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TK

從喫茶店到老三臺時代

（影像來源：曾經的老三臺益智節目《江山萬里情》，youku 截圖）

在臺灣還沒有電視的年代，差不多也就是我們的祖父祖母那一輩，隨著不同地方的歲、時、節、俗，他們在社區舉辦歡騰的節慶。特定節日，摩肩擦踵參與廟會祭典。論到看戲，布袋戲或歌仔戲是某些族群的最愛。偶爾，他們也會聚一些親朋好友打打麻將、天九牌、四色牌、尪仔標。經濟條件較優渥的階級，偶爾相約「喫茶店」（此為日文寫法，實際上就是「咖啡館」）談生意、招待親友、約會。二戰後，尤其以臺北市的中山堂為核心，附近的萬華、西門町，更是建起了匯聚各方文人騷客的咖啡館。如此沒有過多科技介入的生活，進到60年代，臺視開播，進入所謂的「老三臺時代」——電視開始成為一般老百姓家庭成員的角色。

一轉眼，距離現在還不算太遠的年代——2000年，且讓我們檢視那時臺灣的生活型態，就已經驚覺跟今日天差地遠。當時，我們還沒有智慧型手機（但有可以玩貪食蛇遊戲的耐摔手機），沒有社交媒體（當時流行的是網路相簿、網路日誌與即時通訊軟體），隨選隨看的網路頻道尚未流行（觀眾習慣追著電視臺的播出時間）。每逢下班時間或是週末，家裡的成員還是有一定的比例圍在發亮的螢光幕前方，沈醉在這台小機器創造出的繽紛世界。

此刻，2016年，來到一個收視習慣全然嶄新的年代。身處臺灣的我們，是否有想像過二十年後，觀眾收看的節目會是什麼？尤其，這麼多節目中，觀眾是否有想像過，2036年臺灣的知性節目會是什麼樣子呢？

現在，讓我們先來界定一下「知性節目」是什麼。這個我們在中文的慣用字，和英文世界有不同的脈絡，因此相較之下，形成了很有趣的狀況。在西方世界的「學習型節目」(Educational television 或 Learning show) 涵蓋的是大學講堂式，可以放進遠距離網路教學的授課內容；「談話性節目」(Talk show) 是另一種大類型：像固定主人每集邀請不同名人來賓的聊天節目 (chat show)，或是議題較為辛辣聳動的我想到的是寶傑你怎麼看（tabloid talk show）。

臺灣普羅大眾所泛指的「知性節目」是可以在上面這些類型取得交集的，因此似乎真的找不到一個最符合脈絡的對應英文字完整表達。觀眾認可一個「知性節目」需要蘊涵學習精神傳遞知識，也接受同時結合生動活潑的主講者，而，畫面一轉，攝影棚坐滿參賽者，準備回答問題闖關拿獎金，我們也視它是一種幫助觀眾拓增視野，擴大學習的「知性節目」。放進臺灣脈絡，能增廣見聞的，觀眾以「知性節目」稱呼是自然的事。這個詞彙雖然沒有被教科書明確定義，甚至在電視節目分類表找不到一行字寫著「知性節目」，不如戲劇、綜藝、新聞那般明確，我們使用它時，似乎也能想像要多「知性」才符合我們的理想標準。這或許也是一種臺灣特色。

80年代出生的觀眾，在那個街頭運動風雨飄搖的動盪年代， 成長過程或許看過近三千集的《強棒出擊》 的任一段落，也可能在電視上看過介紹中國各地歷史地理人文知識的《江山萬里情》（那時的節目口號是「江山萬里情，中國人真行」，放在今日臺灣或許與論會覺得「政治不正確」）。隨著時間推移，這類「益智節目闖關拿獎金」的型態，跟著全球浪潮再起，進到2000年，臺灣製作了《超級大富翁》、《百萬大富翁》、《百萬小學堂》等膾炙人口的節目，更把這股力量一次帶到高峰。

