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anessa、和聲、楊心韻

《陸生元年》作者 黃重豪（攝影 / 柯智元）

四月底的某個下午，貌似實驗室專訪《 陸生元年》的作者之一黃重豪，還記得約訪黃重豪的時候，他很爽快地答應了，還跟我說「你們幫我完成了我想做的事情」，因為他很想知道當初在《陸生元年》點出的問題，後來改善了沒有？不過，與其說是訪問黃重豪，這次的專訪過程更像是一個對談吧！也就是第一年採訪首屆陸生的寫手（從完全不認識大陸人開始採訪）關心的議題，到了第四年採訪首屆陸生的寫手（有一些陸生朋友開始採訪）會有什麼轉變，怎麼承接與回應累積四年的內容。

有趣的是，《陸生元年》這本書原先也是想採取個案的故事介紹，後來改成以觀點整理成幾個主題面向分別探討，不只挑戰主流媒體既有的觀點，也綜合呈現陸生議題的多元面貌給讀者。而貌似團隊恰好相反，我們因為不想讓個人的獨特經歷或想法被淹沒在綜合報導之中，選擇以專訪的形式重新梳理脈絡。

透過採訪 獲取不同人可貴的生命經驗

Vanessa: 談談一開始怎麼加入《陸生元年》採訪寫作工作，起初你的動機以及對作品的想像？

黃重豪：那時候剛寫完碩士論文，然後印了一疊放在桌上，因為那時候剛好指導老師有個空房間給我寫作，然後剛好葉家興從香港回來，他也被派到研究室。那時我們才剛見到面，之前我們都不認識，他就把我的論文翻一翻，然後說：「我有一個構想，就寫這個陸生元年」。（其實，我的論文跟中國研究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他在香港見到很多內地生，發覺兩地學生的互動常常碰撞出精采的火花，現在換台灣有這樣的經驗和機會，所以他希望記錄這樣的故事。我剛好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都希望知道他們故事」的人，對於跟我生活背景極大不同的人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如果今天有一群裁縫師，我去採訪也會很高興，今天有一群音樂家、清潔工等，我也都想去認識。我自覺是個生活經驗淺薄的人，如果可以萃取跟我不同成長背景、工作專業的人的生活經驗，那這種機會對我來說是可貴的。

另外我雖然對於檯面上的兩岸關係沒有太多關注，但有發覺國內很多政策只要一跟中國沾上邊就像打了死結一般，而它也是所有反對運動中最容易動員的議題，我很好奇，為什麼「中國」總是可以激起這麼強烈的情緒？還有，對岸如果忽然來了一批要在台灣久留四年的人，台灣人會怎麼看待他們呢？原本葉老師是希望能夠在書裡面用個案的方式介紹陸生，比如把某某某的故事寫成一篇文章，於是我們一開始就先從政大的陸生訪問起。非常幸運的，連續訪問了幾個都是很敢講的人，不管是罵台灣，還是罵自己的國家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比如有一個說我每次看到政大裡面的蔣中正銅像就很不舒服，但是他的不爽並不是因為蔣中正是中國的敵人，而是在他認知裡，蔣中正就是一個獨裁者。然後我就跟他說，政大的銅像之所以又大又多，理由之一是他也算是政大的創校校長。他回說，還不是一樣，如果希特勒創了一個學校，今天那個學校還會放他的銅像嗎？我當時沒有跟他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只是覺得怎麼還有大陸人反而比台灣人還要激進一點。

初步訪問一些人後，我們對很多人來台灣前的背景都很感興趣，有些是在國外留學過再來台灣的，有些則是對兩岸的觀點令人意想不到，所以我們又去找當過記者的賈士麟、藺桃一起進行這個計畫。

