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TK

從喫茶店到老三臺時代

（影像來源：曾經的老三臺益智節目《江山萬里情》，youku 截圖）

在臺灣還沒有電視的年代，差不多也就是我們的祖父祖母那一輩，隨著不同地方的歲、時、節、俗，他們在社區舉辦歡騰的節慶。特定節日，摩肩擦踵參與廟會祭典。論到看戲，布袋戲或歌仔戲是某些族群的最愛。偶爾，他們也會聚一些親朋好友打打麻將、天九牌、四色牌、尪仔標。經濟條件較優渥的階級，偶爾相約「喫茶店」（此為日文寫法，實際上就是「咖啡館」）談生意、招待親友、約會。二戰後，尤其以臺北市的中山堂為核心，附近的萬華、西門町，更是建起了匯聚各方文人騷客的咖啡館。如此沒有過多科技介入的生活，進到60年代，臺視開播，進入所謂的「老三臺時代」——電視開始成為一般老百姓家庭成員的角色。

一轉眼，距離現在還不算太遠的年代——2000年，且讓我們檢視那時臺灣的生活型態，就已經驚覺跟今日天差地遠。當時，我們還沒有智慧型手機（但有可以玩貪食蛇遊戲的耐摔手機），沒有社交媒體（當時流行的是網路相簿、網路日誌與即時通訊軟體），隨選隨看的網路頻道尚未流行（觀眾習慣追著電視臺的播出時間）。每逢下班時間或是週末，家裡的成員還是有一定的比例圍在發亮的螢光幕前方，沈醉在這台小機器創造出的繽紛世界。

此刻，2016年，來到一個收視習慣全然嶄新的年代。身處臺灣的我們，是否有想像過二十年後，觀眾收看的節目會是什麼？尤其，這麼多節目中，觀眾是否有想像過，2036年臺灣的知性節目會是什麼樣子呢？

現在，讓我們先來界定一下「知性節目」是什麼。這個我們在中文的慣用字，和英文世界有不同的脈絡，因此相較之下，形成了很有趣的狀況。在西方世界的「學習型節目」(Educational television 或 Learning show) 涵蓋的是大學講堂式，可以放進遠距離網路教學的授課內容；「談話性節目」(Talk show) 是另一種大類型：像固定主人每集邀請不同名人來賓的聊天節目 (chat show)，或是議題較為辛辣聳動的我想到的是寶傑你怎麼看（tabloid talk show）。

臺灣普羅大眾所泛指的「知性節目」是可以在上面這些類型取得交集的，因此似乎真的找不到一個最符合脈絡的對應英文字完整表達。觀眾認可一個「知性節目」需要蘊涵學習精神傳遞知識，也接受同時結合生動活潑的主講者，而，畫面一轉，攝影棚坐滿參賽者，準備回答問題闖關拿獎金，我們也視它是一種幫助觀眾拓增視野，擴大學習的「知性節目」。放進臺灣脈絡，能增廣見聞的，觀眾以「知性節目」稱呼是自然的事。這個詞彙雖然沒有被教科書明確定義，甚至在電視節目分類表找不到一行字寫著「知性節目」，不如戲劇、綜藝、新聞那般明確，我們使用它時，似乎也能想像要多「知性」才符合我們的理想標準。這或許也是一種臺灣特色。

80年代出生的觀眾，在那個街頭運動風雨飄搖的動盪年代， 成長過程或許看過近三千集的《強棒出擊》 的任一段落，也可能在電視上看過介紹中國各地歷史地理人文知識的《江山萬里情》（那時的節目口號是「江山萬里情，中國人真行」，放在今日臺灣或許與論會覺得「政治不正確」）。隨著時間推移，這類「益智節目闖關拿獎金」的型態，跟著全球浪潮再起，進到2000年，臺灣製作了《超級大富翁》、《百萬大富翁》、《百萬小學堂》等膾炙人口的節目，更把這股力量一次帶到高峰。

從這些益智節目中，觀眾也不難發現一些共同點：因著臺灣長年的教育體制「考試引導教學」，電視臺製播單位所建構出益智節目的架構，似乎也集中在這些以考試為主的「電視版想像」。這種類型節目的主旋律為：四選一或三選一，參賽者若選到正確答案，則一路闖關，最後得到一筆獎金，反之，中途選錯就直接淘汰。它的答案是單向、封閉式的思考迴路，鮮少鼓勵觀眾或參賽者邏輯、辯證與開放式的回答模式。