從這些益智節目中，觀眾也不難發現一些共同點：因著臺灣長年的教育體制「考試引導教學」，電視臺製播單位所建構出益智節目的架構，似乎也集中在這些以考試為主的「電視版想像」。這種類型節目的主旋律為：四選一或三選一，參賽者若選到正確答案，則一路闖關，最後得到一筆獎金，反之，中途選錯就直接淘汰。它的答案是單向、封閉式的思考迴路，鮮少鼓勵觀眾或參賽者邏輯、辯證與開放式的回答模式。

這也讓我們好奇：來到了2036年，有一天人們長大，離開學校，若想維持終生的自主學習，除了個人閱讀，那個時候，如果想透過影視這種媒介，會是什麼樣子呢？

因著臺灣長年的教育體制「考試引導教學」，電視臺製播單位所建構出益智節目的架構，似乎也集中在這些以考試為主的「電視版想像」。（攝影 / 柯智元）

還有想學習的觀眾嗎？

要想未來的事，讓我們先推估一下當時是怎樣的觀眾群體。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推測，2019至2026年這個區間，臺灣的人口會開始進入負成長階段；距此刻三十年後，也就是2036年，全臺灣的總人口數粗估會落在兩千萬（註）。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註）從過去的2006年至2016年期間，臺灣的國中、國小學生人數，自278萬降為196萬，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則從6萬人成長至近21萬人，比重也從原本的2.2％提升至10.6％。2016年的入學統計資料顯示，平均每9位國中小學生即有1人為新住民子女。其中，近九成之多的新住民子女，其中一位雙親分別來自越南（40.7％）、中國大陸（38.3％）及印尼（10.6％）。2016這一年開始，新移民子女的成長曲線從上升逐漸趨緩。

2036年，臺灣的知性節目可能透過什麼樣的管道發送給這群收視群眾呢？

根據2016年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的研究，民眾在媒體使用率中，電視依然排名冠軍（92.1%）。這個超過十年的研究，電視每年都以九成左右的比例排行首位。網路使用率的排名比起前一年再度微幅成長，緊追在電視之後（77.7%）。第三名為下降到低於五成的報紙（註：報紙自2012年開始就被網路超越，退居第三）。以這樣的趨勢看來，網路取代電視，或是保守一點估計，追近十冠王電視（佔有近九成收視）的可能性，在臺灣這座小島，或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從今天的角度觀察，論平台，若要打破舊有電視頻道與財團架構，經營成本相對較為低廉的網路電視或許可能成為新的思考。

（影像來源：中國網路節目《羅輯思維》Youtube 截圖）

如果是從中文世界來探討，且讓我們以中國為例，觀察他們的網路知性節目如何開花結果。短短幾年內，中文的影視世界有《羅輯思維》、《鴻觀》、《曉松奇談》等注重歷史、時代或議題性探討的節目。以往被大眾視為高門檻、無門道的硬知識，現在正經歷一股結合盈利模式的知性新浪潮。以《羅輯思維》為例，主持人羅振宇察覺到現代人對於知識渴求，但苦無時間閱讀，而且有心想閱讀也一時找不到方向，便以單人脫口秀的形式，以「死嗑自己，愉悅大家」為核心精神，推薦書之餘也賣書，形成一種商業模式與其他產業連結，開創自媒體時代的新局面。

這些知性節目的製作團隊也善用微信（Wechat）公眾號，集結自己的追蹤者，形成各自的社群，彼此有不少跨界合作。在網路嚴密管制的土地上，找到了「中國特色的生存之道」。

這些在舊有管道不被視為有票房的內容類型，在小眾化、分流的現代市場下，因著社交媒介產生了固定追蹤的觀眾，而且因著媒介的分享機制，擴散效益遠超過傳統電視節目。「臺灣吧」團隊是目前這類型的新創團隊之一，幾年前透過臺灣動畫史以生動活潑的方式簡扼介紹臺灣的歷史故事。另一個「政問」團隊，則在嘗試邀請不同領域的人，分享臺灣幾個重大議題的個人觀點。很巧妙地，在2016年，這兩個後勢看漲的團隊都正在嘗試透過群眾力量集資。