內部歧見讓陸生元年變成陸生二年

Vanessa: 在合作、討論構想的過程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部份？

黃重豪： 在最早訂架構的時候，我先擬一個初期的目錄和結構，邊寫邊調整。本來說是要寫成個案故事，但是後來發現這些陸生的背景和觀點都很精彩，我們覺得如果純粹用單篇故事來介紹他們太可惜了，才改用不同的主題去呈現這個族群。

可是我們內部歧見蠻多的，各自寫作風格差異頗大，所以之前出版社編輯就有說，只要一看到某一章，就知道某某某出來了，看到下一章，就知道換某某某出來了，為了這個我們來來回回調整了蠻多次。

「可是後來想一想，我們四個人都這樣了，何況是整個台灣社會！而且四個人只有四個背景，現在台灣卻有越來越多不同的人來到這裡，如果大家準備好要當一個接納多元文化的國家，那互相尊重、彼此妥協，不是最基本的公民素養嗎？」（攝影 / 柯智元）

不過文字形式只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彼此觀念上的差異，比方我個人的企圖心就不只是平實呈現陸生的個人圖像而已，更希望藉由他們與台灣人的互動經驗，窺探某些幽微的集體社會心理，再對這個心理談之、批之、判之，總之我認為我不是傳聲筒而已，我作者的角色一定要進入書裡。相對的，其他比我早作過記者的作者就會認為這不是新聞寫作的法則，有一次還說：「不要把你們自己的個人喜好加入書裡！」所以他們的筆調就會比較冷靜，習慣反映事情而不是評論事情。

不過當兩位陸生作者寫到最後一章，細數台灣各種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時，情緒就上來了，左批三限六不，右打台灣人的「怨恨心理」，情緒鮮明到出版社編輯趕快出來要我們稍微委婉一點。我自己也一樣，我負責寫陸生的政策形成過程，其實要開放多少、怎麼開放、怎麼限制都是可以討論的事情，但是當我看到有些反對方持一些很離譜、很無厘頭的理由時，比方「為什麼要教育敵人的子弟」，火氣當然也會上來，出版社編輯就不斷跟我們說，你們要設想讀者是誰？如果主要是寫給台灣人看的，那是不是要以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寫出來呢？不然一開始就被激到，就不會再往下看了。

上面這些爭議，最後都有取得一定的共識跟妥協，才平平安安出版，不過已經比原訂時間晚了整整半年，從陸生元年變成陸生二年了。雖然有點沮喪，可是後來想一想，我們四個人都這樣了，何況是整個台灣社會！而且四個人只有四個背景，現在台灣卻有越來越多不同的人來到這裡，如果大家準備好要當一個接納多元文化的國家，那互相尊重、彼此妥協，不是最基本的公民素養嗎？

台灣媒體扭曲風氣 讓敢言陸生也噤聲

Vanessa: 《陸生元年》採訪主要是在第一、二年，受訪者可能有很多話可以直接跟你講，毫無保留地告訴你他的想法或評論，但在出刊前，因為歷經過部分臺灣媒體曲解原意的問題，開始覺得有些話不希望出現在書裡，希望刪掉或不要刊登，那在這種轉變過程，不難發現說他們可能比較傾向於在微信朋友圈、臉書上自己表達對台灣的評論或想法。你怎麼看待陸生表達想法的轉變？

黃重豪： 我一開始在接觸他們時，可能因為新鮮，大部份陸生都很敢講，我們也把一些犀利的觀點寫進書裡了。可是這本書寫了有點久，等到全部寫完已經是訪問完的一年後，但我們會把提到每個人的部分寄回給原受訪者確認，有些人會覺得當時的自己「好傻好天真」，有人說「如果你再訪問我一次，我一定會給你不一樣的答案。」還有人回覆的信件裡充滿了憤慨，嚴詞批判台灣的媒體很爛很爛、很會斷章取義，因此他再也不願接受訪問，也不願被訪問的內容公開了。