這也讓我們好奇：來到了2036年，有一天人們長大，離開學校，若想維持終生的自主學習，除了個人閱讀，那個時候，如果想透過影視這種媒介，會是什麼樣子呢？

因著臺灣長年的教育體制「考試引導教學」，電視臺製播單位所建構出益智節目的架構，似乎也集中在這些以考試為主的「電視版想像」。（攝影 / 柯智元）

還有想學習的觀眾嗎？

要想未來的事，讓我們先推估一下當時是怎樣的觀眾群體。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推測，2019至2026年這個區間，臺灣的人口會開始進入負成長階段；距此刻三十年後，也就是2036年，全臺灣的總人口數粗估會落在兩千萬（註）。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註）從過去的2006年至2016年期間，臺灣的國中、國小學生人數，自278萬降為196萬，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則從6萬人成長至近21萬人，比重也從原本的2.2％提升至10.6％。2016年的入學統計資料顯示，平均每9位國中小學生即有1人為新住民子女。其中，近九成之多的新住民子女，其中一位雙親分別來自越南（40.7％）、中國大陸（38.3％）及印尼（10.6％）。2016這一年開始，新移民子女的成長曲線從上升逐漸趨緩。

2036年，臺灣的知性節目可能透過什麼樣的管道發送給這群收視群眾呢？

根據2016年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的研究，民眾在媒體使用率中，電視依然排名冠軍（92.1%）。這個超過十年的研究，電視每年都以九成左右的比例排行首位。網路使用率的排名比起前一年再度微幅成長，緊追在電視之後（77.7%）。第三名為下降到低於五成的報紙（註：報紙自2012年開始就被網路超越，退居第三）。以這樣的趨勢看來，網路取代電視，或是保守一點估計，追近十冠王電視（佔有近九成收視）的可能性，在臺灣這座小島，或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從今天的角度觀察，論平台，若要打破舊有電視頻道與財團架構，經營成本相對較為低廉的網路電視或許可能成為新的思考。

（影像來源：中國網路節目《羅輯思維》Youtube 截圖）

如果是從中文世界來探討，且讓我們以中國為例，觀察他們的網路知性節目如何開花結果。短短幾年內，中文的影視世界有《羅輯思維》、《鴻觀》、《曉松奇談》等注重歷史、時代或議題性探討的節目。以往被大眾視為高門檻、無門道的硬知識，現在正經歷一股結合盈利模式的知性新浪潮。以《羅輯思維》為例，主持人羅振宇察覺到現代人對於知識渴求，但苦無時間閱讀，而且有心想閱讀也一時找不到方向，便以單人脫口秀的形式，以「死嗑自己，愉悅大家」為核心精神，推薦書之餘也賣書，形成一種商業模式與其他產業連結，開創自媒體時代的新局面。

這些知性節目的製作團隊也善用微信（Wechat）公眾號，集結自己的追蹤者，形成各自的社群，彼此有不少跨界合作。在網路嚴密管制的土地上，找到了「中國特色的生存之道」。

這些在舊有管道不被視為有票房的內容類型，在小眾化、分流的現代市場下，因著社交媒介產生了固定追蹤的觀眾，而且因著媒介的分享機制，擴散效益遠超過傳統電視節目。「臺灣吧」團隊是目前這類型的新創團隊之一，幾年前透過臺灣動畫史以生動活潑的方式簡扼介紹臺灣的歷史故事。另一個「政問」團隊，則在嘗試邀請不同領域的人，分享臺灣幾個重大議題的個人觀點。很巧妙地，在2016年，這兩個後勢看漲的團隊都正在嘗試透過群眾力量集資。

臺灣吧想做「大抓周計畫」，讓臺灣教育產生新氣象；而「政問」希望以第一季的成績，讓民眾有信心，齊心認領這個節目繼續走下去。這也體現了臺灣今日的影視產業困境：觀眾等不到太多有遠見，願意嘗試投資的企業主，製播有影響力的好內容，因此，有志於此的團隊不再像過去空等，直接用新穎的模式生成經營資本——訴諸公民社會，讓年輕的參與者「入股」。

