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anessa 

很多臺灣同學或許很難想像，隔著一條海峽相望，對岸到彼岸的距離不只比想像得遙遠，也十分不便。這群被區隔開來的群體，不小心就成為「高教商品化」被攻擊的箭靶，既非「陸生」也非「交換生」，他們被冠上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字──「研修生」。

可是，如果我們不去問，也無須特意去分門別類這些身分，認識一個新朋友，似乎跟他要在臺灣停留時間長或短的關係並不大。

余雅君，104學年下學期赴淡江大學亞洲所東南亞組研修

原以為跟交換生一樣的權益

余雅君上學期在淡江大學就讀亞洲所東南亞組，談起當初申請研修生是並沒有特別留意到與交換生之間的權益落差，「剛開始以為除了自費，其他和交換生都是一樣的，以為只是名稱不同，」後來才知道像是會頒發給交換生的結業證書，研修生是沒有的。

他說會選擇來臺灣研修，除了覺得是當前兩岸交流頻繁，能夠開眼界、深入瞭解臺灣社會的管道，余雅君坦言自己長期關注臺灣人文社會議題，「希望能夠比較長期在臺灣生活一段時間，也能接觸到臺灣的大學生活。」而也有不少人是趕上「民國熱」的風潮，對於中華民國懷抱一種民國時期的想像，或是憧憬臺灣的民主制度。

研修生只是來觀光的？

余雅君認為開放不全然是壞事，但可能不太樂觀的方面是，這群來臺的大陸學生並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普遍是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學生，擁有較多的旅遊資本，來臺灣可以多去遊玩。他想起有一位學妹很有意思，「她還沒來臺灣之前覺得臺灣就是像課本寫的是中國的一部分，來臺灣以後就走向另一個極端，覺得臺灣是一個國家。」部分研修生被聯想成像觀光團一樣，來臺走馬看花，只能理解到臺灣的小清新或人情味，發現問題時卻不願意去瞭解根源所在。

研修生被批評是遊玩大於學習的性質，余雅君說，「如果能夠在遊山玩水之餘，對臺灣有更深一層認識是很重要的。」他期望研修生這群年輕人應該要把握深入認識臺灣的機會，「但這個要求似乎又太高了。」

邱卓怡，105學年上學期赴世新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修

今年大四的邱卓怡是這學期來臺的研修生，兩年前曾因為一場曲棍球的友誼賽結交臺灣朋友，這次來臺念書她特地帶上一箱打球裝備，恰好讓她可以跟當時認識的朋友再次碰面，平時若有空便會相邀去打曲棍球。

邱卓怡原本是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的工商管理系，申請來臺就讀世新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這學期光是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就來了三十位研修生。據世新大學研修生服務中心人員表示，一般不會限制研修生申請的科系，如果沒有學分是否能相抵的壓力，可以選擇跟母校不同專業的科系。邱卓怡坦言，相對大二、大三的學生，自己的學分壓力較小，只選了兩門大四必修課，有機會另外選修公廣系的課。

不過，在中國大陸的大四生，正徬徨於脫離學校舒適圈及走進職場之間，通常會去找實習工作，而不會選擇在這個時間去交換。因此當初一度使她猶豫這個選擇是否恰當，目前剛過期中回頭來看，她覺得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在躁動不安的這一年，能夠在臺灣社會重新認識自己。

面對有些聲音質疑研修生是來遊學的，邱卓怡自己並不否認這一點，不過她認為有些同學是愛玩的，也有些是比較專注於課業的，確實身邊有些朋友已經在短時間內去了臺灣很多地方旅遊，「他們問我你為什麼不去，但我在臺北平時並不是空閒的。」