當時我有問他是不是哪邊寫錯了，請給我們指正建議，但他沒有回答，還是重複一句不願在媒體上曝光了。

「其實變了不是壞事，如果一個人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變，那才可怕；還有如果在異地待了四年，思考卻絲毫不受影響，那也是奇怪的事。」（攝影 / 柯智元）

 我發現很多人才短短一年，就有一種「往事並不如煙」的感慨，好像經歷滄海桑田一樣。所以對於那一位拒絕曝光的受訪者，我們最擔心的反而不是你要不要讓我們刊登，而是你怎麼了，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還是被霸凌之類，才有這樣的防衛心態。

這四年來，很多人都說，他們的想法變了，跟一開始差異很大，不過也有人說，「我的想法變了，就代表我來台灣的目的達成了。」其實變了不是壞事，如果一個人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變，那才可怕；還有如果在異地待了四年，思考卻絲毫不受影響，那也是奇怪的事。不管是變得更消極、更積極，或是更樂觀、更悲觀，本來出外就是為了改變自己。就像陸生如果感受到大環境對他們不友善，那記著這份感覺，說不定以後到了其他地方，或者回到自己的地盤，就會用更開闊的態度來對待不同身分背景的人。

大學小團體：打不破的隱形界線

Vanessa: 你覺得陸生會如何拿捏和台灣人相處的距離？

黃重豪： 我覺得很多人一開始蠻自信跟台灣是「同文同種」，所以會想積極融入，可是久了之後就會發現，不管你怎麼接近，都還是有一條線隔著，所以後來就會變成小團體，陸生有陸生自己的圈子，台灣人繼續過台灣人的生活。

不過我覺得這本來就是正常現象，選擇跟自己生活背景相仿的人走在一起，是人與生俱來的習性，就像出國留學也是一樣，台灣人有台灣同學會、香港人有香港同學會、中國人有中國同學會，這是三個不同的群體。

而且回想在大學的班上，我們對僑生也不太熟，別說東南亞的，就連港、澳生也有一段距離。這說不上是惡意，但當他們無法跟你一起談大學聯考考幾分、讀哪一所高中、上哪一家補習班、台中台南高雄有什麼地方好玩，外加口音有一點點不一樣時，自然就會少了「共同感」。

陸生的身分焦慮： 會長又不能代表我？

V: 談談你之前在台大那場跨校陸生會議的觀察

黃重豪: 那時候他們在台大開會，說要成立陸生總會，我就自己跑進去旁聽。在裡面發現一件事情，就是一直鬼打牆，有人說想要成立一個總會，就會有其他人反駁說這個總會能不能代表個別學校？還有人說，我們幾十個人在這裡開會，能不能代替其他一千多位陸生作決定呢？於是就有人主張個別學校要成立自己的陸聯會、選出自己的會長，當這些會長參與總會時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後大家又開始爭論，這些陸聯會長能不能代表他的學校每一位陸生呢？

這個爭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最後當然是沒有結論，當時我在會場裡就一直偷笑，這件事有那麼嚴重嗎？後來有個陸生私下問我有什麼心得，我就說我發現大陸人對於「被代表」這件事情好像很在意，但是在我認知裡，代表的效力好像沒有那麼強大，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被代表或不被代表，就像某個立委在立法院裡打架，總沒有人會認為他選區裡的人都是好逞兇鬥狠的吧？

會如此擔憂，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對於身份上有一層極深的恐懼，比如有人就質疑，如果陸聯會去跟政府爭取健保還是什麼，但是我不想要有那個東西，那我不就被強迫代表去爭取了嗎？還有人私下跟我說，他的學校其實根本不想成立陸聯會，因為怕如果有人打著陸聯會的名義去衝撞、抗議，就會被解讀成陸生都是來要糖吃的、貪得無厭的。所以代不代表其實是其次，身分焦慮才是這場會議鬼打牆的主要原因。