某種程度上，像是號召民眾內心深藏多年對於教育體制選擇的無措、失落，與多年對於本土歷史斷裂感贖罪式的覺醒，以介入回應呼召。對照中國深具冒險精神的企業資本大行其道投入影視產業，臺灣建基在日益發酵的公民力量，集體決定去留，產生了兩種非常不同的發展方向。

知性節目的想像根源

如果我們重新思考未來知性節目的「存在意義」，不再追求「讓觀眾一步到位」，而是重塑身份，成為知識大門的一塊「敲門磚」，為生硬晦澀書籍、理論、思考，提供一種「轉譯媒介」，這個前提是否可行？

此時不妨先收斂主題，集中想像當時臺灣從語言與歷史這兩個領域會處於什麼狀態，進而推測節目內容得以延伸的可能。從這些主題切入，我們或許可以嘗試思考它們影響知性節目的建構根源。

一、語言：

新移民第二代所乘載的語言很可能會影響知性節目的生產方向，因為他們也逐漸長大成為觀眾的一群。在2036年的臺灣，應該有至少近兩成的民眾因著家庭背景，除了必修的中文，也因著雙親或配偶的影響，熟稔至少一種東南亞語言為「第二外語」。我們或許可以想像，隨著觀眾多元的背景，臺灣的節目，會開始出現東南亞國家的字幕。取材內容不再獨尊中文或侷限在歐美經典，包含東南亞與本地原住民文化。

用平民化的談論，引起更多觀眾的興趣。隨著臺灣重新再將目光轉移回到自己身處東北亞與東南亞交界的位置，不再因為說中文，學中文，視野裡只看得見中文世界。這樣的趨勢確實有可能在未來二十年發生。這一批新的居民，勢必已加入在人口中漸漸產生影響力，進而影響結構的發展方向。

或許，2036年的臺灣的網路頻道會出現一檔知性節目，主持人是一位來自越南家庭背景的文化工作者。他能自由運用越南話與中文，向臺灣觀眾（尤其是多年後長大成人的新移民）暢談越南。不是我們過去看到的那種旅遊節目，不以介紹越南景點為主。他這季可能談的主題是寫作，下季談的是文化。而這個節目的與會來賓，有越南的移民第一代，也有臺灣的原住民。影音的想像，不再獨尊服務漢人，觀照的主題是不同東南亞文化融合的結果。

二、歷史：

若站在歷史的角度回望2036年所走過的二十年，本地化關懷有可能將持續居於主導地位。自2016年一月，臺灣中央到地方的選舉結果，算是自80年代解除戒嚴以來最徹底的新氣象。從政治為起點，許多觀察家將2016年視為臺灣歷史的新階段。德國有一個常見的字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這個字概括了幾個關鍵：了解真相、承認錯誤、記取教訓、反省改正，籠統來說，就是「正視過去」。若臺灣未來十年真以此概念為分水嶺，循著臺灣認同政治漸起的脈絡——轉型正義與歷史重建的呼聲下，訴諸公共討論即有必要。

從選舉前遭遇重大輿論爭議的課綱調整，人們也漸漸意識到，教育即將影響的範圍甚廣。2036年，或許臺灣已經歷第四次或是第五次政黨輪替，政府多年透過全盤的真相調查後，歷史檔案已逐漸解密公開。屆時的臺灣的社會情況在那個時候變得更多元、更複雜，而「人們能更進一步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應該是公民社會持續往下推進的目標。從殖民時期到各個政黨的執政史，在未來二十年，歷史解釋的全面重新調整是可預見的。在臺灣的原住民族因著歷史所面臨的傷痛、歧視，或許也將有進入公共論述的空間。

公視的《臺灣百年人物誌》，還有民視製播即將進入第十年的《臺灣演義》，這些年下來，都在嘗試用不同的人物、主題，帶領觀眾回顧臺灣史。 「找尋自己是誰，找尋自己從哪裡來，找尋自己跟這片土地的關連」——新移民的第三代、第四代勢必也將走上這條熟悉的道路。從臺灣早期1949年的省籍意識、到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移民社會的共同點就是探尋自我。當臺灣建構出進一步更深化、更成熟的本土認同，如此網路知性節目背後形成的關懷意識，或許只是這個原因順水推舟得出的結果。

