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anessa 

趙雪崟，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三年級（攝影 / 柯智元）

根據內政部 2012 年 7 月的統計，在臺灣的東南亞移民、移工已達 57萬人，然而，來自異鄉的工作者在臺灣社會仍處處碰壁，日常交流也因為語言不通而存在諸多隔閡，更別說是東南亞題材的出版品，往往在大書店不受重視。還好今年臺灣出現了東南亞主題書店「燦爛時光」，在4月12日潑水節當日開幕，當時吸引許多年輕人前來幫忙裝修，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三年級的趙雪崟，因為系上的一門課，對於外籍移工議題萌生興趣，在開幕前夕也加入協助修繕工作的行列。

「燦爛時光」書店理念源自於創辦人張正，在一月份發起的「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臺灣」活動，期望能夠讓東南亞移民、移工看到家鄉的書籍，並以書店的形式打造一個臺灣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空間。

受媒體識讀啟發：獵奇新聞對大環境沒有益處

趙雪崟回憶起初是受「媒體識讀」這門課的老師的啟發，這是傳播學院的必修課，講授關於閱聽人要如何去分辨、判讀媒介內容所建構出的真實。趙雪崟感慨在臺灣似乎在追求一種新聞的「可看性」標準，她質疑新聞的「可看性」恐怕是建立在要多新奇、多刺激感官，平時看臺灣新聞或報紙都覺得被報導得很嚴重，標題也下得聳動，「好像這個島每天都有殺人放火的事發生」，她舉例，蘋果日報連外籍看護被性侵的新聞都能做成動畫、示意圖，性侵過程的細節也被刻意地描寫出來，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獵奇欲望，「但對整個大環境並沒有什麼益處」。

在臺陸生遇上移工處境的共鳴

後來，她因緣際會在課堂上的一場講座得知有四方報為移民、工人提供生活必備資訊和工商新聞，是創辦人成露茜於 2006 年創立的第一份越南報紙，之後更涵蓋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印尼等語言，並以中文為輔。知道有這樣一份刊物，記錄在臺灣被遺忘的群體，大大增加趙雪崟的興趣，她有感而發地說：「他們跟我一樣都是異鄉人，我從不同地方移動到臺灣在這邊上學，他們在這邊可能是短期工作，甚至落地深根，像外配一樣，但臺灣社會對待我們的態度好像有些相似的地方，也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接著在「傳播敘事」和「媒體再現與行動」這兩門課，趙雪崟更深入認識移工的議題，曾在一項期末作業中，她與同學一起透過影像紀錄實踐對移工議題的關注，「我們決定以故事的呈現為主，不多做渲染。」訪問一位印尼看護伊達和她工作的家庭，並製作成十五分鐘的短片：

伊達在印尼有兩個孩子，起初的雇主對伊達不太好，而現在照顧的則是新雇主的父親，是民國二年出生，剛好是隨國民政府遷臺的老兵，雖然沒有生什麼大病，但畢竟年紀已經很大，需要人來照顧日常起居，像是拍背、抽痰之類的。雖然伊達可以用中文溝通，但也不是很流暢， 「因此我們要盡可能用簡單的語言向她問問題。」

趙雪崟覺得這份作業帶給她很深刻的影響，在和伊達聊到身邊的看護怎麼看待與雇主之間的關係時，伊達覺得其實「感情特別好的有不少，特別壞的也不多，但總會被報導得特別多。」像伊達跟現在的太太彼此互相信任，平時也會聊在印尼的家鄉事。趙雪崟後來在蒐集資料時發現，那些被大幅報導的「壞印象」，尤其會聚焦在雇主如何壓榨，或移工的種種「惡行」──偷東西、沒有照顧好雇主之類的事。

不當觀光客：了解一個民族，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

我剛好是在「燦爛時光」書店的一場放映會活動認識趙雪崟，那天播映的是《高校有刀》，是導演劉吉雄在2006年拍的一部從飲食談原住民文化的電影，反映在餐飲學校高中生的對話──以為可以透過發揚原住民食材、器具參賽拿獎的主角，與想藉著廚藝傳承家鄉記憶的阿美族同學，之間對彼此的誤解，似乎也是大環境對原住民不太友善的氛圍的縮影。

