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anessa 

郭豫謙，今年於淡江大學資工系畢業（攝影 / 和聲）

從冷眼旁觀到返港佔中

去年9月28日黃昏至29日凌晨，香港警方對於「佔中」抗爭者展開大規模的驅散行動，不僅施放大量催淚彈，並威脅要向群眾開槍，這是香港防暴警察近九年以來首次使用催淚彈，造成百人受傷。當時臉書上傳來各種消息說會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很多人都不太敢相信，在淡江大學資工系念書的港生郭豫謙也坦言，起初對於「佔中」行動是冷眼旁觀，9月30日毅然決定回去香港「完全是一個意外」。他回憶，那時候跟香港的朋友還閒聊打趣說：「如果真的開槍就回香港幫忙啊！」沒想到半小時後，現場真的施放催淚瓦斯。

但武力升級並沒有驅散成功，反倒激起了香港人民的憤怒，以及對於政府暴行的強烈不滿，每當催淚氣體散去，人群就再度佔據主幹道，而群眾開傘抵擋胡椒噴霧的景象也成為「佔中」行動的鮮明標誌，也就有「雨傘革命」之稱。

郭豫謙感慨那次回去，原本以為可以帶著在臺灣參與318佔領立院運動的經驗幫上一點忙，卻似乎使不上力。「剛去香港是抱持著跟很久不見的朋友見面的心情，」他因為剛好認識上一屆的學聯，和一些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城大」）學生會的朋友，心想或許透過聯繫他們看能夠幫什麼忙，沒想到學聯與城大學生會的關係現在變得這麼疏離。他補充解釋，或許也是因為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比較有話語權，相對來說，城大規模比較小便處於較邊緣的地位。（編按：日前城大已透過公投退出學聯）

在佔中期間的某個凌晨，一群人在政府總部前的廊道睡得東倒西歪，忽然有一些身穿便衣的人拍肩試圖叫醒躺在地上的抗爭群眾，請他們讓開，當時郭豫謙發現這種景象，跟朋友討論覺得奇怪，便站起來大喊：「大家等一下，我沒有說要不要退，但先想一想我們在幹麻呢？現在看看那一群人有戴警察的識別證，他們是穿便服，現在是警察叫我們讓開欸！」此話一出，許多離開位置的人察覺到異樣，紛紛又坐回來，他笑說，或許這可以算是對「佔中」行動的一點貢獻吧。

為了避免警察再度使用催淚彈驅散，現場抗爭者不只帶上長柄雨傘，有的還會全副武裝，「衣服是全黑，然後戴眼罩、安全帽，整個看起來就很胖。」郭豫謙形容當時自己的面孔幾乎只剩眼睛外露，沒想到還會被朋友一眼認出來。曾經看到警察對他的朋友叫囂，兩邊僵持不下時，郭豫謙模仿跟警察對峙的狀態，走上前直直逼近警察，說：「講規矩好好講啊！」、「躲什麼呢？」因為是全罩式安全帽，很難分辨出他的面貌，臉都要貼上去了，反倒迫使警察一步一步退後。

自臺灣318運動，郭豫謙從起初守議場八號門，後來在議場二樓，也持續關注退場以後的抗爭行動，但對於回香港聲援爭普選這件事，他說不打算去，是因為覺得自己心理還沒準備好，還沒整頓好318以後的運動傷害，「我已經整個心碎變成塵土了吧！」郭豫謙時常對於身邊事物心不在焉，直至今年從淡江大學畢業以後才逐漸好轉。

郭豫謙說家裡的兩隻貓，是他度過心碎時期最重要的陪伴。這兩隻貓是在去年八月出生，同一天領養帶回家的，剛好現在滿一歲了。（圖 / 郭豫謙提供）

香港人為什麼要參與臺灣社運？

參與過連續三年籌備六四悼念晚會的郭豫謙，回想起最初接觸社會運動的經歷，恰好就跟六四有關，「我還記得第一次參與社運就是六四，因為我剛好跟六四同年嘛！一九八九，那時候我去的是十八週年，我十八歲。」當時一個人過去，覺得很新鮮、想見見世面，郭豫謙後來回顧這段記憶認為心態很不正確，「但是很好笑是，當我開始想真的去做點什麼、關心一些事情而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時候，我就來臺灣了。」大一那年他參與臺灣的六四晚會，厚著臉皮問工作人員能不能加入籌備團隊，便留下資料，之後卻沒有接到消息，以為可能自己沒有錄取，沒想到隔年突然有人聯繫邀他加入。

