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anessa 

郭豫謙，今年於淡江大學資工系畢業（攝影 / 和聲）

從冷眼旁觀到返港佔中

去年9月28日黃昏至29日凌晨，香港警方對於「佔中」抗爭者展開大規模的驅散行動，不僅施放大量催淚彈，並威脅要向群眾開槍，這是香港防暴警察近九年以來首次使用催淚彈，造成百人受傷。當時臉書上傳來各種消息說會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很多人都不太敢相信，在淡江大學資工系念書的港生郭豫謙也坦言，起初對於「佔中」行動是冷眼旁觀，9月30日毅然決定回去香港「完全是一個意外」。他回憶，那時候跟香港的朋友還閒聊打趣說：「如果真的開槍就回香港幫忙啊！」沒想到半小時後，現場真的施放催淚瓦斯。

但武力升級並沒有驅散成功，反倒激起了香港人民的憤怒，以及對於政府暴行的強烈不滿，每當催淚氣體散去，人群就再度佔據主幹道，而群眾開傘抵擋胡椒噴霧的景象也成為「佔中」行動的鮮明標誌，也就有「雨傘革命」之稱。

郭豫謙感慨那次回去，原本以為可以帶著在臺灣參與318佔領立院運動的經驗幫上一點忙，卻似乎使不上力。「剛去香港是抱持著跟很久不見的朋友見面的心情，」他因為剛好認識上一屆的學聯，和一些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城大」）學生會的朋友，心想或許透過聯繫他們看能夠幫什麼忙，沒想到學聯與城大學生會的關係現在變得這麼疏離。他補充解釋，或許也是因為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比較有話語權，相對來說，城大規模比較小便處於較邊緣的地位。（編按：日前城大已透過公投退出學聯）

在佔中期間的某個凌晨，一群人在政府總部前的廊道睡得東倒西歪，忽然有一些身穿便衣的人拍肩試圖叫醒躺在地上的抗爭群眾，請他們讓開，當時郭豫謙發現這種景象，跟朋友討論覺得奇怪，便站起來大喊：「大家等一下，我沒有說要不要退，但先想一想我們在幹麻呢？現在看看那一群人有戴警察的識別證，他們是穿便服，現在是警察叫我們讓開欸！」此話一出，許多離開位置的人察覺到異樣，紛紛又坐回來，他笑說，或許這可以算是對「佔中」行動的一點貢獻吧。

為了避免警察再度使用催淚彈驅散，現場抗爭者不只帶上長柄雨傘，有的還會全副武裝，「衣服是全黑，然後戴眼罩、安全帽，整個看起來就很胖。」郭豫謙形容當時自己的面孔幾乎只剩眼睛外露，沒想到還會被朋友一眼認出來。曾經看到警察對他的朋友叫囂，兩邊僵持不下時，郭豫謙模仿跟警察對峙的狀態，走上前直直逼近警察，說：「講規矩好好講啊！」、「躲什麼呢？」因為是全罩式安全帽，很難分辨出他的面貌，臉都要貼上去了，反倒迫使警察一步一步退後。

自臺灣318運動，郭豫謙從起初守議場八號門，後來在議場二樓，也持續關注退場以後的抗爭行動，但對於回香港聲援爭普選這件事，他說不打算去，是因為覺得自己心理還沒準備好，還沒整頓好318以後的運動傷害，「我已經整個心碎變成塵土了吧！」郭豫謙時常對於身邊事物心不在焉，直至今年從淡江大學畢業以後才逐漸好轉。