臺灣吧想做「大抓周計畫」，讓臺灣教育產生新氣象；而「政問」希望以第一季的成績，讓民眾有信心，齊心認領這個節目繼續走下去。這也體現了臺灣今日的影視產業困境：觀眾等不到太多有遠見，願意嘗試投資的企業主，製播有影響力的好內容，因此，有志於此的團隊不再像過去空等，直接用新穎的模式生成經營資本——訴諸公民社會，讓年輕的參與者「入股」。

某種程度上，像是號召民眾內心深藏多年對於教育體制選擇的無措、失落，與多年對於本土歷史斷裂感贖罪式的覺醒，以介入回應呼召。對照中國深具冒險精神的企業資本大行其道投入影視產業，臺灣建基在日益發酵的公民力量，集體決定去留，產生了兩種非常不同的發展方向。

知性節目的想像根源

如果我們重新思考未來知性節目的「存在意義」，不再追求「讓觀眾一步到位」，而是重塑身份，成為知識大門的一塊「敲門磚」，為生硬晦澀書籍、理論、思考，提供一種「轉譯媒介」，這個前提是否可行？

此時不妨先收斂主題，集中想像當時臺灣從語言與歷史這兩個領域會處於什麼狀態，進而推測節目內容得以延伸的可能。從這些主題切入，我們或許可以嘗試思考它們影響知性節目的建構根源。

一、語言：

新移民第二代所乘載的語言很可能會影響知性節目的生產方向，因為他們也逐漸長大成為觀眾的一群。在2036年的臺灣，應該有至少近兩成的民眾因著家庭背景，除了必修的中文，也因著雙親或配偶的影響，熟稔至少一種東南亞語言為「第二外語」。我們或許可以想像，隨著觀眾多元的背景，臺灣的節目，會開始出現東南亞國家的字幕。取材內容不再獨尊中文或侷限在歐美經典，包含東南亞與本地原住民文化。

用平民化的談論，引起更多觀眾的興趣。隨著臺灣重新再將目光轉移回到自己身處東北亞與東南亞交界的位置，不再因為說中文，學中文，視野裡只看得見中文世界。這樣的趨勢確實有可能在未來二十年發生。這一批新的居民，勢必已加入在人口中漸漸產生影響力，進而影響結構的發展方向。

或許，2036年的臺灣的網路頻道會出現一檔知性節目，主持人是一位來自越南家庭背景的文化工作者。他能自由運用越南話與中文，向臺灣觀眾（尤其是多年後長大成人的新移民）暢談越南。不是我們過去看到的那種旅遊節目，不以介紹越南景點為主。他這季可能談的主題是寫作，下季談的是文化。而這個節目的與會來賓，有越南的移民第一代，也有臺灣的原住民。影音的想像，不再獨尊服務漢人，觀照的主題是不同東南亞文化融合的結果。

二、歷史：

若站在歷史的角度回望2036年所走過的二十年，本地化關懷有可能將持續居於主導地位。自2016年一月，臺灣中央到地方的選舉結果，算是自80年代解除戒嚴以來最徹底的新氣象。從政治為起點，許多觀察家將2016年視為臺灣歷史的新階段。德國有一個常見的字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這個字概括了幾個關鍵：了解真相、承認錯誤、記取教訓、反省改正，籠統來說，就是「正視過去」。若臺灣未來十年真以此概念為分水嶺，循著臺灣認同政治漸起的脈絡——轉型正義與歷史重建的呼聲下，訴諸公共討論即有必要。

從選舉前遭遇重大輿論爭議的課綱調整，人們也漸漸意識到，教育即將影響的範圍甚廣。2036年，或許臺灣已經歷第四次或是第五次政黨輪替，政府多年透過全盤的真相調查後，歷史檔案已逐漸解密公開。屆時的臺灣的社會情況在那個時候變得更多元、更複雜，而「人們能更進一步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應該是公民社會持續往下推進的目標。從殖民時期到各個政黨的執政史，在未來二十年，歷史解釋的全面重新調整是可預見的。在臺灣的原住民族因著歷史所面臨的傷痛、歧視，或許也將有進入公共論述的空間。

