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TK

「我連臺灣的獨立製作紀錄片都看得不多，為何要去看中國的？」

當我們跟朋友談起即將在五月舉辦的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裡面有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的作品，他們發出了這些疑問。

「你剛說，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所以作品講的是『中國獨立』嗎？」

其中一位朋友這樣回應貌似團隊的夥伴。初聞，相視而笑，停下來後卻發現，對方好像真的很誠懇地設定這句話為一個「問句」。

這幾個細碎的小片段，集合一處，彷彿也切實地映照了中國獨立紀錄片在臺灣，夾雜著對於「中國想像」的複雜情緒，與「獨立紀錄片」這個敘事形式，既陌生又熟悉，既遙遠又靠近，內外交迫，必須面對的現實。

影像來源：TIDF（王我作品《沒有電影的電影節》）

透過獨立導演的眼睛 重新發掘中國

今年3月11日，TIDF 的前導講座第二場，播放導演鄒雪平的作品《孩子的村子》，映後座談的政大傳院教授郭力昕，與現場觀眾談及的二三事，現在回想起，有幾點特別值得回味。

關於某些人認知「中共就等於整個中國」這件事，郭力昕認為對於中國社會的理解，是需要去層層細分的，以一種「概念化的中國」把全部我們所以為的「負面想像」，一次攪動在一起，在尚未足夠沈澱的時刻，無法用相對平和的眼光看待「非統治階級」的人們。他鼓勵觀眾朋友，先具備內在的自信，帶著一顆好奇心，這個心態，進一步促使我們將觸角往外延伸，尤其是面對鄰居──這個陌生的中國，我們得以透過這些獨立導演的眼睛，發掘他們認識的中國，從他們的視角來發現他們觀察到的中國社會。而這正是之於臺灣觀眾，TIDF 可以扮演的特別角色。

我想起，居禮夫人 (Marie Curie) 認為「生活中沒有可怕的東西，只有應去瞭解的東西」(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從參與影展的前導系列講座以來，聽著現場觀眾的發問與分享，我一直在重新思索，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可能性：它是否可以在不同族群，超越國族認同與想像，從「人」為出發點，成為一座堅實的對話橋樑，扮演這個社會對於「他者」相互理解，進而同理的平台？

影像來源：TIDF（趙亮作品《悲兮魔獸》）

躍上大螢幕 直觸禁忌的質問

當這些作品，終於被放上劇院的螢幕，我們得以毫無障礙地進場、觀影、言說、分享，這些影像的背後，在他方繫著多少在困境中不願低頭的信仰？

我想到，不論是工作者在中國現實體制內的掙扎，抑或是一部獨立作品終於問世，獲得青睞，走向國際影展，製片或是策展團隊，一路走來，如此艱難，卻也是如此珍貴。看著鄒雪平完成的《吃飽的村子》與《孩子的村子》這兩部觸及中國在上個世紀發生的「大饑荒」議題，我不斷想著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位工作者需要多勇敢，迎戰孤獨，與這個社會的質問（你明明知道這個議題不該挖，卻還去做它，你究竟是怎麼了？），去面對完工後乏人問津甚至無法出版、公開播映的窘境，甚至一不小心抵觸政體設定的議題底線，可能遭致的生命威脅。

談論到中國攝影師「當代最現實的挑戰」，盧廣認為是「如何繞過政治審查和市場規律，好給這個一方面正被貪污啃食，又急迫追求正義的社會，一個真實的臉孔。」回想，那一股在逆境、沈默中選擇說出想法，一步一步釐清、靠近「真實」的勇氣，不正是我們在藝術創作者的血液中，所能找到，最動人，也最真誠的篇章嗎？

影像來源：TIDF（周浩作品《大同》）

如果你在找尋新的視角認識中國

美國民歌的重要人物 Woody Guthrie 嘗言：「生命就是聲音，文字就是音樂，而人民就是歌曲。」

關於中國人民的一篇樂章，在如此維穩的政治現實中，如何可能？

隨著時代向前走，中國曾經確實存在卻又陌生的「大饑荒」，至今卻仍然是一團迷霧——而在中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的眼中，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起始點。隨著2010年，他嘗試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帶著攝影機，學習紀錄片的精神，回去自己生長的地方，透過爬梳歷史軌跡，捕捉經歷過大時代的眾多身影。甫而立之年的鄒雪平導演，就是這場運動的其中一位象徵人物。她的「鄒家村五部曲」就是一連串有生命，有思考的成長歷程，讓人見證一位紀錄片工作者對於家鄉的真誠探索。這個重大的行動，也讓更多願意深入瞭解的觀眾，從中映照紀錄片面對社會、人群、記憶、新美學觀點開拓的可能性。

