂的倒退也不過是自己的價值觀而已，而以他人的價值觀來說，這也許正是他們想要的。「可以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吧，這不是我們該去干涉的事情，他們覺得這樣好就是好的，每個人想要去把握和關注的事不同，不應該去干涉別人的想法，那些價值觀也不是我們可以影響改變的。」末了他又補充道：「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往回看，會有人想當時在那個職位的時候應該怎麼做，說不定那時候他會認同你，那也不錯。」

大概是我的身份產生了移情，我似乎從他的回答中感受到一些無奈。但老實說，這樣的無奈是很正向的，我笑說彷彿一夜長大成了父母那一輩──年輕人，你們開心就好啦。

學會懂得，學會包容和體諒，同時也失去了少年那份固執和衝動，我們這樣是終於成為了平和而成熟的青年嗎？

林明超說：「我自己在這方面有一些理想主義，同時知道的越多痛苦也就越大，有所欲求，做不成就會失落。而可能不去關注這些的人，過得很開心，這樣也好，他們的幸福感比我們強。何必讓他們去追對他們來說沒有意義的東西呢？價值觀是每個人不同的選擇，沒有對錯之分。何況我當時積極去做的事，最終目的也還是為了自我實現。」

新聞應是揭開事件本質 而非為博取眼球淪為獵奇

作為新聞系的學生，林明超這樣總結他在專業學習上的收穫：「我認為傳播學院的學生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以外，還學會了靈活處理事情的方式，以及一種揭開事件本質的能力。」而他所指的「揭開事件本質」，若說正是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所背棄了的事，也並不為過。

他談及淡江大學陸生參選學生會會長一事時表示，媒體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不該去炒作：「學生會會長只要是本校學生就可以了，並沒有規定只能是本校的台灣學生。媒體獵奇才會去無謂地誇大，最後製造出一種族群對立的現象。」而問他為何媒體會有如此的誇大行為，他則將此歸因於兩岸之間了解和溝通不足，「這使得台灣一直對大陸有一種獵奇心理，而媒體報導大陸新聞時總是很聳動、誇張，這恰恰是在迎合大眾的口味」。

「我認為傳播學院的學生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以外，還學會了靈活處理事情的方式，以及一種揭開事件本質的能力。」（攝影 / 吳易珊）

如此看來，台灣的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似乎陷入一個僵局，亦或是正在進行一場惡性博弈──操縱對方又同時被操縱：民眾由於缺乏了解與溝通而產生獵奇心理，媒體為了收視率或銷量通過誇張的表述去迎合民眾，民眾的獵奇心理被滿足，媒體獲得關注和商業利益……彷彿一隻貓好奇地追著自己尾巴的場面，循環往復無法停止也沒有答案，而結束這一切荒誕的方法大概是拿著鏡子、讓貓認識到身體與尾巴的關係吧。而媒體本應當擔當這個鏡子的角色，它實質擁有這種資格和權力。

媒體也應明白自身的社會職責，而非現在這樣淪為政治工具或是純粹的商業機構。林明超說：「媒體可以去滿足民眾的心理、可以去追逐當下大眾的欲求，但同時媒體也可以去引領。相比較而言，前者就顯得非常方便，而且有很大的商業利益；後者付出就比較大。」

而對於林明超來說，新聞專業在某種程度上能貫穿他未來生活工作始終。「相比別的專業，可能這個專業的學生具備的靈活變通能力更強。未來能從事的職業有很多，但我想無論何種職業，在變通的同時我會守住心中的底線、記住自己的初衷吧。」

文 / Vanessa

傅心怡，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攝影 / 柯智元）

「我從國中的時候因為看了一些書，那時就決定未來想當記者，所以新聞系是必然的，來台灣可能是巧合。」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傅心怡很早就立下自己的理想，也累積了相當積極的實戰經驗，大三曾擔任小世界電視組的總編輯，上學期在公共電視新聞實習，這學期則在香港衛視實習，時常出入立法院採訪台灣的政治新聞。

高考前剛好看到報紙上有招生的訊息，跟家人商量過後覺得可以報報看，當時還在等第二批填志願的時候，就被通知錄取世新大學，因為也不想繼續為了要念哪所大學而煩惱下去，便決定來台灣了。「因為資訊比較匱乏，周邊的人可能對台灣不太了解，我剛來的時候就覺得台灣滿神祕的，也像大部分剛上大學的新鮮人一樣興奮的心情吧！」

好像不是我以為的民主

「我大一的時候還滿愛念書，原本來台灣之前有看過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後來發現圖書館有一面書櫃都是六四天安門的書，這麼多以前看不到的資訊，我就把它們全部都看完了！」另外她也會讀一些跟性別議題有關的書，未來如果要讀研究所，可能考慮性別研究這塊領域。

她曾觀察到性別意識在媒體圈弔詭的現象，「別人叫我女記者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沒人去講『男記者』？總是要刻意強化一些刻板印象，像是女司機、女強人啦…..，比如報導會寫說『女司機導致車禍』，我心想難道男司機就不會導致車禍了嗎？」

「剛來台灣那一年碰到選舉，見識到藍綠之間打起來、謾罵還滿恐怖的，但同學之間就算政治立場不一樣，還是可以打屁聊天，或是互相拿身分開玩笑，其實相處還算融洽的。」不過談到318佔領立院的社會運動那期間，她曾看到臉書上一些比較要好的朋友會直接寫說「該死的中國人」、「支那」之類的話，讓她看了很難過，明明平時見面的時候都還好好的。「不過見面的時候好像也不太聊到，可能是因為他們沒來上課，都去青島東路了吧！」傅心怡笑說。