公視的《臺灣百年人物誌》，還有民視製播即將進入第十年的《臺灣演義》，這些年下來，都在嘗試用不同的人物、主題，帶領觀眾回顧臺灣史。 「找尋自己是誰，找尋自己從哪裡來，找尋自己跟這片土地的關連」——新移民的第三代、第四代勢必也將走上這條熟悉的道路。從臺灣早期1949年的省籍意識、到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移民社會的共同點就是探尋自我。當臺灣建構出進一步更深化、更成熟的本土認同，如此網路知性節目背後形成的關懷意識，或許只是這個原因順水推舟得出的結果。

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的島嶼臺灣，承載豐富的歷史、民族、文化交流故事。知性節目在這一點上投射出的是觀眾知識面的內在需求。 （攝影 / 柯智元）

「即將發生」與「正在發生」

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的島嶼臺灣，承載豐富的歷史、民族、文化交流故事。知性節目在這一點上投射出的是觀眾知識面的內在需求。

2016年的此刻，我們也可以深度觀察與思考臺灣身為「搭橋者」的身份潛力。由於地理上的特殊位置，又因著歷史擁有語言上的共同點，這一年的TIDF（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香港、中國等影像工作者陸續來到影展。受「在中國暗自生產，在臺灣侃侃而談」這個政治現實，面臨壓迫的藝術工作者，來到臺灣這個民主化三十多年的島嶼，看著這些作品播映給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與評審。相對較為開放、自由的討論氛圍，臺灣這座島嶼，具備包容這些聲音的潛力，也讓我們重新思索臺灣透過民主化的道路與地理位置，在未來二十年，持續進化、自我學習的可能性。

當我們回首以上全部的這些猜測，或許2036年並沒有發生，或許仍處於進行式，也或許早已結束，進到下一個階段。無論如何，在大航海時代的臺灣，在2016年的此時此刻，這地的人民為她選擇了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她正迎向未知，路途進退顛頗不停，沿路紛擾熱鬧如昔。

參考資料：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至150年）報告，2014

教育部，104學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105年4月27），2015

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媒體風雲排行榜，2015

林芬郁、沈佳姍、蔡惠頻，《沒有電視的年代 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2012，台北，貓頭鷹出版

Neil Postman，《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2007，台北，貓頭鷹出版

王鳴劍，《從文學到視聽——中國當代小說的影視改編與傳播》，2014，台北，新銳文創

James Surowiecki，楊玉齡 譯，《群眾的智慧：如何讓整個世界成為你的智囊團》(The Wisdom of Crowds)，2005，台北，遠流

文 / Vanessa

祝常悅，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雙主修心理學系（攝影 / 許鈺羚）

初次見到祝常悅，她身穿一件印有「we don’t need  No Nuclear Now」標語的T恤，擺在身旁椅子上的背包則繫上反核標語的黃色絲帶。那是在反核運動場合上會發放的絲帶，黃底黑字的鮮明訴求：「告別核電，能源新願」，是2015年反核運動的訴求。參與者會綁在頭上，或手臂，或繫在包包的提把上，不過通常在運動結束以後就很難在平時見到有人會持續綁著。

歷史系背景  觸發見證社運現場

回顧這四年來，祝常悅擔任過台北故事館和寶藏巖的導覽志工，也是輔大哲學星期五的活動志工。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她已經連續兩年參與反核路跑，對於祝常悅來說，核能議題並不只是臺灣在地議題，更是國際性的議題，她感受到自2012年以後社會運動密度的增強，很多都是源自於對核能議題的關切。在反核路跑上，她觀察到現場可能大多數並不是臺灣人，而是在臺灣居住的外國人，「他們承受的壓力比臺灣還要大，如果沒有核能，他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不過是什麼動力促使她前進社會運動現場呢？她思索著，覺得是和自己學歷史的背景有關，緩緩地說：「我不是說見證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而是說那是學歷史的人的氣質吧，當你發現社運正在發生的時候，我能夠在現場的話，我一定要在現場。」所有聽別人轉述的內容，對她而言，都需要加上引號，把人的立場、時間、地點都先界定清楚，然後才能進一步討論這些材料的意義是什麼。