時隔九年，在「燦爛時光」映後座談與觀眾談臺灣原住民議題的現況，刻板印象與歧視的問題固然存在，但或許進一步可以問的是，不憑藉文字保留記錄的原住民文化，難道就不足以與漢族的歷史有對等的討論空間嗎？

趙雪崟坦言，來臺灣之前的印象都停留在人很友善、世外桃源之類的，直至來讀大學之後改觀很多。若說對原住民的印象，其實自己按爺爺的遺傳會有滿族的血統，「但爸爸在入黨時改成漢族，因為據說改成漢族會比較好通過，條件比較好。」至於媽媽那一邊，則是當時因為成立少數民族自治縣的人數不夠達標，而把一些漢人納進去。總歸來說，趙雪崟覺得自己只是「說起來是什麼族」，「我並沒有關於任何我家族本身擁有的文化、風俗的體驗。」

類比來看臺灣的原住民，最初的理解覺得像是在美國尚未被白人入侵的部落土著，「但跟中國大陸一樣，被漢化的情況很嚴重。」趙雪崟曾經跟是原住民的台東民宿的老闆聊天，對方提到現在原住民人數逐漸減少，很多部落已經消失。「但我不太清楚為什麼會消失，」她想，難道是部落互相打鬥造成的嗎？

在《高校有刀》放映會之後，趙雪崟也去了下一場「真人圖書館」講座，是何怡潔談「北漂」的日子，來自深圳的趙雪崟因為好奇臺灣人對北漂的想法，便決定去聽講座。何怡潔是臺北人，從臺北「北漂」到北京，自2012年到2014年，與中國滋根（非營利組織）的夥伴們來往於北京五環外多個村落，和移工朋友及他們的家庭生活在一起。

「我覺得要了解一個民族，一定要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趙雪崟提及曾經去雲南旅遊的經歷，特別喜歡跟當地民宿老闆聊天，「因為他們一直待在那個地方，一定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或是可以提供最多道地的資訊。」雲南是聚集最多少數民族的省份，當時拜訪還保有自己的文字的納西族，發現狀似象形文字的「東巴文」在當地已經被作為一種文創產品，藉由推廣觀光販售印有「東巴文」的明信片或精美冊子。

趙雪崟在當地認識一位從上海搬到麗江的民宿老闆，透過他介紹的領隊剛好是藏族人，於是請領隊帶他們去爬山，海拔三千多米，在高山上會有缺氧的問題，且上、下坡都相當陡峭，「最後是哭著走出來的，」她形容。趙雪崟慶幸，還好有這位藏族朋友教他們怎麼呼吸、掌握爬山的節奏，雖然面對眼前美麗的風景，整個人已經筋疲力盡，但想到儘管現在中國有很多地方都能到得了，「有些景色被保存很好的，是無法在火車上看到的，你必須親自走進去。」

她得知台東也保有豐富的原住民文化，也希望日後能用打工換宿的方式，穩定待一段時間，讓自己不只是停留在觀光客旅遊的心態，可以比較深度地跟當地人交流。

來到臺灣已經兩年多的趙雪崟怎麼看臺北這個城市？她對照家鄉深圳，認為很像臺北市區的放大版，是個移民城市，從餐點可見多種民族、歷史文化的融合。在快餐店也有很多選擇，不過老店比較少、老舊建築物被保留下來的也很少。（攝影 / 柯智元）

既陌生又熟悉的臺北

至於，來到臺灣已經兩年多的趙雪崟怎麼看臺北這個城市？她對照家鄉深圳，認為很像臺北市區的放大版，是個移民城市，從餐點可見多種民族、歷史文化的融合。在快餐店也有很多選擇，不過老店比較少、老舊建築物被保留下來的也很少。

趙雪崟在世新大學念書，除了偶爾去「燦爛時光」的活動，平時也喜歡去光點看電影，到溫州街逛逛，還會跟同學去龍山寺，她還補充說，「（那些朋友很巧合地）去了龍山寺之後都交到男友了！」跟班上同學交情不錯的趙雪崟，時常會有一些臺灣朋友因為要熬夜做報告到她家吃飯。

「你很不像大陸人」的微妙語意

「臺灣對大陸有不安的恐懼，可能就不願意去了解。」她說，身邊有臺灣朋友要去北京打棒球，因為是第一次去中國，就很擔心會有不適應的問題，但可能一些就是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比如北京當地人覺得要說話大聲才算尊重，但臺灣人恐怕就不這麼認為。趙雪崟還曾經幫一位要去上海交換的朋友模擬面試，覺得那位朋友也是有過度擔心負面情況的問題。