「臺灣」仍是來臺主要動機

研修生對於私校作為一種穩定財源的可能，長期來看對於校方或學生而言，真的僅僅是買賣雙方共識的關係嗎？余雅君和邱卓怡都告訴我，如果能夠選擇以交換生的方式進來，他們也就不需要以研修生的身分同時付兩個學校的學費，但依然決定來臺灣，顯然臺灣對於他們還是有其迷人之處。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大四的學位陸生李淩風，也認為吸引研修交換生來文化大學的原因主要不是學校，而是臺灣。但是來文化大學參與夏令營或冬令營的陸生，影響到原本住在裡面的陸生，在假期時被要求清空物品讓給他們住，引起很大的反彈。目前文化大學有130多所中國大陸的姊妹校，自2010年8月，與福州閩江學院簽訂 3+1 合作辦學計畫，成立「兩岸人才培育中心」開設陸生專班，開始招收大陸學生來臺研習，除此之外也招收短期研修交換生。

李淩風認為招收大量短期研修生已經造成很多人修不到課，或是部分研修生選到卻不來上課，讓班上同學很看不慣。另一方面，他舉例，上學期曾發生ㄧ名交換生在臺北捷運嚼口香糖經勸阻還反嗆回去的事件，不只影響到學校形象，也讓陸生對於短期研修的交換生觀感更差。在陸生群組裡曾討論到某次舉辦給陸生的茶會上，有陸生直接向校方反映要求減少交換生進來。

「交流」不該是零和對抗

對照這幾年來開放過量的陸客團來臺，卻未做好環境評估與在地業者的保障，導致生態與文化衝擊，似乎讓臺灣大眾對於中國的排斥感，也轉嫁到這兩年湧進臺灣的大陸研修生身上。

猶記得，《天下雜誌》在去年（2015年）四月的專題便以「8萬陸生大軍」形容研修生的快速膨脹程度，當時引發的熱烈討論，也同時透露著臺灣對於當前高教體制處境的不安。

然而，檢討開放陸生之餘，我們是否也有機會能夠正視這個群體在臺灣社會開啟的連結，正萌生一種「長期觀光客」的影響力？──此刻對於臺灣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在開放與不開放之間形成一場消耗戰，而是要再次問，「交流」有沒有發揮應有的價值？太簡化地把「交流」看成直接移植或單純排拒的狀態，往往容易遺忘「交流」本該存在的雙方角色，彼此如何交互連結日常生活經驗。

當我們談及「交流」，不該最終只剩下零和性的對抗過程。

耐人尋味的是，對比陸生先前對於臺灣社會的美好憧憬，來臺以後發現自己其實處於體制或資源被排擠的位置，對臺灣的浪漫想像不再那麼理所當然，一邊消化著在地人的排斥情緒，一邊又生出難以言喻的哀愁，哀愁進退不得的尷尬處境，而逐漸有必要重新校正表述臺灣的語言。

但是對於臺灣人呢？我們是否有另一種可能，有別於國家、政府層級的兩岸交流，在文化認同的邊界上包容更多教科書以外的詮釋，遊走於預期與親身觀察、感受之間，既啟發在地本身改變現實僵局的機會，也追求未來想像的願景。

文 / 許鈺羚

真人圖書館活動分成三組焦點對談（攝影 / 吳易珊）

貌似團隊在2015年上半年的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告一段落後，在六月十三號舉辦了實體發表活動 ──「陸過一道牆」，活動分為座談、團體動力與真人圖書館等幾個部分。

其中「真人圖書館」部分，原本是以圓桌論壇為發想，後來發展成真人圖書館的形式。讓臺生與陸生分別擔任主持與與談人，和其他陸生或臺生等不同的參與者進行對談討論。 三組焦點對談分別是：「我的音樂記憶」、「 『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以及「如何『成為台灣人』？」三大主題。

場地側邊開了一排窗，採光非常好，當天下午日光斜斜打下，照著場上的每個人，大家依組別圍著桌子坐。在活動進行中，參與者可自由在三大桌之間移動、參與不同圓桌主題的討論，形成一個流動討論的活動空間。

「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 ─ 爭權維權者的回望，所為何者？

同樣曾經或正在身為爭權者的主持人白蛇和與談人余澤霖，都分別有一段為各自所屬的群體爭取、維護權益的經歷。在余澤霖組織了陸聯會、白蛇卸任東吳學生會長後，這樣的時間點上回望，試圖去勾勒出爭權者角色的模樣，焦點對談或許是再適宜不過的形式，往往我們透過觀看他者的案例，才更能明晰意識到自身的形貌 。