郭豫謙說家裡的兩隻貓，是他度過心碎時期最重要的陪伴。這兩隻貓是在去年八月出生，同一天領養帶回家的，剛好現在滿一歲了。（圖 / 郭豫謙提供）

香港人為什麼要參與臺灣社運？

參與過連續三年籌備六四悼念晚會的郭豫謙，回想起最初接觸社會運動的經歷，恰好就跟六四有關，「我還記得第一次參與社運就是六四，因為我剛好跟六四同年嘛！一九八九，那時候我去的是十八週年，我十八歲。」當時一個人過去，覺得很新鮮、想見見世面，郭豫謙後來回顧這段記憶認為心態很不正確，「但是很好笑是，當我開始想真的去做點什麼、關心一些事情而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時候，我就來臺灣了。」大一那年他參與臺灣的六四晚會，厚著臉皮問工作人員能不能加入籌備團隊，便留下資料，之後卻沒有接到消息，以為可能自己沒有錄取，沒想到隔年突然有人聯繫邀他加入。

郭豫謙談起剛來臺灣時「有被切割的感覺」，因為不熟悉這裡的社會議題，找不到可以參與或切入的點，「這個社會不是我的社會」，困惑著香港人可以怎麼關注臺灣社會議題？他想，雖然不是臺灣人，「但至少我是淡江人啊！」大一便想透過加入學生會參與學校事務，不過發現學生會實際的運作跟自己的想像不太一樣，主要都在辦娛樂性活動，但學生會是不是應該要做些「其它的工作」，他當時也沒想到。

後來，一位台大的朋友提醒他，不過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需要是臺灣人，能幫得上忙就去做，讓郭豫謙因此找到社會議題的切入點。直到318那晚爆發時，他驚覺「路見不平」的理由其實不夠充分，「如果只是路見不平，這理由不足以要衝到立法院裡面去。」第一個晚上，郭豫謙沒有到現場，因為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去？以及究竟為什麼要去？他覺得自己需要一個新的動機、更合理的理由。他想想，「不管我會不會拿到身分證，這裡終究是我的家，是未來的家。」基於這樣的念頭，第二天他便決定翻牆進去立法院議場內支援。

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攝影 / 和聲）

可是香港難道不也是家嗎？郭豫謙回顧自己看待香港的心情轉變，覺得自己倒不是因為是香港人就該回去幫香港，「我之前是一個對土地沒什麼感情的人，」他認為他想幫的是人們，而非這塊土地，所以在臺灣參與社會運動，郭豫謙說：「並不是因為他是臺灣人，而是因為他們剛好在臺灣而已。」

而這次回去香港，第一次讓他深刻感受到與土地的連結，「這個香港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香港，但是一個很可愛的香港，是一個會讓人想付出的香港。」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

淡江選舉風暴：港臺學生自治圈的差異

耐人尋味的是，在318與佔中之間，郭豫謙也涉入一場高度反中情緒的風暴中心──去年八月初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參選學生會長，選舉公報上列出國籍引起資格爭議的討論，郭豫謙恰好是蔡博藝競選團隊的成員。他回想新聞剛出來時，起初覺得可以當成「免費廣告」，畢竟負面批評多半還是校外的人，他們沒有投票權，而校內批評的輿論也還不夠多。「但果然後來是我想錯了，」競選團隊都沒有想到會一路延燒到被迫重辦兩次選舉，「媒體太氾濫的報導反而給人我們是來鬧事的印象。」

至於身邊的港生朋友會怎麼看待蔡博藝參選引起的負評？郭豫謙說，有在關心新聞的人多半還是會擔憂的，但他會向朋友分析的首先是香港與臺灣學生自治圈的差異，在香港確實有不少中共派來的職業學生，但香港人可能不了解跟臺灣兩邊的資本、資源差異，「香港大學學生會的資源可是比淡大不知道多出幾倍啊，也幾乎是在做課外組的業務了。」且學生自治與政壇有密切的聯繫關係，影響力無法類比。他也反問：「如果中共要花幾百萬訓練出來的間諜，進去一個這麼小的組織，那投資成本其實不成比例嘛！」

向朋友說服的最後一道防線，郭豫謙搬出自己，因為當時跟競選團隊談好日後會管理權益部，也就是說，「真的發生什麼事情，我在裡面都看得到。」

身分界線：陸生、港生、臺灣人

蔡博藝深入參與異議性社團，也親身投入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與「臺灣人」身分的界線在模糊、朦朧之間，不免讓社運圈陷入一種弔詭的兩難，不知道此時的堅定支持是否違背了平時的抗爭訴求。