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的島嶼臺灣，承載豐富的歷史、民族、文化交流故事。知性節目在這一點上投射出的是觀眾知識面的內在需求。 （攝影 / 柯智元）

「即將發生」與「正在發生」

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的島嶼臺灣，承載豐富的歷史、民族、文化交流故事。知性節目在這一點上投射出的是觀眾知識面的內在需求。

2016年的此刻，我們也可以深度觀察與思考臺灣身為「搭橋者」的身份潛力。由於地理上的特殊位置，又因著歷史擁有語言上的共同點，這一年的TIDF（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香港、中國等影像工作者陸續來到影展。受「在中國暗自生產，在臺灣侃侃而談」這個政治現實，面臨壓迫的藝術工作者，來到臺灣這個民主化三十多年的島嶼，看著這些作品播映給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與評審。相對較為開放、自由的討論氛圍，臺灣這座島嶼，具備包容這些聲音的潛力，也讓我們重新思索臺灣透過民主化的道路與地理位置，在未來二十年，持續進化、自我學習的可能性。

當我們回首以上全部的這些猜測，或許2036年並沒有發生，或許仍處於進行式，也或許早已結束，進到下一個階段。無論如何，在大航海時代的臺灣，在2016年的此時此刻，這地的人民為她選擇了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她正迎向未知，路途進退顛頗不停，沿路紛擾熱鬧如昔。

參考資料：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至150年）報告，2014

教育部，104學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105年4月27），2015

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媒體風雲排行榜，2015

林芬郁、沈佳姍、蔡惠頻，《沒有電視的年代 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2012，台北，貓頭鷹出版

Neil Postman，《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2007，台北，貓頭鷹出版

王鳴劍，《從文學到視聽——中國當代小說的影視改編與傳播》，2014，台北，新銳文創

James Surowiecki，楊玉齡 譯，《群眾的智慧：如何讓整個世界成為你的智囊團》(The Wisdom of Crowds)，2005，台北，遠流

文 / Vanessa 

思靜，金融與國企學系三年級（攝影 / 游承翰）

思靜來臺灣讀大學的第一個星期，跟同學一起過去體檢，但回程因為是大家各自回來，結果和陸生一起等車發現公車一輛過來，又開過去了，她原先以為可能是區間車在某站不會停下來，等了超過半小時以後才知道原來在臺灣等車要招手。回想起來，她覺得「剛來什麼都不會」的感覺也特別好玩，總是會碰上新鮮事。

不過這並不是她第一次來臺灣，在兩岸開放三通（2008年）前，那時她讀小學四年級，因為參與類似兩岸親善大使的計畫，來到臺灣的某個小學當兩天交換生，她笑稱自己對臺灣的第一印象：「當時臺灣因為颱風剛過，好多樹都倒了，我對臺灣最大印象就是樹都倒了。」

對於思靜來說，往外出走認識世界是重要的，這與她喜歡旅遊的父親有關。在她很小時候就帶著她到處跑，幾乎去遍中國的全部省份，有著讓人羨慕的遊歷經驗。「我爸喜歡往世界跑，如果他去不了的地方就會希望我能去一趟，拍一些照片什麼的給他。」

她提起兩次鋌而走險，幾乎以為自己逃不過死劫的經歷。當時她坐飛機直接到拉薩，因為高海拔會讓人缺氧，孫穎思靜一到當地就被送往醫院了，「在西藏發高燒很危險，因為會怕患上肺水腫的病」，她那時心跳持續在一分鐘150次左右，命在旦夕，直到第三天才慢慢降下來，出院後便直接被帶回北京，那年她讀小學五年級。

另一次則是在一場車隊的拉力賽，開車翻越喜瑪拉雅山到尼泊爾的路上，至少十五小時的車程。可能因為山坡陡峭，當時司機一不小心就翻車，連滾了兩圈，她感受到輪胎重重地壓在身上，以為自己要就死了，「但其實除了腰疼，人都沒事。」從車子出來以後，發現車子已經壓扁，只好改坐別人的車。

思靜總結道：「我每走一個地方，就覺得自己認識的世界實在太少了。」。這些小時候豐富的遊歷經驗，使她決定把周遊世界當成人生目標，督促自己能往外走就多走，盡可能地前往更多的地方。