我從路過到第一線，從觀眾變成演員

她回憶起去年4月27日至4月28日佔領忠孝西路運動，連忙笑說「我雙手發誓，我真的只是路過！」，起初完全不知道那天要佔領忠孝西路的事情，是因為道路上已經站滿了人，說好要待到隔天早上，公車不得不停在路邊，乘客被迫下車才知道這件事。快到12點時她猶豫要不要坐捷運末班車回去，後來還是決定留下，她現在想想這個決定也是正確的，因為到了半夜2點的時候現場其實剩下沒多少人，她突然意識到「原先假設自己是個旁觀者，卻突然站到了事件的第一線，我從觀眾成為了演員。」到後來經歷被水柱攻擊、目睹警察打人，直至人群往凱道移動。

事件落幕後，據說被反核運動組織批評說欠缺戰鬥力，她覺得很有意思，因為她在現場觀察到的正是一個個小群體，「三五成群結伴而來」，「那天沒有組織者，沒有人拿著大聲公在講話，當警察的水車要過來的時候，我們手挽著手站在那裡，他們並不是因為誰而號召而來。」

祝常悅形容佔領忠孝西路看起來不是一場「靠譜」的社會運動，幾乎像是「群起激憤」的場合，而訴求目標說要佔領拖到八點上班的時候，「也沒有人知道八點以後要幹麻，但是大家就是選擇繼續留在那裡，在馬路上多留一會，似乎就多一份聲音來講話一樣。」一反社運主流對組織策略的批評，她倒是感受到「一個沒有精心策劃過的社會運動」的潛在能量，為什麼仍然吸引相當多人自發性地前來，答案似乎隱含在群眾力量內在的混亂性。

「我一直覺得在2012年秋天旺報被收購這件事之前，臺灣一直處在沈睡中的狀態，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臺灣還沒有從馬英九的神話醒過來。」（攝影 / 許鈺羚）

直到2012年  台灣才從馬英九神話中醒來

為這篇訪談下筆之際，適逢苗栗大埔強拆案兩週年，以開發或各種名目浮濫徵收土地的案例仍然臺灣各地上演著，新建的空屋淪為投機客的炒房工具，甚至反映了地方政商結盟壓迫人民的現實。2015年了，臺灣社會有轉好嗎？多少人在這幾年逐漸懷疑他們原先深信不疑的現況？

我總會想起祝常悅如此定位她對臺灣的認識：「我一直覺得在2012年秋天旺報收購這件事（編按：指反媒體壟斷運動）之前，臺灣一直處在沈睡中的狀態，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臺灣還沒有從馬英九的神話醒過來。」

在馬英九第二次當選之後，她發覺選民對總統的信任感或期望已大不如前，透過媒體併購案、大埔強拆、洪仲丘案持續積累，直至三一八佔領立院運動爆發的不滿情緒。我不禁好奇通過這兩年來的親身參與，那她自己對「群眾運動」的想像是什麼，她深吸了一口氣，像是回想起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然後回我說她很難想像，「我在一個群眾運動不發達的國家長大，我很難想像。」

來到台灣，讓「群眾運動」想像立體化

當很多人批評在社運現場看熱鬧的人，或是立法院內和院外的各種分歧聲音，祝常悅回想起母親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的大學生，她從母親的轉述，得知過去的群眾運動「跟國家的對抗感並不像六四那麼直接」，再加上參與靜坐的有很大比例是大學生，在當時的社會可說是代表知識份子的位置，但即便如此，她補充道：「六四也有賤民區喔，就像立法院外的賤民一樣。」因為不想「聽從」立法院內的指揮，而決定在院外另闢一個區域主張他們認為更應該釐清的價值理念。