「很多社會議題是在你受到影響的時候，才會走出去關注。」，回想最初來台余澤霖也是因為當初陸生來台時無法自辦手機的問題，漸漸背負陸生維權者的形象。（攝影 / 吳易珊）

白蛇提到，學生代表作為一種爭權者的形象時，很常會出現一種自我神話，這種神話的背後是不斷的自我說服，說服自己該去關注、說服自己該去解決，並不斷將這些責任攬上自身，而這些過程在爭權者與他所屬的群眾間，是不容易被看見的。

關於爭權者之所以為爭權者，是站在什麼樣起點而出發的？余澤霖提到，不如其他人所想的，一開始他也不是主動關心這些權益問題的人，對於一項議題參與的開始往往是來自很生活化的面向，「很多社會議題是在你受到影響的時候，才會走出去關注。」，回想最初來台余澤霖也是因為當初陸生來台時無法自辦手機的問題，漸漸背負陸生維權者的形象。

陸生是否投入於爭取權益的行動往往取決看待這些源自日常生活的議題對他們的重要性，但余澤霖從手機事件觀察到，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期望透過體制或法治的改變去解決問題，許多人採取其他更具有彈性的方式，像是藉著他人的名義申辦手機，或乾脆不使用手機；他因此發現，不是每個人都對同一個議題感興趣。對議題不斷自問自答的探尋過程，最終或許不過是爭權者們自身的歷程，而不是群體的。

爭權者到群體的距離：回歸日常耕耘

在期許所屬群體的成長中，爭權者何德何能去定義何謂成長？如何能要求群體去理解你探尋的議題？爭權者的自我說服與思辨反而造成一種落差，這種落差呈現為一種對現實的不察，對他人的不解，好像你是個替大眾著想的人，而世人皆不懂你一樣。

這樣的發現伴隨維權行動的持續，奠定了「爭權之路往往孤獨」這樣的基礎。余澤霖提到在推動議題時，試著替大家多努力一點便開始有人批判他「想紅」、「求名求利」，而感嘆道「當你去思考一個群體時，群體不一定去思考你」，但在爭權維權的路上，似乎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余澤霖在最後反省到，在爭權的路上很多時候，追著大議題跑、喊口號、生產論述，都勝不過慢慢地經營身邊人對於議題的認識，進而促進身邊的人去關注、去參與；爭權的路上反而得回到最簡單最日常的面向去耕耘，避免陷入一種專業的運動使人難以參與。白蛇也總結，真正的爭權與維權往往從先讓人意識到甚麼是權益開始，所以才需要默默慢慢地耕耘。

在「『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的主題下，這桌的討論似乎獲得了某種共識與共感，然而陸生與台灣學生，在這三個主題中又有哪些因為對彼端的探尋而經驗到的異處呢？

  如何「成為臺灣人」？  三限六不下的其他管道：導覽的觀察與參與

主題「如何『成為臺灣人』？」的與談人輔大歷史系的祝常悅也是在陸生工作權的政策限制下，受到影響的陸生之一。

「當志工成為了習慣，我就開玩笑說我失業了！」（攝影 / 吳易珊）

認識臺灣在地文化的方法有很多種，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的祝常悅坦言選擇去當導覽志工，最初跟陸生的「三限六不」規範有一點關係，在首屆陸生來臺那時候，不能打工也不能實習，「就是除了學校社團以外，在這個社會上你什麼都不能玩。」後來看到台北故事館招募志工的消息，她覺得很有意思，是無酬但可以實際進入當地生活的一種管道。

台北故事館坐落於市立美術館對面，在日治時期是招待各國茶商的洋樓。自2003年由陳國慈女士認養並贊助成立「台北故事館」，直到今天四月停止開放。祝常悅笑稱：「當志工成為了習慣，我就開玩笑說我失業了！」現在她在寶藏巖當志工。

這桌的主持人Vanessa邀請祝常悅來講真人圖書館的時候，兩個人都不確定題目要訂什麼。後來聊起祝常悅當導覽志工的經驗。她作為陸生，以一種殊異的管道參與、認識臺灣社會，讓學校教室被延展到古蹟再生的現場。覺得很有意思，於是便訂了「如何『成為臺灣人』？」這個主題。