雖然爸媽很尊重趙雪崟來臺就讀這件事，但趙雪崟對於加諸於陸生的種種限制還是有一些感觸，她發現臺灣學生去大陸念書有得到應有的照顧，相反地，陸生在臺卻是完全不能打工、無法像外籍生一樣可以納保，認為陸生的權益問題需要得到重視。

她最後向我談起一些話語背後很微妙、有點複雜的內心感受，像是「原來大陸人是這樣想啊！」這種臺灣人無心講出來的句子，讓趙雪崟來臺剛開始適應時有些挫折，感到一言一行都受制於特定標籤的綁架。或是會有人說：「你很不像大陸人」，雖然是在去除原先的偏見，但這就算是一種讚美了嗎？趙雪崟想想，後來很多問題可能慢慢磨合以後就好了。

「不是在同一個生活背景，很難理解被洗腦是什麼意思。」許多人也是對於某些事情願意探究背後的原因，進而關注陸生的議題，趙雪崟計畫未來可能想做記錄在臺陸生的短片。

前情提要：為了順利走過死老鼠的重生之路，我們得先知道死老鼠怎麼死法，才能探索重生的方向往哪裡去。

六月底在「陸過一道牆」活動，分享關於幕後團隊的心得實在太少了，這次我們打算用夥伴成員「互訪」的方式，讓大家看見採訪工作幕後，那些擺盪於困惑、試探或焦慮之間的反思過程──如何給貌似實驗室最真實的回答。

游承翰，台藝大電影系，貌似實驗室創始成員之一。（攝影 / 柯智元）

▎白蛇（寫手）：當初拍淡江陸生學生會選舉時是因為陸生議題「獵奇」，如今貌似的陸生採訪計劃也結束了，對於自己作為一位影像記錄者，獵奇與不獵奇的道德關卡，你調適好了嗎？又是怎麼調適的？

▎承翰（攝影｜台藝大電影系）：我認為調適的問題（或是關於獵奇）是自己作為紀錄片工作者一直探問的事，關於為什麼舉起攝影機，動機跟初心是什麼，為什麼是拍攝這個題材，為什麼是我而不是他人來做這件事。

回歸到當初開始想拍紀錄片，跟自我探索有很大的關係。去年318運動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社會運動，我才進而比較有意識地認知到台灣國族認同及國家定位不明導致的社會分裂與焦慮。那時我正在重考電影系，嘗試開始學著拿起攝影機去尋找心中困惑與焦慮的解答。

後來因緣際會地在5月接觸了淡江五虎崗社，當時他們正準備推派蔡博藝出來選學生會長，原本自己沒有想說真的會進來拍攝這個題目。運動那時我拍攝了很多相關的素材，最初想的題目是關於318運動後青年國族認同的轉變，但因為紀錄片拍攝經驗的不足，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具體方向出來。

直到淡江選舉出現了國籍議題，Vanessa聊到看我想不想來五虎崗社走走，當時我覺得可能會是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需要有人去把當下紀錄下來，可能它會是一份影像文件或是文獻，但不知道多少年後才會有人需要，但至少有個東西被保留下來。

那時聽聞過在1980、90年代以紀錄社會運動為主的攝影團體的「綠色小組」，他們留下了很多20幾年前社運的影像資料，在那個媒體受到黨國控制、老三台的年代，綠色小組的紀錄留下將近3000小時的珍貴見證，成為當時人民認識社會的另類管道，也成為我們今天回顧當時的資料，覺得自己可能也受到綠色小組的影響，是抱著一個留下歷史當下的心態去開始紀錄的，我覺得有這樣的心理認知可能也跟紀錄片工會最初發起《太陽不遠》影像紀錄計畫是同樣的動機吧，當一個歷史事件就在眼前發生時，作為紀錄片工作者能做些什麼呢？

可能這個事件有100塊拼圖，《太陽不遠》是其中的10塊拼圖，但至少能有東西可以留下來作為未來檢視的一個依據。雖然關於淡江選舉事件，我是抱著紀錄歷史當下的心態去拍，關於「獵奇」還是必須去面對的質疑（不管是自我或是他者），在拍攝的過程中，慢慢去自我對話，去檢視關於獵奇的這件事，有段時間我會質疑自己到非常沮喪跟難過，好似當想著要去留下歷史影像的時候就是獵奇。