郭豫謙談起剛來臺灣時「有被切割的感覺」，因為不熟悉這裡的社會議題，找不到可以參與或切入的點，「這個社會不是我的社會」，困惑著香港人可以怎麼關注臺灣社會議題？他想，雖然不是臺灣人，「但至少我是淡江人啊！」大一便想透過加入學生會參與學校事務，不過發現學生會實際的運作跟自己的想像不太一樣，主要都在辦娛樂性活動，但學生會是不是應該要做些「其它的工作」，他當時也沒想到。

後來，一位台大的朋友提醒他，不過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需要是臺灣人，能幫得上忙就去做，讓郭豫謙因此找到社會議題的切入點。直到318那晚爆發時，他驚覺「路見不平」的理由其實不夠充分，「如果只是路見不平，這理由不足以要衝到立法院裡面去。」第一個晚上，郭豫謙沒有到現場，因為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去？以及究竟為什麼要去？他覺得自己需要一個新的動機、更合理的理由。他想想，「不管我會不會拿到身分證，這裡終究是我的家，是未來的家。」基於這樣的念頭，第二天他便決定翻牆進去立法院議場內支援。

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攝影 / 和聲）

可是香港難道不也是家嗎？郭豫謙回顧自己看待香港的心情轉變，覺得自己倒不是因為是香港人就該回去幫香港，「我之前是一個對土地沒什麼感情的人，」他認為他想幫的是人們，而非這塊土地，所以在臺灣參與社會運動，郭豫謙說：「並不是因為他是臺灣人，而是因為他們剛好在臺灣而已。」

而這次回去香港，第一次讓他深刻感受到與土地的連結，「這個香港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香港，但是一個很可愛的香港，是一個會讓人想付出的香港。」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

淡江選舉風暴：港臺學生自治圈的差異

耐人尋味的是，在318與佔中之間，郭豫謙也涉入一場高度反中情緒的風暴中心──去年八月初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參選學生會長，選舉公報上列出國籍引起資格爭議的討論，郭豫謙恰好是蔡博藝競選團隊的成員。他回想新聞剛出來時，起初覺得可以當成「免費廣告」，畢竟負面批評多半還是校外的人，他們沒有投票權，而校內批評的輿論也還不夠多。「但果然後來是我想錯了，」競選團隊都沒有想到會一路延燒到被迫重辦兩次選舉，「媒體太氾濫的報導反而給人我們是來鬧事的印象。」

至於身邊的港生朋友會怎麼看待蔡博藝參選引起的負評？郭豫謙說，有在關心新聞的人多半還是會擔憂的，但他會向朋友分析的首先是香港與臺灣學生自治圈的差異，在香港確實有不少中共派來的職業學生，但香港人可能不了解跟臺灣兩邊的資本、資源差異，「香港大學學生會的資源可是比淡大不知道多出幾倍啊，也幾乎是在做課外組的業務了。」且學生自治與政壇有密切的聯繫關係，影響力無法類比。他也反問：「如果中共要花幾百萬訓練出來的間諜，進去一個這麼小的組織，那投資成本其實不成比例嘛！」

向朋友說服的最後一道防線，郭豫謙搬出自己，因為當時跟競選團隊談好日後會管理權益部，也就是說，「真的發生什麼事情，我在裡面都看得到。」

身分界線：陸生、港生、臺灣人

蔡博藝深入參與異議性社團，也親身投入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與「臺灣人」身分的界線在模糊、朦朧之間，不免讓社運圈陷入一種弔詭的兩難，不知道此時的堅定支持是否違背了平時的抗爭訴求。

而郭豫謙覺得，陸生參與社會運動看似尷尬、敏感的身分其實是小問題，「他們的身分是危險」，「我一方面很擔心他們會被國安局騷擾，另一方面更擔心他們完全不會被騷擾。被騷擾固然很令人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 但假如他們完全沒事, 會不會暗示著國安局某程度上支持這些行徑？這又是另一種擔心。」

面對前陣子中共開始大批逮捕的律師，一個接著一個瞬間消失，這種兩難也讓他不知道該希望陸生朋友有事，還是沒事比較好，「有事你是我朋友，沒事你不是我朋友。」郭豫謙笑說。