他者記憶中的活歷史

她回憶起帶導覽的時候，時常會被遊客好奇問她聽口音不像是臺灣人，但聽她導覽的時候「又特別像臺北人」，「我說可是我永遠都比不了那些出生在臺北，從小在臺北長大的人。」

祝常悅舉例，她去年底曾在故事館遇到一個老爺爺，老爺爺的日語說得比台語還好，但台語不太會說。爺爺向祝常悅描述居住的地方：「你都不知道我小的時候整個中山北路上，是日治時期的木頭房子，但臺北大轟炸的時候基本上都燒光了。」因此爺爺看到臺北故事館的建築風格特別有感觸，就算不知道巴洛克風格是什麼，也找得到其中歷史的線索。

「我之前都不會描述故事館是處在什麼樣的城市裡面，那天跟他聊過以後，我突然間就覺得，我從別人身上建立一個歷史記憶，在給其他人遊客講解時，那種感覺就更真切了。」祝常悅想，「雖然那份歷史記憶並不是我的，但我可以通過導覽工作，從別人身上得到它。」

導覽的意義：我不是為了假裝自己是台灣人

祝常悅的歷史科系背景，對於導覽工作會不會有更細膩的講解方式？她說對自己導覽工作的要求是不背稿，「有些客人非常喜歡故事館的展覽，即便他已經看過很多遍了。他因此認識我就說，常悅你每次講得都不一樣。」她培養了查找文獻檔案的習慣，讓講解內容更具深刻的歷史視野，「我不是為了假裝自己是臺灣人，要對這個地方很瞭解，而是我覺得如果我要把這裡介紹給另外一個對它陌生的人，我需要有一種熟悉或知識，如果沒有的話，我會覺得很慚愧。」

祝常悅說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個導遊，她認為歷史是真實的、生動的，當她講故事給別人聽的時候，是有意義的。例如她從導覽中獲得最好的一次回饋，是為一位住圓山附近的國小男孩導覽大龍峒地區的歷史地理關係，他非常喜歡。從清末的保安宮到日治的臨濟禪寺，再來是故事館到中山北路、往下大同大學、蔡瑞月舞蹈社、少年教堂等。當時配合一檔叫做「走過中山橋」的特展。以展覽配合走讀，來介紹橫跨基隆河、有三代歷史的中山橋。最漂亮的第二代中山橋在2007年遭拆除，第三代反而變成現在常見普通的高速公路建設。

之後她在另一場導覽再見到這位男孩時，他跟爸媽一起來。「看到那跨在基隆河上我覺得很醜的中山橋的時候，他就說：『那個大姊姊跟我講，嗚喔！以前的中山橋多漂亮多漂亮…然後上面有多少個青銅做的路燈。』他記得非常清楚，橋是拱型的、是那時候典型的剛出現水泥造橋的工業技法，他講得像專業的一樣，我都聽傻了。」

當時祝常悅才領會到什麼叫做歷史記憶的傳承，那樣的傳承體現在：一個小孩子如何愛他生活的城市。「他要看到實實在在會留下來的照片、聽到那種故事，他才會知道台北不是他今天一出生下來看見這個樣子，他走過了什麼樣的路，它不是一個導覽觀光，它不是一種旅行，它對一個小孩子的生活、在這座城市的生命有意義，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挺感動。」

 「我的音樂記憶」 ─ 訓練有素的拐彎

而另一主題「我的音樂記憶」的與談人楊心韻在音樂方面，也有她對於中國、臺灣兩地差異的觀察。這次交換的想法很多都圍繞在透過音樂為「中介」的「文字記憶」。

目前就讀輔仁大學四年級的楊心韻是一位杭州人，主修德文，也修了很多哲學系的課。心韻很客氣，多次表示她不是那種鑽研音樂的深度樂迷，被問到以前在中國唸書時為何不聽音樂，她解釋說自己是「一投入就無法抽身」的那種性格，感到好奇的領域會一直往下挖，很有可能就不讀書了，而在那個升學就是一切的時期，她將全部的生活重心放在唸書，自然沒有餘裕關注音樂。