而郭豫謙覺得，陸生參與社會運動看似尷尬、敏感的身分其實是小問題，「他們的身分是危險」，「我一方面很擔心他們會被國安局騷擾，另一方面更擔心他們完全不會被騷擾。被騷擾固然很令人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 但假如他們完全沒事, 會不會暗示著國安局某程度上支持這些行徑？這又是另一種擔心。」

面對前陣子中共開始大批逮捕的律師，一個接著一個瞬間消失，這種兩難也讓他不知道該希望陸生朋友有事，還是沒事比較好，「有事你是我朋友，沒事你不是我朋友。」郭豫謙笑說。

如果說在身分認同上存在尷尬的問題，他建議陸生或許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想，當看到不正義的事情正在發生，不需要特別去考慮你是誰，才決定要不要關注或介入。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在「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句話背後，有諸多討論，認為香港的處境或歷史發展經驗不該直接挪用到臺灣來類比，但確實面臨中國，都是在受壓迫的位置。郭豫謙舉例，陸客在香港被比喻成「蝗蟲」過境般的誇張程度，臺灣人也正在面臨這種問題，卻恐怕很難想像住宅區與商業區混和程度高，而直接被衝擊生活的程度，畢竟臺灣的土地還是比香港大一些。

雖然他沒有參與到「港獨」的運動經驗，但還是感覺到與「臺獨」有一些明顯的差異。郭豫謙認為，臺獨有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去訴求主權，相對而言，港獨的土地界線與中國的關係曖昧不明，而「本土化」還是建立在仇恨中國的情緒上，這情緒有很大部分源自六四那一晚，許多人看電視都以為不會開槍。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

「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攝影 / 和聲）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郭豫謙承認自己也是其中一員，當初便是抱著這種心情來到臺灣，但現在想想，其實很佩服選擇在香港留下的人。至於自己呢？「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他目前剛剛進入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工作，關注在中國的宗教自由、基督教受迫害者的問題，面對我提問說是否擔心工作風險的問題，郭豫謙很輕鬆地笑笑，說那些在中國的NGO都不怕了，自己在臺灣還怕什麼。

最近針對僑生留臺工作的制度有預告一些修改，郭豫謙說，雖然依照目前的版本是已經通過積點制的標準，但在聘用公司的規定，由於NGO的規模、資本門檻還沒有達到，所以未來估計要用「長期出差在臺灣」的簽證名義留臺工作。

前情提要：為了順利走過死老鼠的重生之路，我們得先知道死老鼠怎麼死法，才能探索重生的方向往哪裡去。

六月底在「陸過一道牆」活動，分享關於幕後團隊的心得實在太少了，這次我們打算用夥伴成員「互訪」的方式，讓大家看見採訪工作幕後，那些擺盪於困惑、試探或焦慮之間的反思過程──如何給貌似實驗室最真實的回答。

游承翰，台藝大電影系，貌似實驗室創始成員之一。（攝影 / 柯智元）

▎白蛇（寫手）：當初拍淡江陸生學生會選舉時是因為陸生議題「獵奇」，如今貌似的陸生採訪計劃也結束了，對於自己作為一位影像記錄者，獵奇與不獵奇的道德關卡，你調適好了嗎？又是怎麼調適的？

▎承翰（攝影｜台藝大電影系）：我認為調適的問題（或是關於獵奇）是自己作為紀錄片工作者一直探問的事，關於為什麼舉起攝影機，動機跟初心是什麼，為什麼是拍攝這個題材，為什麼是我而不是他人來做這件事。

回歸到當初開始想拍紀錄片，跟自我探索有很大的關係。去年318運動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社會運動，我才進而比較有意識地認知到台灣國族認同及國家定位不明導致的社會分裂與焦慮。那時我正在重考電影系，嘗試開始學著拿起攝影機去尋找心中困惑與焦慮的解答。