今年五月開始，更多難得一見的作品，將會一一在 TIDF 的大舞台上亮相。完成這些作品的工作者，也將踏上臺灣的土地，與這地的觀眾對談，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關於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

最後，以談論當代中國攝影的作品《鏡頭下的中國》，深入各地追蹤中國影像工作者的法國紀錄片導演 Emma Tassy，在第一集〈環境的變遷〉的旁白結語，為這篇導言做一個小結。

「在中國，這種（對過去生活經驗的）失去來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波及社會上所有階層。僅只三十年間，農耕文化就讓位給城市文明。本土攝影師讓自己置身於既令人迷失方向、又抹除一切的過渡時期。那是一種病癥，一個盲目服從於權力與速度的時代；他們的作品對那些正在對抗『集體失憶』的人民來說，是足以建構成描繪混亂的影像遺產。」

這些珍貴的影像紀錄，不論你來自何方，中國，或是香港，或是臺灣，今年，在 TIDF 你也得以成為其中一位參與者。因著有一群遠方的工作者，以他們的真誠與勇敢，向深井投擲了一枚小石，等待你我的回應。

文 / Vanessa

王崇昌，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去年324凌晨，天未亮，我跟隨著警方最後一次驅離的人群中走出來，耳邊不斷響起救護車的嗡鳴聲，眼見頭破血流的傷者一一被送上車，我瞥見走在我前面的朋友哭了，他用手試圖抹去止不住的眼淚，重複吐出什麼字句卻在嘴裡含糊不清著，我猜他想說的是「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沒想到原先和平靜坐到後來會變成怎樣，或是在此之後成為身邊許多朋友難以平撫的運動傷害。

而始終，所謂規模空前盛大的318運動一方面抗拒著被當前的社會型態收編，強調要積極介入並改變既有結構，另一方面使許多運動者在高昂的抗爭情緒中，反覆回憶著高度衝擊性的場景，回看日常生活忽然感到異常陌生，甚至將士氣的消解歸咎於日常的鬆散、平淡乏味。不過佔領期間仍然要過日子，該上班就上班，該上學就上學，離開立法院周邊就可以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有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是在與世界對話，實際上不過是自言自語。可是，在試圖說服別人聽懂自己的主張時，我們真的已經成功說服自己了嗎？

如果我是臺灣學生？

我的懷疑恰好透過王崇昌的回答給出了一點提示吧！回憶起去年佔領立院運動時，他的朋友邀他去立法院現場看看，他都回絕了。「我不想把自己推到一個進退兩難的地步，雖然我支持臺灣學生的想法，但我不贊同他們攻佔立法院這個行為。」他支持訴求的理念，但認為行為畢竟還是違法的，「當一個立法機關都被侵佔了，那一個國家的尊嚴在哪裡？」

「我之前一直沒有特別參與或關注政治方面的事情，只是太陽花運動鬧得很大，我變得不得不去思考這些事情，為什麼會這樣？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會是什麼？他們這樣做究竟是對或不對？」王崇昌認為這是一個實際的案例擺在他們面前，提供一個反思自己的機會，讓他學習站在臺灣學生的角度思考自己可能會怎麼做。

佔領立院運動鬧得沸沸湯湯，也使他不得不去思考「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這個問題。他提起自己有一個在台大的朋友，「他很支持台獨，但我跟他交情很好。」這位朋友時常主張臺灣不屬於大陸的想法，然後就會問他的意見，而他也會闡述自己的看法，王崇昌說：「但他也不會因此而討厭我」。儘管他們平時並不會很投入於談論政治，但王崇昌覺得自己對於「臺灣是一個國家」的立場多少還是會有一些想法，「畢竟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到了這邊就反過來，喔對了，我朋友他一直跟我說，大陸是台灣最大的離島。」想起這段，他自己也覺得很好笑。

無論體制怎麼樣 也不是我一句話能改變的

不過當時在一番思考以後，他仍然選擇不去抗爭現場，「可能還是因為受到以前教育的影響，還沒辦法很輕易地去實踐自己的想法，不會說你今天做得不好就要去改變它，總是想是不是要用比較婉轉、迂迴的方式，而不是這麼直接的方式，可是臺灣學生是直接抓住問題就點破他。」他覺得要訴求理念有很多種方法，未必要採取比較暴力的手段爭取注意力。

