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和聲（臺藝大研究所陸生，2014年9月來臺）

影像來源：TIDF（趙亮《悲兮魔獸》）

從影片第一顆鏡頭說起吧，廣袤荒涼的山川，在蒼白的艷陽下毫無避諱地曝露它斑駁的皺紋，它沉默地望著觀眾，觀眾亦沉默地注視這片毫無生機的陌生風景，直到山川一隅毫無預兆地崩裂，伴隨一陣驚悚低沉的轟鳴，一場災難史由此低喃進觀眾的世界。

講述「人類破壞自然、最終自己受害」的環保題材，顯然在這個影像氾濫的時代已不算新鮮，然而《悲兮魔獸》卻用獨特的影像魅力引導觀眾沉默地凝視90分鐘。沒有對話、沒有旁白，可是觀眾卻能透過導演趙亮嫻熟冷靜的攝影機知曉正在發生的每分每秒，那裡面有自然的悲鳴、有大人留給孩子殘酷未來的預言、有無休無止的貪婪、有個體在命運下的無能為力，在「故事全勝」的影像創作時期，導演趙亮用不說，來說出每一個人都逃避不了的罪責。

「中國」、「環保」、「高速發展背後真相」，影片所透射出的這些關鍵詞在過去多年以來始終未曾消退它對好奇中國現況的牆外觀眾的吸引力，然而趙亮的企圖心顯然不僅於此，「從局部來說，我舉的例子肯定是有關與（中國）政府、政策、體制的問題，從全球來看，人類的需求、麻木性都有關係。」趙亮在映後座談會上回答現場觀眾提問時如是說，他直爽地回應觀眾的「奇觀」質疑，笑稱那是自己的幸運，可那無奈的微笑又充滿一種難以言說的意味。

《悲兮魔獸》用獨特的視角與編排形式，尖銳地揭露中國問題，卻又突破觀眾獵奇心態，令觀眾跨越地域限制，重新審視與自身相關的環保問題。

趙亮認為：「影片傳達作者的思想或意識，最重要的是傳達得夠不夠好或完善，被拍攝者的說話也是作者利用來表達自己想法的東西，我沒用那種語言，用視覺畫面語言讓觀眾去感受，而不是用聲音言語堆砌。 」（攝影 / 柯智元）

從《上訪》到《罪與罰》，趙亮採用長期持續跟拍特定人群，以常人難以觸及到的近距離觀察，從這些小人物的真實遭遇透射出背後的社會問題。而這一次，他則試圖以《悲兮魔獸》突破創作形式，融入裝置藝術與詩語言編排敘述方式，以期通過影像帶給觀眾與眾不同，卻又發人省醒的視覺震撼。

而這種獨特的視覺震撼中依舊保有趙亮一貫對於特殊底層人群的凝視，在影片拍攝過程中，趙亮依舊保有對工業生產鏈相關的農民工採訪調查。他在受訪時，忍不住述說起礦場農民工夫婦以及那些塵肺病人背後的辛酸故事，可是影片則克制地省去他們的對話，對此趙亮認為：「影片傳達作者的思想或意識，最重要的是傳達得夠不夠好或完善，被拍攝者的說話也是作者利用來表達自己想法的東西，我沒用那種語言，用視覺畫面語言讓觀眾去感受，而不是用聲音言語堆砌。 」

影片中有三組頗有對照意味的農民工肖像大特寫──煤塵撲面的礦工、焦炭倦容的冶煉工人、怏怏在床的塵肺病人，仿佛農民工人一生勤勞卻不得善終的窮苦寫照。趙亮傷感地說：「我曾經把碟寄給礦工看，他看完跟我說『小趙，挺心酸的哦』。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幾乎反看不到自己，大多數中國人都像他們很堅韌地生活下去，只有透過影片才看到自己，他都沒想到自己挺心酸的。」

導演趙亮在片中還安排了一個嚮導，背著鏡子走在千瘡百孔的山川與人類貪婪幻想建構的鬼城中。我們不單看到嚮導所看到的一幕幕心碎景象，也透過他的鏡子看到他看不到的背後，那依舊沒有帶給人希望的殘酷現實，不論是農民工或是作為一個普通觀眾的我們，或許只有透過《悲兮魔獸》帶給我們新的凝視視角，才能看到那片我們許久只知在他者身上發生，實則與我們每一個人都緊密相關的「魔獸」世界。

文 / 惠宇

「從海峽到海洋，兩岸還能維持現狀嗎？」對談活動（攝影 / 胡璇藝）

新政府換屆就職的第二天，貌似實驗室與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團隊，聯合邀請知名作家范疇、輔大法研所陸生胡冰，以及臺大政研所邱丞正，對談兩岸關係與臺灣未來，並以青年學子的觀點，挑戰范疇書中的看法。題為「從海峽到海洋，兩岸還能維持現狀嗎？」的對談活動，針對范疇在書中對兩岸問題的觀點，以「兩岸關係」、「轉型正義」、「中國民主化」三個子題串連，跳離傳統聽講模式，由講者對談分享和台下觀眾互動討論組成，毫不保留地交流想法。