後來因緣際會地在5月接觸了淡江五虎崗社，當時他們正準備推派蔡博藝出來選學生會長，原本自己沒有想說真的會進來拍攝這個題目。運動那時我拍攝了很多相關的素材，最初想的題目是關於318運動後青年國族認同的轉變，但因為紀錄片拍攝經驗的不足，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具體方向出來。

直到淡江選舉出現了國籍議題，Vanessa聊到看我想不想來五虎崗社走走，當時我覺得可能會是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需要有人去把當下紀錄下來，可能它會是一份影像文件或是文獻，但不知道多少年後才會有人需要，但至少有個東西被保留下來。

那時聽聞過在1980、90年代以紀錄社會運動為主的攝影團體的「綠色小組」，他們留下了很多20幾年前社運的影像資料，在那個媒體受到黨國控制、老三台的年代，綠色小組的紀錄留下將近3000小時的珍貴見證，成為當時人民認識社會的另類管道，也成為我們今天回顧當時的資料，覺得自己可能也受到綠色小組的影響，是抱著一個留下歷史當下的心態去開始紀錄的，我覺得有這樣的心理認知可能也跟紀錄片工會最初發起《太陽不遠》影像紀錄計畫是同樣的動機吧，當一個歷史事件就在眼前發生時，作為紀錄片工作者能做些什麼呢？

可能這個事件有100塊拼圖，《太陽不遠》是其中的10塊拼圖，但至少能有東西可以留下來作為未來檢視的一個依據。雖然關於淡江選舉事件，我是抱著紀錄歷史當下的心態去拍，關於「獵奇」還是必須去面對的質疑（不管是自我或是他者），在拍攝的過程中，慢慢去自我對話，去檢視關於獵奇的這件事，有段時間我會質疑自己到非常沮喪跟難過，好似當想著要去留下歷史影像的時候就是獵奇。

但認知到這是開始拍攝就該自我質疑的問題之後，下一步是問，關於獵奇之後，這份影像還能走多遠，紀錄片它所追求的是什麼？我所記錄的東西是只有看到當下嗎？還是它之後能發揮到更大的作用呢？

所以到現在我也不會說能很自在地去調適這個的問題，如果我有開始紀錄了，就不該半途而廢，而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到底，去思考說紀錄片它想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它對社會有甚麼意義，我覺得這個紀錄片隨著時間的進行它會慢慢地長大，厚度會慢慢增加，可能會隨著我的成長而成長，我想目前還是先保存這些紀錄片的影像素材，然後在大學階段一邊剪輯，一邊去思考這部紀錄片的未來該怎麼繼續進行。

▎白蛇（寫手）：在淡江陸生學生會選舉記錄片與貌似的陸生採訪計劃當中，你如何銜接各項關係，去更細緻的處理問題，在整個陸生採訪計劃進行的過程中，究竟有沒有助於你去解決記錄片剪輯與拍攝的問題？

▎承翰（攝影｜台藝大電影系）：最初Vanessa有這個採訪畢業陸生想法的時候，是在淡江選舉事件結束後幾個月平常聊天的過程中她提出的。

過一段時間記得是今年2月底的時候，我無意間又一次跟Vanessa聊起這個計畫，算是半鼓勵她真的跳下來做這個採訪計畫，當時淡江選舉事件剛結束（整個事件從2014年5月開始到11月初結束），心理狀態其實相當矛盾跟複雜，對於中國因素的議題上我是更大的困惑，聽到Vanessa有這個企畫想法的時候，心裡是有某種共鳴，也想透過採訪計畫的過程去重新認識陸生，回歸到作為人的視角去理解他們，之後我就順著這個計畫繼續做紀錄片的拍攝，從一些陸生或是關注陸生議題的學者或作家上，發現很多自己未曾注意到的面向，也讓自己發現了更多紀錄片的難題。

在整個陸生採訪計畫的過程中，其實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我感覺是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淡江選舉事件過後，接著貌似實驗室三個月採訪幾十位陸生的過程裡，對我較大的影響是，去讓我意識到318運動自己慢慢建立起來強烈的台灣認同，或是某種固化對中國（中國因素）的想像，那個強度跟想法有慢慢地轉移。