「能把男生轟過去嗎？」

思靜來自北京，由於開放陸生來臺的省份多半以南方為主，因此來自北京的學位陸生可能顯得相對少數。

她自嘲北京人講話會比較隨便一點，想起曾在一次體育課上因為發現很多男生在女生待的地方打球，她當時向老師說「老師，能把那些男生『轟』過去嗎？」，沒想到被老師訓斥了一番，質問她怎麼能用這種字眼說話，「但我沒有想到『轟』這個字在臺灣很不禮貌」，或許在口語表達上是很中性的意思，但因為這次衝突之後，老師對她的態度也轉變成比較嚴厲一些了。

語言帶來的種種誤解，無可避免地也時常在網路上發生，她笑說：「因為我平時愛打遊戲，一般都是用大陸的伺服器，昨晚用臺灣的伺服器，當時因為來不及把字體改成繁體，結果被對方發現是簡體字後罵得更難聽。」

「我現在會去注意要說什麼，不去說什麼了。」

「在知道有些人因為知道你的身分以後，把你當敵人看待，其實挺傷人的。」（攝影 / 游承翰）

「我現在會去注意要說什麼，不去說什麼了。」思靜有感而發地說，有時身分會為一個人帶來很多麻煩。「在知道有些人因為知道你的身分以後，把你當敵人看待，其實挺傷人的。」儘管自己在臺灣同學眼裡有一定區別，可能不太會說話，「但我並沒有真正做出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說看到地上有拉機（垃圾）我也會幫忙撿起來，讓座什麼的我也會做，但就是會有人覺得因為你是大陸來的，所以是不文明的象徵。」

從陸生反映出對於中國人的各式各樣偏見，思靜坦言自己在臺灣新聞媒體上沒看過報大陸好的一方面，「當媒體希望大家會去討厭大陸的時候，他們會有一萬種方法可以做出來。」似乎媒體要製造出可以供人們嘲笑的群體。她接著說：「對於大陸也是這樣，我特別喜歡日本文化，可是大多數人很容易被媒體誤導，去看那些抗日的內容，我完全不會想去看。」思靜認為應正視戰爭本身的對立衝突面，畢竟「打仗從來不會只是一方願打、一方願挨的情況」。

真正認識陸生之後再去討厭他

不過拉到更廣的視角來看，連臺灣這麼小的地方都有相互看不順眼的「南北戰爭」，更何況是幅員廣闊的中國大陸。地方文化的差異會養成當地人不同的氣質，一般刻板印象像是北方人覺得南方人小家子氣，南方人覺得北方人粗野，「臺灣人也會覺得我們說話腔調很奇怪吧，不過臺灣人好像不會分南方和北方，而是分成福建人和福建以外的人。」她笑說是因為臺灣可能會分辨不出福建人身上的「中國人形象」。

我很好奇去過大部分中國省份旅遊的思靜怎麼看待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衝突這件事，她泰然地回說刻板印象是無可避免的──就像我們印象中的德國人性格嚴謹認真，我們就會誤以為整個德國人群體都是如此。在臺灣對於陸生的種種偏見，其實也是源自於個體的差異性被群體的刻板印象掩蓋，「像我們班的有一個同學，他在認識我之後跟之前對大陸人的印象是截然相反的，他原先以為大陸人會很狂妄、自大。」她期望因為更多陸生來臺灣讀書可以帶給臺灣人這些比較深層的感受，「不要只看陸生的負面消息，而是可以真正認識陸生之後才去討厭他。」

距離五月的訪談，相隔了一個暑假，思靜目前就讀輔大金融與國企學系三年級，她受訪當時告訴我，計畫畢業後要去美國讀研究所，雖然還是很擔心英文的門檻過不了。

「我去銀行實習了一個月，跟我工作的人他們不是去美國讀完研究所回來的，就是去英國讀完研究所回來的，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基本上連北大、清華的學生都不太認，就認從國外回來的研究所。」她神情凝重地跟我透露這些殘酷的現實問題──不讀研究所就等於找不到工作，壓力很大。似乎那些無數陸生正面臨迫切的現實難題，學歷也好，就業也罷，同樣也發生在一個胸懷國際視野，立志到世界各地旅遊的大二女孩身上，只不過時間點又比臺灣學生更提前了一些。