文 / Vanessa

余澤霖之前得了腸胃炎就花了五千臺幣，他的同學曾花了三萬二看手脫臼，他感慨「等到自己生病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台灣對你沒有任何關懷，他把你招過來了，就說我會聽你意見，然後呢？你把意見說了，就沒有然後了。」他認為就算沒有健保，至少也要建立一個社會救助的體系，給陸生一個很基本的急難救助。「雖然後來有給陸生設立一個保險，但那個保險其實毫無作用，你仔細算一下就知道，這個保險每天最高給付一千塊，但是在沒有健保的情況下，你隨便看個病一千塊就沒有了。」

他四年來持續關注著陸生權益問題，對他們來說，都面臨一些很無奈的困境——本來應該給陸生的權益被處處攻擊、處處杯葛，因此很多陸生對於健保權益的爭取反而退縮或排斥了。「因為維權無望，便反過頭來不支持不參與爭權的行動。更因為長期以來，陸生的權益議題一直淪為政治操弄的結果，變成社會輿論炒作的議題，導致許多陸生對台灣社會冷感，繼而覺得這些你應有的權益都好像是台灣施捨給你的，更要加上一堆不公平的條件。這給人觀感很不舒服。以至於不少陸生都開始抵制加入健保，一畢業就馬上離開台灣。」

多數陸生對權益無所謂  競選會長反被質疑

陸生在長期累積的輿論壓力下，不只淪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是否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更像是喪盡尊嚴又卑微的乞討者？（攝影 / 游承翰）

回顧余澤霖大一下學期競選連任陸聯會會長退選的情況，他說：「正是因為很多陸生對自己的權益不在乎，大不了讀完四年就走了，這只是一個跳臺，我忍一下就走好了，基本上很少有人去想陸生自己的權益。」當時他在競選中說明自己的施政想法時，臺下有人笑他、起鬨說沒有給他們辦聯誼活動，只是顧著自己出名，甚至另一個候選人的施政綱要就是直接上去指責他說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他當時回說：「我幫你們弄到獎學金了，弄了手機卡，銀行卡，駕照。弄了整整一年。」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這段經歷，余澤霖覺得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問題，「有時候太過重視爭取一些東西，反而忽視了自己學校陸生同學的一些想法，包括他們確實想要活動，但是說實話我沒有辦法搞活動，因為我們當時不算正式社團，沒有經費，我唯一辦了一次餐會還是自己掏了錢，結果很多人卻不去，或吃了一下就走之類的。」

第一輪沒有候選人票數過半，到第二輪時下面有位同學就直接攻擊他說「再給你投一百次，你也投不上。」這句話對他傷害很大，感慨辛苦了一整年爭取權益竟然換來這樣的結果。「我覺得如果我照顧自己生活肯定會生活得很好，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像辦手機卡我找朋友很快就可以解決了，銀行卡借別人名義就可以辦好了，很簡單的事情，我就可以自己去爭取自己的權益啊！」為此心灰意冷，於是第二輪時便放棄，認為沒有必要繼續參選了。而後來第二任會長上臺後果然就跟他作風截然不同，著重在校內活動、社團、宿營等等，「這樣說實話挺好，但是後來就沒有人去關注陸生權益這方面的事情了。」

雖然對權益問題冷感的人還是佔大多數，但余澤霖認為幾乎每個陸生都會面臨到權益問題，只是早晚罷了，「很多人直到畢業、找工作寫簡歷時才反應過來，像最近還有同學來找我說，他發現他大學什麼也沒做，沒有實習過，也沒有找過工作，那他就業時怎麼辦，有誰會要他？」

首屆來臺的陸生報名的學校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也不是特別高，在大陸也沒人聽過，因此很多陸生畢業時第一選擇還是繼續就讀研究所，或去海外讀研究所，「想把學位先搞到手，這樣找工作的時候會方便些。」