我在某些時候也意識到可能這些民族情緒或太強烈的國家認同也有著某種危險性跟侷限性，變成我觀看世界的一個濾鏡，而這個濾鏡就意味著我可能在看關於中國議題的時候會有很多自以為的想像、猜疑或偏見而不自知。

所以其實在拍攝紀錄片跟貌似採放計畫過程中，很多我過去既定認知的觀點不斷地解構又重新的建構，我想這些不是很直接地談事件的採訪過程，對我的影響真的很大，也幫助到我回頭去檢視淡江選舉事件的剪輯敘事。

文 / 白蛇

陳學俊，淡江大學英文學系（攝影 / 和聲）

公共性組織是為服務與解決問題而存在的

各校公共性組織常因參與成員的多而雜，服務對象的多元，面臨到如何才能有效服務到每個人的困境，不論是學生會、系學會或是校友會皆會面臨到甚麼是責任，甚麼是義務，做甚麼才是對的，這樣的疑惑中，同時，在推舉公共性負責人時，這些問題則拋回到每一位成員身上，推使著他們用不同的端點去檢視每一位候選人。

就讀淡江大學英國文學系的陳學俊，在大二時與淡江大學的陸生同學一起創立了淡江大學陸友會，擔任公關，他說：「陸友會的成立是期望能服務陸生，讓陸生更能適應在台生活」，透過辦理陸生間的聯誼活動與辦理與兩岸議題相關的講座來讓在台陸生更易於融入台灣生活，詢問到為什麼會想成立陸友會這樣類似系學會或是宿舍自治會的公共性組織，他則說「因為並不是所有陸生都非常外向，非常願意去跟其他人交流，所以需要一個平台」，雖然淡江陸友會是志願性參加的學生團體，但陸友會也替在校的陸生解決各項問題。

尊重多元價值 學生選舉不該受國籍影響

去年淡江大學報出陸生參選學生會會長一事，陳學俊作為淡江大學學位陸生表示「陸生站在一個觀點認為選舉不應該參雜國籍問題，博藝是學校的學生就有資格去參選學生會會長」，認為學生會會長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應該受到國籍的影響，國外也有大學的學生會會長非本國籍人，學生會會長是替學生謀福利，所以不應用國籍問題去模糊選舉；而針對此一議題校內並沒有許多陸生發表意見，參與評論，他則說，陸生身分相對敏感，其實淡江的其他陸生並非沒有關注，而是害怕越描越黑，甚至是被貼標籤。

在蔡博藝參選的動機上，陳學俊認為一開始博藝就不是要替陸生爭權，而是放在校內的學生事務方面，而往年學生自治選舉的選舉公告並不會放上國旗，或單純只是文字描述，這次放上國旗後反而模糊了博藝參選的政見與動機，又由於陸生的身分在台灣比較敏感，這又是在台灣的第一例，才使得新聞版面變多。

當我們提到其實除了學生會以外，各間學校的社團更甚是系學會其實都有陸生擔任幹部或是正副首長，他則說：「這其實還是普遍存在的，我覺得參與社團組織，對於陸生來說或是社團來說都是有好處的，對陸生而言參與社團可以促進處理事情的能力或是對外的交際能力，然後對一個社團來說你接納非台灣人，就是在接納不同的人才，作為一個社團你有對外招生的能力，你就不應該限縮招生的人力，因為這樣的價值觀太狹隘了。」

陸生被視為國安間諜？

提到許多人質疑陸生來台有國安問題，他則表示「很多人認為我們是不是中共的間諜，其實我們這個身分對於雙方來說都是尷尬的，大陸怕陸生來台洩漏大陸的機密，台灣怕陸生回大陸洩漏台灣的機密，而我覺得，他們有點想多了，我們只是單純來這邊讀書。」並回應到選舉說「就像博藝只是想替同學謀福利而已。」