心韻在不少社運現場聽到閩南語、客家語的樂曲，她發現歌詞大多是正向表述。相較之下，中國的創作基底都比較悲傷，而且歌詞不太從正面單刀直入。（攝影 / 吳易珊）

歌詞與言論審查

來到臺灣進到大學生活後，她才開始累積一些自己的音樂觀察。心韻在不少社運現場聽到閩南語、客家語的樂曲，她發現歌詞大多是正向表述。相較之下，中國的創作基底都比較悲傷，而且歌詞不太從正面單刀直入。

談到中國與臺灣獨立音樂人的差異，她談到從養成環境與社會氣氛的差異。創作人李志用〈人民不需要自由〉看似非常安全的歌詞反諷實際上人們感受到的價值。另外一位創作人周雲蓬寫〈不要作成都人的孩子〉涉及中國各地社會事件的反思。例如克拉瑪伊大火、沙蘭洪水、高呼「領導先走」的重大災害、地層成都毒販與山西煤工的孩子等，每個村落都有各自的印記，都被周雲蓬隱晦地以城市之名代之，以躲過審查制度。

環境不自由，許多中國藝術家的不滿無從宣洩、說話時要先自我審查，腦中真正想寫的歌詞，有一半不能出現在作品，需要各種轉化。她認為大多中國的獨立音樂人因而是社會活動者、詩人或藝術家。回看臺灣的創作人，在寫歌的養成環境，則不需要經過這一段手續。

智元在活動結束後也反思到：「若要說臺灣的歌者、創作人走來『一路順遂』，戒嚴時期到解除戒嚴這近四十年的臺灣音樂發展史，又大概會給心韻更多不同的認知。」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民風開放，臺灣的音樂在歌詞上的更迭，也經歷了不少的改革。從一開始的「服務、淨化人心」之功能，漸漸允許販賣對人間的憤怒，或是孤影自憐的情傷。

關於如何回應言論審查，心韻則笑著說，牆內的人想查某些特定議題，比如：某首被當局禁播的歌曲，不一定要透過翻牆，但是查詢的人要知道這位創作人被禁的是什麼東西，才能想辦法挖出來。政府不會做到全部都禁，但是你要知道怎麼運用技巧找到你要的東西。

生活在別處：南方與北方的異地飄蕩

中國的面積遼闊，音樂從南到北也容易出現風格上的明顯差異。心韻說，歌詞常常會提到：南方的姑娘、北方的漢子，而她自己的家庭就是典型這樣的結合。「北方的人想去南方，南方的人想去北方，總之，人們會很自然想去追求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概念。」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心韻說中國學生來到臺灣的KTV，很愛唱〈忠孝東路走九遍〉這首歌。最初，她只覺得是一首情歌，而聽在即將道別的人耳中卻另有一番滋味。

「這裡是我們即將離開的地方，大一大二沒什麼感覺，大四的人唱哭了。」

異地生活的人，是伴隨著各種移動過程，開始體驗到原先想像的異地風情轉變為眼前的現實。從親力親為中產生的異同、碰撞與辯證，便是理解的開始，是到達彼岸的路。（攝影 / 吳易珊）

身為一位『生活在別處』大學畢業生，拿到畢業證書以後，在一段效期以內就要離開臺灣，很多證件會即刻失效，每當他回憶起這段時間，那塊記憶像是全部被抽離似的。

「要走了，臺北真的成為了一塊傷心地。」

回到音樂，她說道，那些歌詞描述的，是都市和非都市的區別、北上南下的感覺。在現代中國社會中，描寫的是不同城市之間的流動，身為陸生也更能理解這樣的異地經驗。

異地生活的人，是伴隨著各種移動過程，開始體驗到原先想像的異地風情轉變為眼前的現實。從親力親為中產生的異同、碰撞與辯證，便是理解的開始，是到達彼岸的路。

無論是考上臺灣研究所的余澤霖還是即將離開的祝常悅與楊心韻，都各自帶著這段臺灣記憶與經驗往不同方向去。余澤霖因為外地人的身分開始了爭權者的路，祝常悅帶著在臺灣導覽的人文經驗前往下一個國家，楊心韻則觀察到異地台灣與自己家鄉音樂人的不同之處。