我問他是否會後悔那時候這麼熱情地想去解決問題卻變成這樣，他很堅定地回說不會，只是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花太多時間爭取他們的認同」，他曾在去年暑假參與Co-China的營隊向老師聊起這段經歷，反省到「這畢竟與同學的成長環境有關，如果這個群體不認為你是他們的一份子，便很難理解你能做什麼事情。」但他並沒有後悔自己為這個群體做的一些事，並且表示如果能再來一次，他會再一次去維護陸生的權益，也會更加成熟的面對這些問題。

總是希望對方過來了解自己，而非自己過去

為什麼願意主動爭取權益的陸生這麼少呢？這陣子我陸續拿這個問題向幾位陸生朋友請教，得到的答案儘管不太一樣，但共通之處很明顯地是臺灣社會輿論氛圍，透過主流媒體加以構框的偏見印象，並透過一而再地轉貼妖魔化「中國」的字句或嘲諷漫畫以平息自己莫名的憤怒。

我問他是否會後悔那時候這麼熱情地想去解決問題卻變成這樣，他很堅定地回說不會，只是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花太多時間爭取他們的認同」，他曾在去年暑假參與Co-China的營隊向老師聊起這段經歷，反省到「這畢竟與同學的成長環境有關，如果這個群體不認為你是他們的一份子，便很難理解你能做什麼事情。」（攝影 / 游承翰）

以前曾經很不解為什麼可以對著黑影胡亂開槍就覺得這是正義了？為什麼可以在不認識對方背景的情況下不假思索地貼標籤？導致很多臺灣人對於「中國」總是有不明所以的憤怒或焦躁不安，像幽靈一樣並不清晰可見卻又難以散去。

因此，與其問陸生怎麼不來多爭取些權益，我倒想追問的是，為什麼每每討論到陸生時就充斥著因為不了解而拼命反對、謾罵的聲音？我們或許該反省對於溝通的定義，是否被框限在「只想聽到符合自己設想的情境」，老想著對方說錯了。

從對台灣社會可能有的憧憬到後來發現制度上對陸生種種的壓迫，他總結道：「所以變成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當初台灣要我們來是希望我們體驗臺式民主、台灣民主自由的社會氛圍，但是你發現來台灣之後沒有人感受到這種東西，或者他有感受，但卻不會對這種制度有任何喜好，因為很簡單地想像──你怎麼會去喜歡上一種制度，是把你作為假想敵的制度呢？」

無論是對陸生的誤解情況，兩岸的對立衝突或對話關係，他認為很多其實是從政府開始的，或是在一些論壇活動上對於中國大陸的討論，「還是比較片面，傾向於去相信二十多前的大陸。」對此問題，余澤霖說很希望台灣同學可以去大陸交換，無論是好是壞，總是要親眼看過、體會過，才有自己的評價。他想起之前太陽花運動期間，在人人網轉發一些抗爭現場的消息或照片，下面留言就引來很多網友的謾罵或貼標籤。他感受到很多評論是很極端地對立，似乎非獨即統，「總是希望對方過來了解自己的想法，一直希望你過來，而不是我過去。」

他引用了一個說法，要大家別把兩岸交流想得太美好了，「如果你要成為兩岸交流的一個橋樑，首先你要做好被兩岸人民被踩在腳下的準備。橋就是要被踩的啊！」

文 / Vanessa

余澤霖，文化大學史學系（攝影 / 游承翰）

一個人的知名度，似乎會伴隨他被誤解的程度而滋長著。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一點也不了解陸生在想什麼，尤其是那些被解讀成是「想出名」的陸生，或者我也曾經是這樣想我的陸生朋友吧！想起余澤霖曾跟我提到他要競選陸聯會會長，當時我會忍不住想爭取權益的方式明明有很多種，為什麼總是要先去摘個頭銜呢？不過我確實是不清楚他剛來台灣那幾個月的經歷，後來才知道他主動退選了，卻也沒過問原因，以及退選以後他怎麼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