文/ 白蛇

李凌風，文化大學中文學系三年級（攝影 / 柯智元）

自同一個語言文化發展成不同的文化

嘗試對於兩岸關係進行一種相似處的思考，就會發現在文化上，台灣與大陸使用著同樣的語言，一種被稱為「國語」、「普通話」、「北京話」或「華語」等詞彙的語言，而兩岸的文化皆是由這樣的語言所發展出來的，更甚至其他華人地區，都是以這樣的文字與語音系統為基礎來開展其特有的文化。

就讀文化大學中文系的李凌風說「做任何事都通過語言」，廣告的廣告詞需要語言，一份演講的內容也是語言，做任何事都是透過語言，不論是書寫或是溝通，而有趣的是，即便是使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一句話也有不同的解讀，凌風用兩岸用詞的差異舉例：在大陸「例假」這個詞彙隱喻著女生的月事，而在台灣則指的是表面意義的例行性假日。

曾被同學大喊：「抓住那個大陸人！」

提及語言文化上的差異，凌風因此提到2013年剛來台時搭計程車的一次遭遇，開頭他笑著說「千萬不要坐司機旁邊的位置。」並接著說到剛來台灣時不曉得台灣的計程車司機與家鄉廣州的習慣不同，廣州司機不太講話，通常就只問「先生，要去哪裡？」這樣的問題，而台灣司機愛和乘客聊天以外又常講台語，他聽不懂，只會幾句，遇到司機聊天時常不曉的該怎麼應對。

凌風描述當時坐在副駕駛座的他與司機的應對，他說：「我就觀察司機的語氣，有停頓我就點頭說「嘿、嘿、嘿！」、「丟、丟、丟！」這樣應他，他問我問題我就回答「嗯，挖嗯災。」這樣混過去，結果下車時司機問「欸！你不是台灣人齁？」，我說我是大陸人，司機說「哦哦！中國人喔！歡迎來台灣！」，結果給完錢，司機門關了之後，我看他臉變得不太開心；雖然司機很有禮貌，不過看得出來他不太喜歡大陸人。」

接著他提到任系學會副會長時辦活動時曾遭遇的文化衝擊，在辦理學系迎新時，曾因辦理類似Running Man的撕名牌活動時，被新生的學弟妹追著跑，後頭的學弟妹還一邊跑一邊向著他喊：「抓住那個大陸人！」他笑著說，也許比起學長姐這樣的概念，大陸人這樣的印象更早深植在這些首次見面的人腦裡，但並不代表這樣的印象在當時就是一種分割，要刻意去分類誰是台灣人誰是大陸人，而單純是一種識別。

文化與政治畢竟不能混為一談

而擁有相似的樣貌，同樣的語言，來到台灣讀書的凌風，也遭遇過更強烈的衝擊，他說曾經到系辦交作業時，一進門就被問「凌風，你覺得台灣是一個國家嗎？」對此，他說「我覺得中華民國是個國家。」，也表示其實就讀中文系，再深入讀中國文學與文化後，本質上是不會反對統一，不可能反對統一的，因為民族文化是相同的，但凌風也說「就算文化背景相同，文化與政治不能混為一談。」

詢問到是不是常被身邊的台灣朋友問到這樣的問題，他則表示，台灣朋友都很熱情，很願意聊，但其實除了就讀社科院關注政治議題的朋友以外，其他朋友其實不太談兩岸議題的，日常生活的互動其實並不受兩岸議題或自己的身分所影響。

來到台灣讀書的凌風，也遭遇過更強烈的衝擊，他說曾經到系辦交作業時，一進門就被問「凌風，你覺得台灣是一個國家嗎？」對此，他說「我覺得中華民國是個國家。」（攝影 / 柯智元）

爸媽說：「來台灣遇到邱毅一定要跟他拍照！」

從文化的面向談到政治的面向，凌風提了一個有趣的經歷，他說在大陸時，就認識了姚立明和邱毅這兩位台灣政壇名人，姚立明老師在文化大學的課堂令他受益很多，而認識邱毅則是由於當時在大陸中央四台有個節目叫「海峽兩岸」的政論節目，邱毅常是節目來賓，當時太陽花被誤認為香蕉就在該節目，而事情發生時，凌風的父母親還問他「台灣學生為什麼要在立法院裡面放香蕉？」令他只能好氣又好笑的回應「爸，那是太陽花。」，而凌風的爸媽更在他來台灣時跟他說，有遇到邱毅一定要跟他拍張照。