三組主題對談尾聲，真人圖書館到期歸書，但每桌的討論交流與彼此理解看來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提供場地的店家上來催促收拾，場上人仍意猶未盡繼續討論與交換聯絡方式，或三兩合照，相信大家對彼此的異地經驗都得到了不同層次的刺激。

文 / Vanessa

王崇昌，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去年324凌晨，天未亮，我跟隨著警方最後一次驅離的人群中走出來，耳邊不斷響起救護車的嗡鳴聲，眼見頭破血流的傷者一一被送上車，我瞥見走在我前面的朋友哭了，他用手試圖抹去止不住的眼淚，重複吐出什麼字句卻在嘴裡含糊不清著，我猜他想說的是「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沒想到原先和平靜坐到後來會變成怎樣，或是在此之後成為身邊許多朋友難以平撫的運動傷害。

而始終，所謂規模空前盛大的318運動一方面抗拒著被當前的社會型態收編，強調要積極介入並改變既有結構，另一方面使許多運動者在高昂的抗爭情緒中，反覆回憶著高度衝擊性的場景，回看日常生活忽然感到異常陌生，甚至將士氣的消解歸咎於日常的鬆散、平淡乏味。不過佔領期間仍然要過日子，該上班就上班，該上學就上學，離開立法院周邊就可以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有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是在與世界對話，實際上不過是自言自語。可是，在試圖說服別人聽懂自己的主張時，我們真的已經成功說服自己了嗎？

如果我是臺灣學生？

我的懷疑恰好透過王崇昌的回答給出了一點提示吧！回憶起去年佔領立院運動時，他的朋友邀他去立法院現場看看，他都回絕了。「我不想把自己推到一個進退兩難的地步，雖然我支持臺灣學生的想法，但我不贊同他們攻佔立法院這個行為。」他支持訴求的理念，但認為行為畢竟還是違法的，「當一個立法機關都被侵佔了，那一個國家的尊嚴在哪裡？」

「我之前一直沒有特別參與或關注政治方面的事情，只是太陽花運動鬧得很大，我變得不得不去思考這些事情，為什麼會這樣？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會是什麼？他們這樣做究竟是對或不對？」王崇昌認為這是一個實際的案例擺在他們面前，提供一個反思自己的機會，讓他學習站在臺灣學生的角度思考自己可能會怎麼做。

佔領立院運動鬧得沸沸湯湯，也使他不得不去思考「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這個問題。他提起自己有一個在台大的朋友，「他很支持台獨，但我跟他交情很好。」這位朋友時常主張臺灣不屬於大陸的想法，然後就會問他的意見，而他也會闡述自己的看法，王崇昌說：「但他也不會因此而討厭我」。儘管他們平時並不會很投入於談論政治，但王崇昌覺得自己對於「臺灣是一個國家」的立場多少還是會有一些想法，「畢竟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到了這邊就反過來，喔對了，我朋友他一直跟我說，大陸是台灣最大的離島。」想起這段，他自己也覺得很好笑。

無論體制怎麼樣 也不是我一句話能改變的

不過當時在一番思考以後，他仍然選擇不去抗爭現場，「可能還是因為受到以前教育的影響，還沒辦法很輕易地去實踐自己的想法，不會說你今天做得不好就要去改變它，總是想是不是要用比較婉轉、迂迴的方式，而不是這麼直接的方式，可是臺灣學生是直接抓住問題就點破他。」他覺得要訴求理念有很多種方法，未必要採取比較暴力的手段爭取注意力。

至於怎麼看待反服貿的立場，他認為還是要看站在哪個角度來評論，畢竟兩個國家之間簽訂的協議，一定是有利有弊的。「今天服貿一拿出來就是說明了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不然根本就不會拿出來，拿出來就已經表示要做這件事，只是來告知一下民眾。」