至於怎麼看待反服貿的立場，他認為還是要看站在哪個角度來評論，畢竟兩個國家之間簽訂的協議，一定是有利有弊的。「今天服貿一拿出來就是說明了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不然根本就不會拿出來，拿出來就已經表示要做這件事，只是來告知一下民眾。」

他認知到「無論體制怎麼樣，也不是我一句話能改變的。」王崇昌覺得發表過多評論也沒有什麼意義，「至少不要多說風涼話就好了」。剛來臺灣時，他發現臺灣人對於陸生很多的誤會、批評是基於不理解，「比如很多人覺得陸生應該很有錢，以為能出國的都很有錢，但其實有些陸生家境狀況並不是太好。」像是他觀察到身邊的一些大陸同學會特別節儉，「可能每天吃的就是學校餐廳自助餐，用的東西也不是很好，比如我們用的都是智慧型手機，他還用以前的那種非智慧型手機……」

對於應該如何主動爭取權益的問題，王崇昌不認為自己是這樣的角色。他曾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參與陸聯會，發現一些對於爭取權益投入較多心力的陸生，會持續關注特定議題，像是陸生不能納保、不能打工的問題，但卻可能缺乏群體的合作，導致往往要等到個案成為新聞媒體上被討論上的事件，如之前淡江大學陸生崔耘曾因為血小板過低住院，卻付不起手術費用，才比較有機會引起大眾的關注。

在觀察佔領立院的抗爭以後，他漸漸覺得，雖然爭取應得的權利是必要的，但可能一些陸生花太多心力在爭取權益，恐怕忘了自己先前來臺灣的初衷是什麼。（攝影 / 和聲）

不過，在觀察佔領立院的抗爭以後，他漸漸覺得，雖然爭取應得的權利是必要的，但可能一些陸生花太多心力在爭取權益，恐怕忘了自己先前來臺灣的初衷是什麼。他反思到在主張改變社會以前，自己要先改變，「要先去學會適應這個社會，而不是指望社會來適應你」，他認為這是出國留學要有的基本概念。「我們陸生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可能會被想成是需要被保護的人，可是我覺得來到外面了就應該要想到，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你而停止轉動，所以我覺得要去學習怎麼跟世界一起轉動。」

陸生繳的錢不比台生少  健康本該是最基本的權益

然而，談到陸生不能納保，因為聽說過太多陸生生病也不敢看醫生的案例，王崇昌覺得這確實是「臺灣最過分的地方」，「健康是人最基本的權益，如果連最基本的都不能保障，那我們為什麼要來這邊念書？」他提到臺灣開放陸生也是要為了解決自身教育或經濟體系疲乏的狀態，「講難聽一點，臺灣就在利用我們陸生，可是利用卻連最基本的待遇也不給我們，真的說不過去。」

對於一些人反駁陸生會佔用健保資源的說法，他回：「這是關係到自己的健康，這些錢我們不會捨不得出，而且我們繳的錢還比臺灣人更多，為什麼不能來享有這個福利，而且健保目前的經濟拮据狀態，也不是陸生造成的。」他覺得無法納保的限制已經造成很多未來有意願要來台就讀的陸生，不得不多考慮的問題。

畢業最大受限：台灣無公衛證照制

目前陸生限制在台「不得考照」或「不得續留臺灣就業」，但對於就讀公共衛生系的王崇昌來說，真正的阻礙在於台灣目前根本沒有「公共衛生學」的正式執照（牙醫、護理、藥學、醫技等都有證照可考）。相對而言，會讓公共衛生學系的學生難以與其他人在同一工作領域上而有所明顯區隔，畢業出路受到的挑戰也會比較大，他說：「畢竟如果我能通過能力資格考試，就有工作上的保障」。因此，他選擇繼續申請研究所進修醫務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訪問完王崇昌過沒幾天，傳來一個好消息，台北地院於4月17日判決RCA（美國無線電公司）與後來併購的法國Technicolor、湯姆笙（thomson）公司未盡維護環境與保護員工等義務，必須賠償445名RCA員工共5億6445萬元。RCA案不僅是臺灣史上最大的工殤案，也因為工作環境與罹病之間的關係的認定是高度困難的工作備受關注，這次判決採用公共衛生流行病學中「合理蓋然性」理論，讓多達58次的開庭膠著狀態終於起死回生。

從這個「遲來的正義」，我們看見了案件背後，一些積極投入研究與作證的公共衛生學者，然而，在臺灣社會，公衛人力需求與日俱增之際，卻可能因為沒有建立公衛證照，嚴重影響這群畢業生就業與服務社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