其實由於兩岸媒體資訊的不平衡，在大陸的父母親甚至是大學生常常對台灣的理解是有相當大的誤解存在的，然而來台灣讀書的各個過程與經歷就是慢慢的破除這些誤解，進而去理解與體會實際上台灣人的想法或是目前台灣的境況。

邱毅當時在海峽兩岸節目上直接指著會議桌上的向日葵說：一大堆的香蕉（截圖自：http://ppt.cc/C3Pb）

有了健保，陸生也不會一天到晚去看醫生

大陸人對台灣有誤解，同樣的概念，台灣人對大陸也會有所誤解，因此他也期望台灣人在面對許多兩岸議題時能夠以更細緻的方式進行觀察與理解，陸生議題即是其中之一，便提起了陸生沒有納保帶來的問題，他說：「其實台灣不用擔心陸生瓜分醫療資源，你想，年輕人誰會一天到晚去看醫生？而且陸生來台時都有財力證明，那些納保的費用我們也繳，沒虧的。」他說，健保是個安全機制，為的就是保障大家安全，但陸生來台卻沒有這項權利，他更提及曾有文化大學的陸生朋友就因為肺泡破裂生命有危，但一時付不出二十五萬的手術費用，急得跳腳，他形容當時的情況，提及當時好多朋友都說「難道真的要等到死人了才有人來關心嗎？」這樣的話。

其實陸生也就是來台灣讀書的學生，為什麼就得因其政治上的身分敏感性，就受到這樣不公平或不友善的對待，常是我們在採訪過程中接收到的訊息，正如採訪賀小語時她說的一樣，陸生都一樣是外地學子，都是媽生的，都是「人」，許多時候放到這個端點去看待陸生議題，便會更理解陸生的處境，以及政策走向如何因政治因素而被影響的問題。

「高容錯率」的環境，後路很多的台灣人

延續著對兩岸差異的理解，凌風提到了這幾年校園生活的觀察，他說「台灣同學跟大陸同學的不同，是台灣同學有喜歡打破常規，付諸實踐的熱血；而大陸同學則是執行力與組織性強，但想法少。」他說台灣人的熱血是有活力的想法，哪怕再天馬行空都會去做的事情，但台灣同學做起事來，很多時候不夠堅持，也缺乏效率，而大陸同學雖然執行力強，卻常變不出甚麼特別的花樣。

更觀察到台灣大學給予學生的「實踐」機會相較於大陸多很多，台灣大學的社團相較於大陸發展的相當好，在台灣，學生可以依循自己的意願創社辦活動，在學生活動上的能動性相當高，他說「台灣的大學對學生，是當學生是苗。」他表示台灣的大學給予學生自由發展的空間，讓學生自己成長，在教學上就與大陸有相當大的差異，大陸教授以強灌的方式授課，下課後少有意願與同學進一步討論，台灣教授則是上課時保有與同學討論的空間，並有意願在下課後與同學進一步的探討，聽到他這麼說，我則笑著回應，在我看來，其實台灣教授比較像保母。

而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凌風以喊話的方式提出了一個問題──「想一想為什麼讀完高中還要讀大學，而不去工作？」，他說，在台灣他觀察上課時的情形發現，上課時會坐在第一排的同學有三種，一是認真的同學，二是遲到的同學，三是大陸的同學，這樣的問題與情境反應著台灣目前高等教育的窘境，人人讀大學，但卻許多人不知為何而來。

而反問凌風為甚麼要讀大學，他則說「不讀書就沒有本事，沒有本事就賺不到錢，賺不到錢就活不下去」，語調一轉，他稍嫌嚴肅的表示「台灣是一個容錯率很高的社會」，對於台灣人而言，做錯了沒關係，再來一次就可以了，台灣雖然給予了人許多犯錯改過的機會，但這樣的高容錯率，似乎也使得台灣社會在看似穩定的情況下，就像「溫水煮青蛙」，呈現停滯的狀態。他認為「台灣人後路太多了。」這是個很適合生活，餓不死人的地方，但似乎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久，反而令人感到擔憂。