他認知到「無論體制怎麼樣，也不是我一句話能改變的。」王崇昌覺得發表過多評論也沒有什麼意義，「至少不要多說風涼話就好了」。剛來臺灣時，他發現臺灣人對於陸生很多的誤會、批評是基於不理解，「比如很多人覺得陸生應該很有錢，以為能出國的都很有錢，但其實有些陸生家境狀況並不是太好。」像是他觀察到身邊的一些大陸同學會特別節儉，「可能每天吃的就是學校餐廳自助餐，用的東西也不是很好，比如我們用的都是智慧型手機，他還用以前的那種非智慧型手機……」

對於應該如何主動爭取權益的問題，王崇昌不認為自己是這樣的角色。他曾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參與陸聯會，發現一些對於爭取權益投入較多心力的陸生，會持續關注特定議題，像是陸生不能納保、不能打工的問題，但卻可能缺乏群體的合作，導致往往要等到個案成為新聞媒體上被討論上的事件，如之前淡江大學陸生崔耘曾因為血小板過低住院，卻付不起手術費用，才比較有機會引起大眾的關注。

在觀察佔領立院的抗爭以後，他漸漸覺得，雖然爭取應得的權利是必要的，但可能一些陸生花太多心力在爭取權益，恐怕忘了自己先前來臺灣的初衷是什麼。（攝影 / 和聲）

不過，在觀察佔領立院的抗爭以後，他漸漸覺得，雖然爭取應得的權利是必要的，但可能一些陸生花太多心力在爭取權益，恐怕忘了自己先前來臺灣的初衷是什麼。他反思到在主張改變社會以前，自己要先改變，「要先去學會適應這個社會，而不是指望社會來適應你」，他認為這是出國留學要有的基本概念。「我們陸生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可能會被想成是需要被保護的人，可是我覺得來到外面了就應該要想到，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你而停止轉動，所以我覺得要去學習怎麼跟世界一起轉動。」

陸生繳的錢不比台生少  健康本該是最基本的權益

然而，談到陸生不能納保，因為聽說過太多陸生生病也不敢看醫生的案例，王崇昌覺得這確實是「臺灣最過分的地方」，「健康是人最基本的權益，如果連最基本的都不能保障，那我們為什麼要來這邊念書？」他提到臺灣開放陸生也是要為了解決自身教育或經濟體系疲乏的狀態，「講難聽一點，臺灣就在利用我們陸生，可是利用卻連最基本的待遇也不給我們，真的說不過去。」

對於一些人反駁陸生會佔用健保資源的說法，他回：「這是關係到自己的健康，這些錢我們不會捨不得出，而且我們繳的錢還比臺灣人更多，為什麼不能來享有這個福利，而且健保目前的經濟拮据狀態，也不是陸生造成的。」他覺得無法納保的限制已經造成很多未來有意願要來台就讀的陸生，不得不多考慮的問題。

畢業最大受限：台灣無公衛證照制

目前陸生限制在台「不得考照」或「不得續留臺灣就業」，但對於就讀公共衛生系的王崇昌來說，真正的阻礙在於台灣目前根本沒有「公共衛生學」的正式執照（牙醫、護理、藥學、醫技等都有證照可考）。相對而言，會讓公共衛生學系的學生難以與其他人在同一工作領域上而有所明顯區隔，畢業出路受到的挑戰也會比較大，他說：「畢竟如果我能通過能力資格考試，就有工作上的保障」。因此，他選擇繼續申請研究所進修醫務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訪問完王崇昌過沒幾天，傳來一個好消息，台北地院於4月17日判決RCA（美國無線電公司）與後來併購的法國Technicolor、湯姆笙（thomson）公司未盡維護環境與保護員工等義務，必須賠償445名RCA員工共5億6445萬元。RCA案不僅是臺灣史上最大的工殤案，也因為工作環境與罹病之間的關係的認定是高度困難的工作備受關注，這次判決採用公共衛生流行病學中「合理蓋然性」理論，讓多達58次的開庭膠著狀態終於起死回生。

從這個「遲來的正義」，我們看見了案件背後，一些積極投入研究與作證的公共衛生學者，然而，在臺灣社會，公衛人力需求與日俱增之際，卻可能因為沒有建立公衛證照，嚴重影響這群畢業生就業與服務社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