如果說在身分認同上存在尷尬的問題，他建議陸生或許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想，當看到不正義的事情正在發生，不需要特別去考慮你是誰，才決定要不要關注或介入。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在「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句話背後，有諸多討論，認為香港的處境或歷史發展經驗不該直接挪用到臺灣來類比，但確實面臨中國，都是在受壓迫的位置。郭豫謙舉例，陸客在香港被比喻成「蝗蟲」過境般的誇張程度，臺灣人也正在面臨這種問題，卻恐怕很難想像住宅區與商業區混和程度高，而直接被衝擊生活的程度，畢竟臺灣的土地還是比香港大一些。

雖然他沒有參與到「港獨」的運動經驗，但還是感覺到與「臺獨」有一些明顯的差異。郭豫謙認為，臺獨有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去訴求主權，相對而言，港獨的土地界線與中國的關係曖昧不明，而「本土化」還是建立在仇恨中國的情緒上，這情緒有很大部分源自六四那一晚，許多人看電視都以為不會開槍。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

「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攝影 / 和聲）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郭豫謙承認自己也是其中一員，當初便是抱著這種心情來到臺灣，但現在想想，其實很佩服選擇在香港留下的人。至於自己呢？「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他目前剛剛進入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工作，關注在中國的宗教自由、基督教受迫害者的問題，面對我提問說是否擔心工作風險的問題，郭豫謙很輕鬆地笑笑，說那些在中國的NGO都不怕了，自己在臺灣還怕什麼。

最近針對僑生留臺工作的制度有預告一些修改，郭豫謙說，雖然依照目前的版本是已經通過積點制的標準，但在聘用公司的規定，由於NGO的規模、資本門檻還沒有達到，所以未來估計要用「長期出差在臺灣」的簽證名義留臺工作。

文 / Vanessa

祝常悅，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雙主修心理學系（攝影 / 許鈺羚）

初次見到祝常悅，她身穿一件印有「we don’t need  No Nuclear Now」標語的T恤，擺在身旁椅子上的背包則繫上反核標語的黃色絲帶。那是在反核運動場合上會發放的絲帶，黃底黑字的鮮明訴求：「告別核電，能源新願」，是2015年反核運動的訴求。參與者會綁在頭上，或手臂，或繫在包包的提把上，不過通常在運動結束以後就很難在平時見到有人會持續綁著。

歷史系背景  觸發見證社運現場

回顧這四年來，祝常悅擔任過台北故事館和寶藏巖的導覽志工，也是輔大哲學星期五的活動志工。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她已經連續兩年參與反核路跑，對於祝常悅來說，核能議題並不只是臺灣在地議題，更是國際性的議題，她感受到自2012年以後社會運動密度的增強，很多都是源自於對核能議題的關切。在反核路跑上，她觀察到現場可能大多數並不是臺灣人，而是在臺灣居住的外國人，「他們承受的壓力比臺灣還要大，如果沒有核能，他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不過是什麼動力促使她前進社會運動現場呢？她思索著，覺得是和自己學歷史的背景有關，緩緩地說：「我不是說見證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而是說那是學歷史的人的氣質吧，當你發現社運正在發生的時候，我能夠在現場的話，我一定要在現場。」所有聽別人轉述的內容，對她而言，都需要加上引號，把人的立場、時間、地點都先界定清楚，然後才能進一步討論這些材料的意義是什麼。

我從路過到第一線，從觀眾變成演員

她回憶起去年4月27日至4月28日佔領忠孝西路運動，連忙笑說「我雙手發誓，我真的只是路過！」，起初完全不知道那天要佔領忠孝西路的事情，是因為道路上已經站滿了人，說好要待到隔天早上，公車不得不停在路邊，乘客被迫下車才知道這件事。快到12點時她猶豫要不要坐捷運末班車回去，後來還是決定留下，她現在想想這個決定也是正確的，因為到了半夜2點的時候現場其實剩下沒多少人，她突然意識到「原先假設自己是個旁觀者，卻突然站到了事件的第一線，我從觀眾成為了演員。」到後來經歷被水柱攻擊、目睹警察打人，直至人群往凱道移動。

事件落幕後，據說被反核運動組織批評說欠缺戰鬥力，她覺得很有意思，因為她在現場觀察到的正是一個個小群體，「三五成群結伴而來」，「那天沒有組織者，沒有人拿著大聲公在講話，當警察的水車要過來的時候，我們手挽著手站在那裡，他們並不是因為誰而號召而來。」

祝常悅形容佔領忠孝西路看起來不是一場「靠譜」的社會運動，幾乎像是「群起激憤」的場合，而訴求目標說要佔領拖到八點上班的時候，「也沒有人知道八點以後要幹麻，但是大家就是選擇繼續留在那裡，在馬路上多留一會，似乎就多一份聲音來講話一樣。」一反社運主流對組織策略的批評，她倒是感受到「一個沒有精心策劃過的社會運動」的潛在能量，為什麼仍然吸引相當多人自發性地前來，答案似乎隱含在群眾力量內在的混亂性。