究竟要怎麼界定我們這群為特定議題團結起來對抗的人，祝常悅覺得「畢竟不是去個體化的軍隊」，一方面在群眾或社會運動的場合上促成為訴求發聲的團結，另一方面也要留意其中的異質的可能性。在三一八運動那期間，她曾在立法院周邊看到有團體發起針對「青年選里長」的討論，同時帶出了很多關於新移民的權利議題，在那時候，或許已經跟三一八本身的訴求沒有太直接的關連了，但更彰顯的其實是「渴望民主的表達」，去為新的政治環境的創造改變。

街頭運動：在自主與紀律間的擺盪

團結起來未必代表個體的消失，在立法院周圍的街頭演講或NGO攤位，祝常悅認為「它恰恰好創造了一個場域，允許人們來聽平時可能根本不會有人聽你講的話。」

有趣的是，這也許跟她偶然當過糾察的經驗有關，在某個晚上為了支援現場引導過多湧入的人潮，她發現現場有無所適從的人，有抱怨拿不到物資的人，忽然體悟到「暢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如何在自主與紀律之間拿捏平衡是值得繼續探討下去的問題。

祝常悅以當糾察的視角重新檢視社運的參與者，說：「他們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個體，隨時都有可能離開，也有人隨時可能再來，有人來找朋友，有人真的生病了。」站在這些帶著各種目的或動機來來去去的人潮中，她揣想著難道不會發生衝突嗎？

大水庫和小埤塘哪一個更適合臺灣的未來？

而這些衝突在更宏觀的層次上，是反映著在社會上長期若隱若現的矛盾。

「當年輕人在拼命被『沒有競爭力』指責的時候，我覺得那種憤怒真是會讓人有想打人的感覺，我們激憤於這個社會為什麼如此不公平，生來條件優渥的人，他們可以接收到更好的教育和資源，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好，可是這個好的標準又是由他們的父輩塑造的。」

在運動後期的種種受挫與反思歷程，她點出改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關鍵，並且由此去塑造新的標準。然而弔詭的是，年輕人在這場運動卻又反過來被批評是因為「你們不夠優秀」、「不夠有競爭力」，被質問「你們這樣還想改變社會嗎？」，祝常悅認為這反而是這場運動更應該處理的課題，「我覺得它的重要性遠過於反黑箱、反服貿，它是一代人怎麼教出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也就是說，簽訂服貿實際上延續或鞏固的，是一套關於「有競爭力」論述的價值觀。

祝常悅想起曾經和老師開車路過桃園，當時她指著山上的埤塘說：「老師，你看那是埤塘耶！」，老師回說：「是呀，但是現在埤塘愈來愈少了。」因為老師是桃園人，他們後來就聊了從埤塘到水庫的問題，她向我小結了問題的背景：「我覺得埤塘是臺灣還滿適合（發展）農業社區的方式，它相對來講不像水庫那麼大，但能夠應付幾戶人家穩定的灌溉需求，畢竟在桃園山區演化、積累了幾百年，現在卻用大型的水庫去代替它，把資源集中在那裡。」

藉此她提問，大水庫和小埤塘哪一個更適合臺灣的未來？

當三一八運動不斷強調要對社會有新的想像，她發現「我們卻很難提出那個具體想像的樣貌，因為我們也沒有看到它的未來」，反而主流的、擁有巨大資本的企業可以告訴人們具體的想像是什麼，「在這種關係之下，我們就顯得是很沒有競爭力的」。

「社會力的強大之處在於一個多麼可愛的狀況，我才不管你要不要我公投或要不要幹麻，修法應該是最底線、最底線的辦法，我只要能夠自信說服社會中很大多數人，就能看到社會可以改變的希望。」（攝影 / 許鈺羚）

來自民間社會的能量

我請她歸納這四年來參與或觀察臺灣社會的經驗，是不是有她想更深層認識或挖掘的問題，她謙虛說自己還在學習瞭解臺灣的路上。思索了幾分鐘，然後向我提及她相當欣賞臺灣民間社會蓬勃的力量，因為總不時能看到很多人會出面主張「政府應該要怎樣怎樣」，從三一八運動不知道哪來湧現大量的物資，到後來盛行的群眾募資平台，她覺得這恰好說明了「政府很廢依然做不了什麼的時候，臺灣依然很強大，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社會力的強大之處在於一個多麼可愛的狀況，我才不管你要不要我公投或要不要幹麻，修法應該是最底線、最底線的辦法，我只要能夠自信說服社會中很大多數人，就能看到社會可以改變的希望。」