笑看網路文學「梨花體」

而對於兩岸的文學交流的觀察，凌風則提到臺灣去年三月的佔領立院運動引起很多網路上的意見領袖發聲，包括原先是寫網路小說起家的九把刀，在大陸也很有名，新聞媒體會直接轉載他說過的話。我們和他聊到在台灣很難讀到大陸的當代文學，他覺得跟整體媒介趨勢有關，閱讀習慣逐漸從紙本演進到手機或電腦上，「現在很多大陸新興作家願意出書，但出書不一定有人買，寧可在網路上寫。」他觀察到兩岸的文學愈來愈有語言淺白、結構單一、內容目的明確的傾向，「寫得好的大概都有一些固定類型，也少有反思社會的作品。」

他舉例提到之前在大陸網路上的「梨花體」引起討論，因為詩的斷句很像臉書上就會發的心情動態，對此他笑說：「古體詩很講究格律工整，近體詩開始散漫，現代詩又不同，你怎麼知道這是不是現代詩的風格？──我，吃了，一個燒餅 ; 又吃了，一個燒餅。」說到喜歡的實驗性作品，他提到曾看到余澤霖轉發許赫的《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目前我國首都應為南京》，對於最後一句「你的初戀情人表示蠻困擾的」特別有共鳴。

圖片來源：http://ppt.cc/tLWjN

文化是強求不來的

另一方面，他認為目前青年族群會對網路上的東西比較感興趣，也不太願意去讀一些比較深厚的文字，也少有願意為此投入寫作。而大學以前對作文的教育又太制式化，過於強調範本的好，反而扼殺很多個人內心的想法，甚至很多人會辯說：「寫八股文也可以寫很好啊」。

李淩風認為「文學不是內容充實就好了，每一代的文學有它的創新性，有一個延續的發展。」這部份也反映在大環境下的焦躁心理，總是追求要多快達成，「大陸社會現在很多人是在挖錢的狀態，腦海裡都在想著我怎麼賺更多錢，這樣會有一個好處的是，這樣的好處是整個社會發展很快，我就可以做出很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有些事情是急不來的。」雖然富裕起來以後，就會滋生對文化的需求，但畢竟文化就是快不來的，不是用挖錢就有的，文化需要持續的累積。

從意識到異同為何開始的對話

跨海來台，踏在這片文化、語言都如此相似的地方，陸生卻是一群被以強烈的差異認知到的人，而就因為這樣的認知建立在差異之上，我們才更該去意識到有何處相似，以及何處相似卻相斥，並在面對兩岸議題或是國際議題時，清楚的將文化與政治各自的脈絡給釐清，以助於對己身，對台灣的理解。

文化與政治畢竟不能混為一談，而這樣混為一談的狀態即是來自於一種對於歷史的不理解，常言「歷史是政治的書寫」，文化受政治影響，如同兩岸因其同流但不同詮釋角度的歷史教育，兩岸人對「中國」、「華人世界」這樣意象的政治性想像即是不同的；而在文化上文學或經典的發展也有其不同，正如台灣的課綱年年修，年年探討古文比例一樣，這樣的操作也使文化與政治變得混淆，而被稱為「愛國文學」的，即是政治過於涉入並凌駕在文化之上的驗證，在這樣的狀態下，去破除那個過分拉攏文化的政治意識即需要透過在同一個語言和文化上的交流與理解。

而許多時候，這樣的理解，即是來自於與對象的接觸和溝通，一直以來台灣與大陸都有著共通的文字和語音系統，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兩岸政治與文化的交流才能更加順暢，但也正因兩岸此處的相似與便利，更加突顯了在政治因素干擾之下，有多少的誤解並沒有因此被理解，即便用著互相聽得懂的語言與文字，卻常是不被對方所見的。

正如凌風所說的「做任何事都通過語言」，正是因為語言的共通性，我們也該更珍惜能夠好好交流的機會。而這一次陸生採訪計劃，讀者得以理解我們的動機、交談過程，也是因著語言作為我們彼此的中介；我們因此致力在評價一個群體以前，先嘗試去理解想法與脈絡，而語言之於人，能創造不朽的文學藝術，卻也有可能留下巴別塔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