但認知到這是開始拍攝就該自我質疑的問題之後，下一步是問，關於獵奇之後，這份影像還能走多遠，紀錄片它所追求的是什麼？我所記錄的東西是只有看到當下嗎？還是它之後能發揮到更大的作用呢？

所以到現在我也不會說能很自在地去調適這個的問題，如果我有開始紀錄了，就不該半途而廢，而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到底，去思考說紀錄片它想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它對社會有甚麼意義，我覺得這個紀錄片隨著時間的進行它會慢慢地長大，厚度會慢慢增加，可能會隨著我的成長而成長，我想目前還是先保存這些紀錄片的影像素材，然後在大學階段一邊剪輯，一邊去思考這部紀錄片的未來該怎麼繼續進行。

▎白蛇（寫手）：在淡江陸生學生會選舉記錄片與貌似的陸生採訪計劃當中，你如何銜接各項關係，去更細緻的處理問題，在整個陸生採訪計劃進行的過程中，究竟有沒有助於你去解決記錄片剪輯與拍攝的問題？

▎承翰（攝影｜台藝大電影系）：最初Vanessa有這個採訪畢業陸生想法的時候，是在淡江選舉事件結束後幾個月平常聊天的過程中她提出的。

過一段時間記得是今年2月底的時候，我無意間又一次跟Vanessa聊起這個計畫，算是半鼓勵她真的跳下來做這個採訪計畫，當時淡江選舉事件剛結束（整個事件從2014年5月開始到11月初結束），心理狀態其實相當矛盾跟複雜，對於中國因素的議題上我是更大的困惑，聽到Vanessa有這個企畫想法的時候，心裡是有某種共鳴，也想透過採訪計畫的過程去重新認識陸生，回歸到作為人的視角去理解他們，之後我就順著這個計畫繼續做紀錄片的拍攝，從一些陸生或是關注陸生議題的學者或作家上，發現很多自己未曾注意到的面向，也讓自己發現了更多紀錄片的難題。

在整個陸生採訪計畫的過程中，其實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我感覺是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淡江選舉事件過後，接著貌似實驗室三個月採訪幾十位陸生的過程裡，對我較大的影響是，去讓我意識到318運動自己慢慢建立起來強烈的台灣認同，或是某種固化對中國（中國因素）的想像，那個強度跟想法有慢慢地轉移。

我在某些時候也意識到可能這些民族情緒或太強烈的國家認同也有著某種危險性跟侷限性，變成我觀看世界的一個濾鏡，而這個濾鏡就意味著我可能在看關於中國議題的時候會有很多自以為的想像、猜疑或偏見而不自知。

所以其實在拍攝紀錄片跟貌似採放計畫過程中，很多我過去既定認知的觀點不斷地解構又重新的建構，我想這些不是很直接地談事件的採訪過程，對我的影響真的很大，也幫助到我回頭去檢視淡江選舉事件的剪輯敘事。

文 / 楊心韻（首屆陸生，輔大德文系）

林明超，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攝影 / 吳易珊）

「陸生」，一個帶著微妙又濃厚政治色彩的詞，當我們談及它，總是無可避免地談起政策、權益，陸生因此從一種身份發展成為一個難以撕下的標籤。我們太過關注其出身，卻疏忽了當下他作為學生的身份，以及那個同樣值得探討的、隱匿在後的生活本身──異鄉求學者們，由少年一步步走向青年的人生歷程。

初訪林明超，我們約在士林一家咖啡館，那家咖啡館有一個小天台，在上面可以看電車開過。上次見林明超就在那上面，大概因為當時只是閒聊，沒有錄音或是錄影，他整個人懶洋洋的，時而看電車放空。這次我們先到後收到訊息，他說他正從銘傳下山走來。我沒有在山上唸書的經驗，士林又臨近淡水河，這一切讓我聯想到他是跋山涉水過來，但又很悠閒的樣子。