可是，祝常悅也好奇臺灣人是否真的認知到這筆可貴的財富？臺灣人對於自身的處境、特色，或是要面對的敵人或合作對象是足夠瞭解的嗎？她曾聽過一個說法很有意思──只聽過亡國亡家，沒聽過亡社會。國家會改朝換代、政黨輪替，但社會上已有的規範、習俗和文化並不會那麼輕易地就消失。

下一站：澳洲生物人類學碩士

祝常悅被政大民族學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生物人類學所錄取，最終決定赴澳洲念書。她笑稱自己曾跟爸媽說道「如果我選擇留下來念書的話，我對這片土地的興趣遠高過於我選擇的那個專業的興趣。」無法留下來繼續認識臺灣固然可惜，因為她原先期待如果留在臺灣念研究所，就可以去花更多時間認識台北以外的臺灣，或是深入到部落認識臺灣的原住民文化，比如學習一種原住民族語。

「一般漢人會覺得原住民離開部落就是不好，可以得到加分或各種優惠啊，我有一位學長他進入部落待過一段時間後，逐漸可以同理為什麼有些原住民會選擇離開部落去當『白浪』＊。」是否大多數臺灣人還是會覺得原住民文化是蒙昧的？只因為他們之間的語言不通，而阻礙了進一步認識的機會。

「包括像臺灣博物館的的二樓常設展，也就是介紹臺灣社會原住民文化的展區，但撤展的時間都比較早，也不如一開始設展的時候數量多。」她第一次看展的時候是大一，為了想好好認識臺灣人，很細緻地把整個展覽看過一遍，但同時覺得有些遺憾，知道原住民吃什麼、穿什麼、有哪些宗教信仰……，「大多數原住民文化的教育或展覽機構，它傳達的訊息就到此為止了嗎？」她更想知道的是，原住民在臺灣怎麼經歷了不同外來者，到現在怎麼與漢人相處的問題，只可惜針對這些議題的討論相當少。

祝常悅向我提及這些反思，不禁有感而發地說：「台東不必然要向台北看齊，台東不是一片還沒被開發的土地，而它也許永遠可以是那個樣子，也沒有關係。」

＊白浪：原住民對平地人、漢人的稱呼，有戲謔之意。

文 / TK

從李志德談三一八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令我想起臺灣開放陸生後的種種情境，最後，當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討論它的細節，那些「偶然性」會是什麼？而「必然性」又會是什麼？如果我們不只討論陸生，而把這個小島，再放進更具體、宏觀的框架，臺灣若想要有任何主張，無論是「為」或「不為」， 站在日本的脈絡，沖繩的脈絡，菲律賓的脈絡，南韓的脈絡，美國的脈絡，中國的脈絡，每一位聆聽者，各自衡量完自己的利弊得失，最終得出的歷史結果，會是什麼呢？

中國的網路知識社群「羅輯思維」，主持人羅振宇曾經在一集討論法國學者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單元最後，談到有「自治傳統」的「公共精神」會有下列兩項特徵：一、關心小事、身邊事，遠遠關心國家、中央的事；二、他總是想「解決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情緒亢奮。
在今日的臺灣，面對中國、陸生這些字彙，最不缺的就是躁動、激化的修辭。若問：「知中」究竟能在這類議題扮演怎樣的角色？很大的程度，我以為是因著瞭解差異，人與人之間得以「正常化交流」。

無論歷史會將臺灣推向何方，我們總有一天，都將回頭用歷史的高度，看待今日的自己。那時，我們會看到自己往日一味地亢奮情緒，抑或是在躁動社會中，嘗試沈澱、理解、來往的過程，其實是此刻做出的選擇–而等在前方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也將留給後人爬梳。

或許惘然若失本來就是生命的某種必經狀態，也或許，在某個時分，迷霧漸散，而我們看待這座島嶼，又更清晰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