余澤霖，我猜提起他更多人會叫的是「刀哥」，這是他的綽號，是源自於小時候充滿傷痕的記憶。因為隨父母工作調動，他小時候經常轉學，而後到廣東之後，由於父母忙只能一周回一次家，班上同學常因為他因為不會講廣東話排擠他、侮辱他。他曾在臉書回憶道：「國中三年，我的牙刷被人拿去刷過廁所，我的衣服被人偷偷丟進垃圾桶，同學喜歡取各式各樣噁心的綽號去稱呼我。那個時候，也是我成績最差的時候。」

最近因為「靠北部落客」粉絲頁極盡各種嘲諷羞辱，終於促使一位藝人自殺身亡的事件，讓臺灣很多人反省網路罷凌的問題，因為網路罷凌相對於日常生活面對面的互動，更難以捉摸，可能也是隱藏於為發洩而發洩的話語暴力。我想也是勾起了余澤霖小時候被罷凌的記憶，「我被稱為刀哥也是從那個年紀開始，因為我開始會去買那種看起來很漂亮的刀，名義上是帶回宿舍削水果用，但所以那個時候我開始想要帶刀，因為真的是哪怕多一點也好，我不希望別的孩子欺負我，我希望他們害怕我。」他感謝後來有班主任開導他，輔導他的課業，讓他學習怎麼專心地做自己的事情，而漸漸不去管他人的污言穢語。

網路罷凌，其實也經常發生在陸生身上，背負著「身為中國人」的原罪，而遭致許多未經查證而斷章取義的評論，責怪陸生活該被罵，或是「不爽就不要來」，像是去年陸生蔡博藝參選淡大學生會選舉事件，因為國籍而掀起對於陸生根深蒂固的歧視，余澤霖就很有共鳴。

串連北中南全台陸生會 尋求共識

剛來台灣的那兩個月，余澤霖那時候想，既然有僑生會，那要不要也弄個陸聯會。「大家當時資源比較少，就想說要不要聚在一起討論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解決的方案，或是未來有一起辦活動的可能性。」2011年第一次的陸生大會，就召集了北部八個學校的陸生，包括淡江、銘傳、輔仁、北醫、世新等，在銘傳大學的食堂開會。「因為大家都沒有錢，就找了當地的食堂，趁下午沒有人吃飯的時候，大家各點了杯飲料坐在那邊談下了一個下午，可以說是第一次陸生有組織的聚集起來討論陸生問題，探討解決方案，也是我第一次見到蔡博藝，還記得當時她問我辦這個有什麼意義？現在想想挺好玩的。」

當時在那場會議之上，由於只有北部的學校，並沒有太大的共識。之後余澤霖就想是否可以擴大到讓中南部的學校加進來，於是在大一下學期，認識了台大台陸學生交流會第一屆會長林韋翰，當時他還沒出來選學生會長，林韋翰表示願意協助他。然後余澤霖在多方聯繫下一共找了大概二十間學校，五十多位人，上午來台大參觀學校，下午借了教室開會。

2011年第一次北部陸生大會（感謝余澤霖提供）

正好那時在台大剛好正在舉辦海峽尋新的論壇，邀請江宜樺（時任行政院副院長）來演講，他們覺得是一個好機會，想去「上訪」（陳情），不過各校談不攏，大家大多不想涉及到政治問題，甚至余澤霖邀請的蔡博藝上台後也批評他們只是在辦一個毫無意義的聚會。而後經過一番辛苦的協調，終於促使大家坐下來，談談陸生所面臨的現狀和困難，並且總結出陸生六大問題的完整內容。

陸生六大提問上訪江宜樺 意外引發媒體關注

第二天就在江宜樺結束在海峽尋新論壇的演講後，余澤霖第一個衝上去跟他握手，並當面提交「陸生六大問題」的意見書，其中包括不能打工、實習、獎學金等問題，江宜樺當時並不知道陸生沒有健保這件事，還愣了一下，反回：「不是在臺的所有學生都應該有健保嗎？」