他因為晚到了些許，連聲抱歉，坐下後點了啤酒，但卻是正襟危坐著，像是要準備認真說些嚴肅的話題。我問他當初選擇來台求學的原因，他想了想說，是因緣際會。

追尋前人腳步 離開過去的自己

林明超高中念的是文科班，一直以來都比較偏愛文史類科目，他在中學時代閱讀的書籍中認識了一些早期民國人物，並十分欣賞。而這其中許多人在戰後抵台，台灣作為他們最終的歸宿，在文化上也有所傳承。他說起四年前那個夏日，一切都有些倉促：得知可以報考台灣院校時，距離申請截止只剩下一天時間，而當時關於台灣就學的資訊寥寥無幾。林明超覺得他能順利來台，也要歸功於他本人對台灣的嚮往，以及由此而生的強大意願。他告訴我，當時曾邀請一位同樣喜歡台灣的朋友一同報名，但是那位朋友覺得成功的機率很小就沒有申請，最終與台灣失之交臂。

這讓我想到，自己也是因為一個偶然而申請來台，並且更為倉促──距離截止剩下兩個小時，當時正處於高考結束後身體懈怠狀態，發著燒似夢非夢地就填妥了報考信息，恍惚間就來了台灣。問及首屆陸生們來台的緣由，大部份答案都是出於偶然，四年後回首當初，彷彿那種種有意無意的偶然間，都藏著些許必然。因緣際會之下，這些當時的少年，終與台灣相識。

有人說首屆來台陸生像是烈士，這個詞似乎太過榮耀，我更願意說首屆陸生中有很多勇士。在資訊不完備的當時，去往一個只出現在歷史書和影視劇集的地方，究竟是帶著何種心態呢？林明超給出的一個答案似乎能夠解釋：「可能因為父母職業的關係，一直以來家庭教給他的觀念都很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也挺好，但我可能就會叛逆一些，想要去突破些什麼。」台灣作為他嚮往之地的同時，也是一個遠離父母、遠離家鄉的陌生地，林明超選擇主動走出十幾年來的舒適區，以尋求自我的突破。

多元價值衝擊 不再以是非對錯評定

大約兩週前，我再一次約訪了林明超。在初訪後他對內容有些顧慮，也擔心自己有些懶散的回答使得我無法書寫出足夠的文字，我提議道，可以再訪問一次。他回應說上一次自己還遲來了些，這一次又要補防，實在很麻煩我們。我笑說不要有那麼多顧慮，這一次不需要攝影也不需要錄音，當做是朋友聊聊天就好。

我們約在信義區一家新開業的小酒館，那天是週五，台北五月的夜晚淅淅瀝瀝地下起了雨。他穿著T恤長褲，沒有揹包，也沒有帶傘，雨下得有些大了，但腳步卻是不急不緩的，好像不會被雨水打擾的樣子。我們終於在巷子里找到去處，他告訴我這家店翻修過，以前也是一家酒館，你看櫥窗上的畫紙都沒有換。因為還在試運營期，客人不多，整體環境安靜得有些出乎我意料。他說他閒暇時時常這樣度過，並不是一群人很熱鬧地玩樂，也沒有明確的目的，一個人或者和朋友坐在安靜的地方，閒聊或放空，他便很喜歡。我想到他先前說的，想回大陸開一家餐館或酒吧的想法，覺得有些適合他。

「可能因為父母職業的關係，一直以來家庭教給他的觀念都很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也挺好，但我可能就會叛逆一些，想要去突破些什麼。」（攝影 / 吳易珊）

我試圖讓林明超總結一下他的大學四年，他半開玩笑地說，大一大二的時候很積極，各個活動各地組織到處跑，想做些爭取陸生權益的事情，到了大三大四就會這樣耍廢啦。我問及他當初參與銘傳大學陸聯會的事，他有些感慨：「我們第一屆陸生中有許多很積極的人，大家來自不同學校也會不時聚在一起談論一些議題。後來一屆一屆下去，學弟妹中這樣的場面已經很少見了，現在的陸聯會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大家相互認識的渠道。」

林明超說起這些時已經不再是端坐著，而是有些投入地邊說邊比劃，不時還對我說：「你懂我的意思的，你也有這樣的經歷。」

我想到了自己身邊的陸生學弟妹。在當下，兩岸的隔閡依舊很深，他們也同我們一樣會遇到一些不友善的對待，或是意料之外的難題，但是卻比我們多一種選擇──有問題可以找陸生學長姐聊。我們成為了有經歷的學長姐，那些關乎陸生身份的難題，他們正在面對的、即將面對的與我們如出一轍。我們也成為了某種程度上的庇護所，而他們很快建立起了新的舒適區。