「我一直覺得在2012年秋天旺報被收購這件事之前，臺灣一直處在沈睡中的狀態，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臺灣還沒有從馬英九的神話醒過來。」（攝影 / 許鈺羚）

直到2012年  台灣才從馬英九神話中醒來

為這篇訪談下筆之際，適逢苗栗大埔強拆案兩週年，以開發或各種名目浮濫徵收土地的案例仍然臺灣各地上演著，新建的空屋淪為投機客的炒房工具，甚至反映了地方政商結盟壓迫人民的現實。2015年了，臺灣社會有轉好嗎？多少人在這幾年逐漸懷疑他們原先深信不疑的現況？

我總會想起祝常悅如此定位她對臺灣的認識：「我一直覺得在2012年秋天旺報收購這件事（編按：指反媒體壟斷運動）之前，臺灣一直處在沈睡中的狀態，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臺灣還沒有從馬英九的神話醒過來。」

在馬英九第二次當選之後，她發覺選民對總統的信任感或期望已大不如前，透過媒體併購案、大埔強拆、洪仲丘案持續積累，直至三一八佔領立院運動爆發的不滿情緒。我不禁好奇通過這兩年來的親身參與，那她自己對「群眾運動」的想像是什麼，她深吸了一口氣，像是回想起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然後回我說她很難想像，「我在一個群眾運動不發達的國家長大，我很難想像。」

來到台灣，讓「群眾運動」想像立體化

當很多人批評在社運現場看熱鬧的人，或是立法院內和院外的各種分歧聲音，祝常悅回想起母親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的大學生，她從母親的轉述，得知過去的群眾運動「跟國家的對抗感並不像六四那麼直接」，再加上參與靜坐的有很大比例是大學生，在當時的社會可說是代表知識份子的位置，但即便如此，她補充道：「六四也有賤民區喔，就像立法院外的賤民一樣。」因為不想「聽從」立法院內的指揮，而決定在院外另闢一個區域主張他們認為更應該釐清的價值理念。

究竟要怎麼界定我們這群為特定議題團結起來對抗的人，祝常悅覺得「畢竟不是去個體化的軍隊」，一方面在群眾或社會運動的場合上促成為訴求發聲的團結，另一方面也要留意其中的異質的可能性。在三一八運動那期間，她曾在立法院周邊看到有團體發起針對「青年選里長」的討論，同時帶出了很多關於新移民的權利議題，在那時候，或許已經跟三一八本身的訴求沒有太直接的關連了，但更彰顯的其實是「渴望民主的表達」，去為新的政治環境的創造改變。

街頭運動：在自主與紀律間的擺盪

團結起來未必代表個體的消失，在立法院周圍的街頭演講或NGO攤位，祝常悅認為「它恰恰好創造了一個場域，允許人們來聽平時可能根本不會有人聽你講的話。」

有趣的是，這也許跟她偶然當過糾察的經驗有關，在某個晚上為了支援現場引導過多湧入的人潮，她發現現場有無所適從的人，有抱怨拿不到物資的人，忽然體悟到「暢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如何在自主與紀律之間拿捏平衡是值得繼續探討下去的問題。

祝常悅以當糾察的視角重新檢視社運的參與者，說：「他們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個體，隨時都有可能離開，也有人隨時可能再來，有人來找朋友，有人真的生病了。」站在這些帶著各種目的或動機來來去去的人潮中，她揣想著難道不會發生衝突嗎？

大水庫和小埤塘哪一個更適合臺灣的未來？

而這些衝突在更宏觀的層次上，是反映著在社會上長期若隱若現的矛盾。

「當年輕人在拼命被『沒有競爭力』指責的時候，我覺得那種憤怒真是會讓人有想打人的感覺，我們激憤於這個社會為什麼如此不公平，生來條件優渥的人，他們可以接收到更好的教育和資源，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好，可是這個好的標準又是由他們的父輩塑造的。」

在運動後期的種種受挫與反思歷程，她點出改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關鍵，並且由此去塑造新的標準。然而弔詭的是，年輕人在這場運動卻又反過來被批評是因為「你們不夠優秀」、「不夠有競爭力」，被質問「你們這樣還想改變社會嗎？」，祝常悅認為這反而是這場運動更應該處理的課題，「我覺得它的重要性遠過於反黑箱、反服貿，它是一代人怎麼教出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也就是說，簽訂服貿實際上延續或鞏固的，是一套關於「有競爭力」論述的價值觀。