針對選舉勝敗一事，他觀察道，其實如果沒有國籍問題去模糊焦點，學校與選委會有專心認真的處理選舉宣傳事宜，他認為博藝與他的團隊是有機會勝選的，但就是由於在這過程中太多事情被模糊掉了，最後同學觀感不佳，學校也沒有認真行事，才導致最後有這樣的選舉結果。

「很多人認為我們是不是中共的間諜，其實我們這個身分對於雙方來說都是尷尬的，大陸怕陸生來台洩漏大陸的機密，台灣怕陸生回大陸洩漏台灣的機密，而我覺得，他們有點想多了，我們只是單純來這邊讀書。」（攝影 / 和聲）

實習作為學習管道 陸生在台實習卻受限

同樣是國籍問題，在台陸生同為學生，卻礙於政策，在校園內面臨不得實習帶來的相關問題，陳學俊提及自己作為英文系學生卻不得與其他同學一樣修習教育學程的問題，三限六不限制陸生在台進行某些工作的同時進而阻擋了陸生實習的資格，使得部分需要實習的學程皆無法修習，同時也雙主修財務金融的他，也提及了陸生在台不能考照的問題，像他這樣雙主修或輔系的學生，反而失去了實習與其他的學習機會。

至於實習，《貌似》團隊提到提問許多台灣學生認為實習應當支薪，陳學俊則回應，在台灣許多同學會把打工也視為一種實習，許多台灣同學認為實習同時也是在替公司工作，所以會認為實習也應當支薪，但在大陸，實習是必須有對口專業的，實習機構會要求實習生具備與實習內容相應的專業，不只是單純的工作，因此對於大陸學生而言，實習真正重要的是經驗。

兩岸英文課程比較 「口說」同為亞洲學生弱點

陳學俊觀察台灣大學的英文程度與授課，認為台灣大學英文系的課程注重文學，不像大陸在聽說讀寫上皆會分門開課加強練習，在台灣，英文系大一到大四在文學的閱讀上加強的較多，陳學俊觀察台灣同學的英文能力，認為「聽跟讀的方面，能力其實都很充足，但在說的方面，我覺得是亞洲國家的通病，亞洲國家能練習英文的機會畢竟比較少，而口說需要大量的練習才會比較好的。」

考慮到未來的出路，陳學俊則說「英文的應用性廣，但英文系出路不夠廣」，英文作為一種語言，雖能應用在各種地方，其實英文系出來的出路反而窄了，最多就是老師、翻譯工作或是國際新聞播報，但很多英文系學生畢業後也不會從事相關專業的工作，英文因此對許多人而言比較偏向是工具性的，而比較不會再對文學進行更深的研究與探討；而雙主修財務金融的他即是認知到僅具備的外文能力是不足的，而商在現今國際經濟蓬勃發展下，是重要的學問，便期望能以自身的外文能力與商做結合，跨足到國際。

英文作為國際通用語言，在國際化都市的號誌標示與服務人員的口語訓練上都是相當重要的，陳學俊觀察作為國際化都市之一的台北說到「台灣畢竟國際化程度相對於大陸來說是比較高的，因為來台灣的外國人也比較多，台灣對外國人而言是很方便的，就像每個捷運站都會有英文的資訊，而有些特定的景點，招待人員的英文能力也是很好的」，而日本雖然指標都有多國語言，但是服務人員的英文普遍程度就沒有台灣好。

後記

在與陳學俊的專訪過程中，提及了國際化已是趨勢的事實，而開放陸生來台實際上也是一種國際上的交流，來台陸生實際上無異於外籍生，而一樣作為學生，不論是從哪裡來的，都是有資格，甚至是有義務關心校園議題的，蔡博藝參選學生會會長，重要的一直都不是她的國籍，而是她想做甚麼，事實上，就算是其他人參選，情況也是一樣的，教育的場域不應有過多的政治因素牽扯，學生選舉是學生的事，應當正視其作為一位學生如何替學生發聲，替學生解決問題，而非針對他個人去做特殊化的評價與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