我想起當初有人問我為何來台時，我說因為我們是首屆，有一種開闢「新大陸」的意味，如果台灣換成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可能就會有別的考慮了。我是為了感受全新的事物──哪怕沒能料及那更多意味著不適的衝擊──才來的這裡，我甚至於將其視為一種開闢，那麼後來的人走這條已印有足跡的路，障礙越來越少，也是必然。

林明超也懂得這一必然的存在，他坦言，在他的價值觀裡，這可能是一種倒退。但在問道是否會再去參與、起一個推手作用時，他卻斷然拒絕。他表示所謂的倒退也不過是自己的價值觀而已，而以他人的價值觀來說，這也許正是他們想要的。「可以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吧，這不是我們該去干涉的事情，他們覺得這樣好就是好的，每個人想要去把握和關注的事不同，不應該去干涉別人的想法，那些價值觀也不是我們可以影響改變的。」末了他又補充道：「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往回看，會有人想當時在那個職位的時候應該怎麼做，說不定那時候他會認同你，那也不錯。」

大概是我的身份產生了移情，我似乎從他的回答中感受到一些無奈。但老實說，這樣的無奈是很正向的，我笑說彷彿一夜長大成了父母那一輩──年輕人，你們開心就好啦。

學會懂得，學會包容和體諒，同時也失去了少年那份固執和衝動，我們這樣是終於成為了平和而成熟的青年嗎？

林明超說：「我自己在這方面有一些理想主義，同時知道的越多痛苦也就越大，有所欲求，做不成就會失落。而可能不去關注這些的人，過得很開心，這樣也好，他們的幸福感比我們強。何必讓他們去追對他們來說沒有意義的東西呢？價值觀是每個人不同的選擇，沒有對錯之分。何況我當時積極去做的事，最終目的也還是為了自我實現。」

新聞應是揭開事件本質 而非為博取眼球淪為獵奇

作為新聞系的學生，林明超這樣總結他在專業學習上的收穫：「我認為傳播學院的學生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以外，還學會了靈活處理事情的方式，以及一種揭開事件本質的能力。」而他所指的「揭開事件本質」，若說正是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所背棄了的事，也並不為過。

他談及淡江大學陸生參選學生會會長一事時表示，媒體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不該去炒作：「學生會會長只要是本校學生就可以了，並沒有規定只能是本校的台灣學生。媒體獵奇才會去無謂地誇大，最後製造出一種族群對立的現象。」而問他為何媒體會有如此的誇大行為，他則將此歸因於兩岸之間了解和溝通不足，「這使得台灣一直對大陸有一種獵奇心理，而媒體報導大陸新聞時總是很聳動、誇張，這恰恰是在迎合大眾的口味」。

「我認為傳播學院的學生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以外，還學會了靈活處理事情的方式，以及一種揭開事件本質的能力。」（攝影 / 吳易珊）

如此看來，台灣的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似乎陷入一個僵局，亦或是正在進行一場惡性博弈──操縱對方又同時被操縱：民眾由於缺乏了解與溝通而產生獵奇心理，媒體為了收視率或銷量通過誇張的表述去迎合民眾，民眾的獵奇心理被滿足，媒體獲得關注和商業利益……彷彿一隻貓好奇地追著自己尾巴的場面，循環往復無法停止也沒有答案，而結束這一切荒誕的方法大概是拿著鏡子、讓貓認識到身體與尾巴的關係吧。而媒體本應當擔當這個鏡子的角色，它實質擁有這種資格和權力。

媒體也應明白自身的社會職責，而非現在這樣淪為政治工具或是純粹的商業機構。林明超說：「媒體可以去滿足民眾的心理、可以去追逐當下大眾的欲求，但同時媒體也可以去引領。相比較而言，前者就顯得非常方便，而且有很大的商業利益；後者付出就比較大。」

而對於林明超來說，新聞專業在某種程度上能貫穿他未來生活工作始終。「相比別的專業，可能這個專業的學生具備的靈活變通能力更強。未來能從事的職業有很多，但我想無論何種職業，在變通的同時我會守住心中的底線、記住自己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