陸生「上訪」這件事隔天引起了媒體高度關注，開始追蹤報導陸生的權益受損的問題，「像當時沒有手機卡、電腦、銀行卡、駕照的問題，出入境多次返簽的問題。當時跟他（江宜樺）聊了一下，把文件遞給他，然後就沒有下文了，他就再也沒有理過我了。」

銀行卡和駕照主要是因為行政手續上的問題，後來鬆綁成來台六個月以上可以申請。手機卡的問題則比較麻煩，因為要年滿20歲才能有手機卡，大陸與臺灣的綁約方式有差異。余澤霖回顧大一跟校方溝通的過程屢屢遭到刁難，學校不願為學生擔保找了許多藉口，「擔心陸生跑了不交錢怎麼辦」，或是出了問題就第一時間想著把責任推到學生身上，讓他大一在跟電信公司與校方來回協商的過程，看到了行政官僚的一面，感慨臺灣不像原先想像得有人情味，「學校應該去關心他的學生，如果把學生招過來，就要負起照顧學生的責任，而不是把責任都推到一邊。」

第二天就在江宜樺結束在海峽尋新論壇的演講後，余澤霖第一個衝上去跟他握手，並當面提交「陸生六大問題」的意見書，其中包括不能打工、實習、獎學金等問題，江宜樺當時並不知道陸生沒有健保這件事，還愣了一下，反回：「不是在臺的所有學生都應該有健保嗎？」（攝影 / 黃重豪）

至於為什麼跨校串連陸生的會議並沒有持續下去，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議題並沒有實質的進展，另一方面則到中南部的學校來台北開會，交通費和住宿費都是一筆不小的錢，而我們並沒有補貼，大多都是自己出錢。余澤霖回憶起當時的情況，有來自逢甲、靜宜、嶺東科技、東海的陸生，尤其屏東來的一個學生讓他特別感動，「他白天早上一個人坐高鐵上來，到的時候我們會都快開完了，我說『要不你明天再走，今晚我們幫你找個地方住下。』他說不用，我還是坐高鐵下去吧。」

也許真要有陸生死在台灣，才爭得到健保

關於陸生沒有健保的問題，余澤霖覺得這已經變成一個深關陸生權益但陸生卻不能參與的問題，很多次都要開放，但是經常在立法院石沉大海，沒有下文而社會輿論也對陸生納保很不友善，當很多人質疑憑什麼要給中國學生健保時，余澤霖總是耐心提醒他們說：「今天在台的所有學生都有健保，你憑什麼不給陸生？而且陸生加入健保又不會讓健保虧空。」

有人覺得陸生會吃光台灣人的健保，他回：「首先第一點，陸生還沒有健保，健保已經在虧空了，這不是陸生的錯。其次加入健保的陸生普遍都是年紀在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這不是健保主要消費人群。數據可以證明，主要消費人群在六十歲以上人群。你要是怕開放後健保會被陸生用光的問題，大可以用政策立法限制住就好，這不過只是立法上的一個細節問題，並不值得台灣社會如此恐懼。

之前曾發生差點鬧出人命的案例，余澤霖提及淡江大學陸生崔耘當時的情況，「她得了一種急性病，血小板降到常人的五十分之一，隨便一動就可能大出血，治療費更是很高，一天光輸血就要四萬塊臺幣，當時她付不起，也無法轉院，因為她完全不能動，當時真的差點死在台灣。」而因為這個契機，引起很多人寫文說「救救陸生」，直到後來校方出面願意幫她負擔醫藥費，崔耘也好不容易康復。回顧這段，他說：「一個女生孤立無援來台求學，也許只是想好好讀讀書，突發疾病卻無法負擔醫藥費。當時我們朋友之間真的開過一個苦澀的玩笑，說也許真的得有一個人因為生重病死在台灣了，台灣才覺得要把陸生納入健保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