祝常悅想起曾經和老師開車路過桃園，當時她指著山上的埤塘說：「老師，你看那是埤塘耶！」，老師回說：「是呀，但是現在埤塘愈來愈少了。」因為老師是桃園人，他們後來就聊了從埤塘到水庫的問題，她向我小結了問題的背景：「我覺得埤塘是臺灣還滿適合（發展）農業社區的方式，它相對來講不像水庫那麼大，但能夠應付幾戶人家穩定的灌溉需求，畢竟在桃園山區演化、積累了幾百年，現在卻用大型的水庫去代替它，把資源集中在那裡。」

藉此她提問，大水庫和小埤塘哪一個更適合臺灣的未來？

當三一八運動不斷強調要對社會有新的想像，她發現「我們卻很難提出那個具體想像的樣貌，因為我們也沒有看到它的未來」，反而主流的、擁有巨大資本的企業可以告訴人們具體的想像是什麼，「在這種關係之下，我們就顯得是很沒有競爭力的」。

「社會力的強大之處在於一個多麼可愛的狀況，我才不管你要不要我公投或要不要幹麻，修法應該是最底線、最底線的辦法，我只要能夠自信說服社會中很大多數人，就能看到社會可以改變的希望。」（攝影 / 許鈺羚）

來自民間社會的能量

我請她歸納這四年來參與或觀察臺灣社會的經驗，是不是有她想更深層認識或挖掘的問題，她謙虛說自己還在學習瞭解臺灣的路上。思索了幾分鐘，然後向我提及她相當欣賞臺灣民間社會蓬勃的力量，因為總不時能看到很多人會出面主張「政府應該要怎樣怎樣」，從三一八運動不知道哪來湧現大量的物資，到後來盛行的群眾募資平台，她覺得這恰好說明了「政府很廢依然做不了什麼的時候，臺灣依然很強大，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社會力的強大之處在於一個多麼可愛的狀況，我才不管你要不要我公投或要不要幹麻，修法應該是最底線、最底線的辦法，我只要能夠自信說服社會中很大多數人，就能看到社會可以改變的希望。」

可是，祝常悅也好奇臺灣人是否真的認知到這筆可貴的財富？臺灣人對於自身的處境、特色，或是要面對的敵人或合作對象是足夠瞭解的嗎？她曾聽過一個說法很有意思──只聽過亡國亡家，沒聽過亡社會。國家會改朝換代、政黨輪替，但社會上已有的規範、習俗和文化並不會那麼輕易地就消失。

下一站：澳洲生物人類學碩士

祝常悅被政大民族學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生物人類學所錄取，最終決定赴澳洲念書。她笑稱自己曾跟爸媽說道「如果我選擇留下來念書的話，我對這片土地的興趣遠高過於我選擇的那個專業的興趣。」無法留下來繼續認識臺灣固然可惜，因為她原先期待如果留在臺灣念研究所，就可以去花更多時間認識台北以外的臺灣，或是深入到部落認識臺灣的原住民文化，比如學習一種原住民族語。

「一般漢人會覺得原住民離開部落就是不好，可以得到加分或各種優惠啊，我有一位學長他進入部落待過一段時間後，逐漸可以同理為什麼有些原住民會選擇離開部落去當『白浪』＊。」是否大多數臺灣人還是會覺得原住民文化是蒙昧的？只因為他們之間的語言不通，而阻礙了進一步認識的機會。

「包括像臺灣博物館的的二樓常設展，也就是介紹臺灣社會原住民文化的展區，但撤展的時間都比較早，也不如一開始設展的時候數量多。」她第一次看展的時候是大一，為了想好好認識臺灣人，很細緻地把整個展覽看過一遍，但同時覺得有些遺憾，知道原住民吃什麼、穿什麼、有哪些宗教信仰……，「大多數原住民文化的教育或展覽機構，它傳達的訊息就到此為止了嗎？」她更想知道的是，原住民在臺灣怎麼經歷了不同外來者，到現在怎麼與漢人相處的問題，只可惜針對這些議題的討論相當少。

祝常悅向我提及這些反思，不禁有感而發地說：「台東不必然要向台北看齊，台東不是一片還沒被開發的土地，而它也許永遠可以是那個樣子，也沒有關係。」

＊白浪：原住民對平地人、漢人的稱呼，有戲謔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