「那時候我當電視組總編輯，學校當時為了保護學生和器材，怕學生以媒體身份進去有危險，便說電視組不能發太陽花議題。」她回憶當時只去過抗爭現場兩次，心怡自嘲說：「我應該是走錯團了，因為他們都是在罵中國人，可能是我一開始進去的位置比較不對吧，沒有上到街頭的課，剛好被我看到了比較恐怖的一面……」當時她見到許多從中南部翹課連夜上來的國中學生紛紛上台說自己的看法，台下就只是跟著大聲起哄說「好！」，讓她難以苟同這種湊熱鬧的現象，「好像不是我以為民主的感覺。」

比起撤稿感想，事件經過更重要

前年底因為教育部公布「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草案，擬放寬私立大學學費調漲5%、國立大學10%，引起大學串連抗議不合理漲學費，當時傅心怡採訪世新勞權小組在舍我紀念雕像前的「我要說話：反漲學費」公聽會，為了平衡報導立場，也有去訪問校方，但直至截稿前都沒有接到回應。

原先排版的時候，這份報導被排進頭版，指導老師也讀過了，「沒想到系主任胡光夏下來看之後說那則不能放，對我來說是非常突然地被撤稿了。」當時不少人想採訪她被撤稿的感想，但因為她不是編輯並不在現場，「我沒有答應採訪的原因，是因為這些過程也是別人轉述給我的，我只能說我被撤稿的感想，但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說的，他們更應該了解的是事件的經過。」

當校園報只剩藝文版，學生還能知道什麼？

畢竟世新大學是傳播界人才的重點培育基地，撤稿的爭議很快就被傳開了。後來在102學年度下學期小世界報紙組實習手冊中，原本「版面規畫」對於五版「世新最前線」的內容規畫，從「世新行政、社團等校園新聞」，改為「世新大學藝文、社團活動之校園新聞」。原本可以報導學校發生什麼事或議題，「後來變成是藝文版，就發一些可能誰今天來學校或是活動宣傳之類的。」傅心怡曾在臉書動態上感慨「只是覺得，若小世界真的不存在校園版了，或存在的只是校園藝文版（文山好鄰居版），那學生可能再也不會知道，學餐水果來源不明、舍我樓電梯分流、異便當油煙污染⋯⋯」

聊到她目前在香港衛視的實習工作，我好奇陸生無法在台打工的問題，她澄清目前實習是沒有薪水的，「原先想實習是因為以為可以因此留在台灣工作，因為香港可能是外資……，但後來發現薪水也是從台灣的戶頭匯過來的，所以我還是不能藉此留在台灣工作。」主要報導台灣的時事新聞，她笑說：「他們應該不知道我是陸生，因為我的實習身分都隱藏在臨時採訪證了，不過也還好，我也聽不到什麼國家重大的事情啦！」

在最接近牆的地方，盡最大的努力

比較兩岸在新媒體方面的發展，傅心怡認為台灣發展比較蓬勃，「在同一時間點比較，台灣的使用者比率上比較多。在大陸的閱讀資訊來源多半還是停留在官方媒體，或是門戶比較大的，比如搜狐、騰訊…..，一般民眾比較少會去看獨立媒體。」原先對台灣媒體的印象，她覺得是很開放、自由的，但後來陸續觀察到一些亂象，被撤稿事件之後也讓她體悟到媒體受到支配的一面，「被錢、被上級，或組織方面的控制，其實並沒有百分百的自由。」

另一方面她感受到自由可能帶來的亂象，「前幾天有個爸爸把自己兒子殺了，因為兒子患有疾病，兒子也同意爸爸殺了他，當時我看到新聞畫面，那個爸爸臉部已經被遮住正在押送途中，記者還在追問說『你是不是已經不再愛你兒子』之類的這種白痴問題，我就覺得還滿過分的。」為了拼命應付長官或畫面的需求，而忽略了報導過程中要注意的細節問題。「可能大家新聞做久了，反而無法感同身受。」她接著話鋒一轉，笑說自己可能也是在講風涼話，搞不好進了業界也會是如此。

傅心怡反省道：「你一直去撞牆、撞牆，就慢慢會知道牆的邊界在哪裡，那我就會是在最靠近牆的地方，就是在體制內盡最大的努力，因為我必須要保住我的飯碗才能一直寫下去。」（ 攝影 / 柯智元）

因為來台灣念了四年書，雖然畢業後還沒有明確打算，但她期望之後工作地點可以離家近一點，就有比較多時間可以陪家人。目前所受到的新聞專業訓練，或是參與過的議題採訪工作，被問及是否擔心很難在中國有相當自由的發揮空間，透過這些新聞人必經的擔憂，她反省道：「你一直去撞牆、撞牆，就慢慢會知道牆的邊界在哪裡，那我就會是在最靠近牆的地方，就是在體制內盡最大的努力，因為我必須要保住我的飯碗才能一直寫下去。」

她也以之前在台灣備受討論的柴靜霧霾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為例，「我覺得柴靜很聰明，因為現在環保議題大家是最關心的，跟每個人息息相關，又沒有這麼威脅到政府，才會讓議題一被推出來就受到這麼多人關注，也是她在離開央視後通過獨立媒體可以發揮的影響力。」

「把自己的情感帶入報導是新聞學上的問題，但也正是因為跟受訪者感同身受，以媽媽的角色詮釋霧霾的問題，這是她向來的風格，也因此讓很多人關注這個報導。」她認為記者某方面也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因此有自己的觀點帶入事件很重要，未必是放進日常工作的報導中，可能是發佈在自己的平台上。「我覺得記者無論如何，一定要有自己的態度才行，不然的話，很像是這份工作在『做』你，而不是你在『做』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