如果換個方式切蘋果，會看見什麼不一樣的天地？

范疇在引言時拿出了兩個蘋果和一把刀，以順著蒂頭往下切，和由果肉中心橫切而過，兩種切蘋果的方式為喻，也如同「倒立看世界」這樣，在世界變化越來越快、科技日新又新的未來，希望今晚「來講火星話」的自己能給聽眾們「開開腦洞」，讓大家從此看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

他舉出當天下午對前AIT處長卜睿哲先生的提問給觀眾思考：如果明天中國找美國簽署「臺灣永久中性化協議」（註1），或是如果明天臺灣宣布要將英文名字由「Republic of China」改成漢語拼音版本的「ZhongHuaMingGuo」（註2），美國將如何回應？范疇認為，現在臺灣無人承認主權、國際空間受阻的尷尬情況就像電影《阿凡達》中「漂浮在空中的島」那樣。

因此，若能簽訂「中性化（Neutralization）」協議，對臺灣現狀也有好處。（註3）此處中性化與「中立化（Neutrality）」意涵不同，國際上承認的主權國家，才能夠宣告自己「中立化」。「中性化」的概念源自1917年荷比盧三國簽署的中性化協議，此類國家在和平時期也能夠維持這種「漂浮在空中的島」的狀態。

對中性化的倡議，胡冰在之後的對談中也補充了另個有趣的說法，不僅是臺灣中性化，還連帶琉球、香港、關島等聯合起來成為「島鏈聯邦和平共和國」，作為中美緩衝區。但他認為「中性化」的可行性還要再討論，因為中國會對臺灣問題國際化有所顧慮。邱丞正則說，不論是哪個方案都跟臺灣沒什麼關係，都需要其他大國都談好後才可能做，因此必須要先討論的問題或許是「中立化後美國經濟可以維繫嗎？」還有「中國對內統治正當性」的問題。

「沒臺灣什麼事」的兩岸關係

在切入第一個主題前，主持人做了現場民調，調查大家是否認同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上的兩岸論述，現場約有一半的人認同，個位數不贊成。
對於「兩岸關係是否能維持現狀？」這個議題，胡冰和邱丞正認為，應該要先定義「現狀」是什麼，才能夠回應。邱丞正則進一步指出，「現狀」非常脆弱易破，但如果假定美、中沒有像換總統這樣的大改變，那這個「現狀」至少能夠維持半年。胡冰在這之後打趣地補充，「因此臺灣人絕對要支持希拉蕊當選」，引來全場笑聲。

范疇則提到，兩岸關係短期內其實「沒有我們臺灣人什麼事」。臺灣社會一再以「剪刀石頭布式」短視且二分地看法將兩岸關係窄化為統獨問題，無法看見以圍棋式，「局」為考量的國際社會。縱然是過去以李登輝時代以博弈論觀點為基底的「十八套劇本」來看兩岸，也無法應對中國幾千年來玩的「統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與戰術。

因此，他稱這是「我用過最難聽的字眼」，認為臺灣其實是在「自說（自己講就好了）」、「自憐（稱呼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以及「自戀」。事實上放在國際脈絡中，臺灣是中美棋局中一顆很重要的棋子，雙方都不會輕易放手，習近平也不會立刻統一臺灣，真正大的變數會是南海、美國總統選舉、還有TTIP等，兩岸關係已經不是三十年前談的那種統一，而是更大的「局」。

范疇認為，中國的經濟像是「八個茶壺五個蓋」，不能單純用西方經濟學視角的「崩潰」來形容和預測，掌握大部分經濟資源的中國政府，對其資源的調度和控制是沒有問題的。（攝影 / 胡璇藝）

中國經濟的「八個茶壺五個蓋」

在這輪觀眾的提問發言中，有人問及講者對於「臺灣會提前被大陸統一」這個說法的看法；還有人提問菲律賓選出親中總統對於亞太平衡的影響。針對菲律賓問題，邱丞正認為菲律賓固然是區域不穩定因素，但因為中央對地方的控管力不高，即使變天對於南海、亞太地區也無太大影響，臺灣反而應更關心臺商很多，但根基仍不夠穩固的越南。

范疇則以自己長居中國的經驗回應，從胡錦濤時代在執行上就已經把臺灣當成中國的一部份，包括近期卡式臺胞證的政策，若沒有任何意外，十年、二十年後，兩岸就是真實的「血肉相連」了。而「形勢比人強」，對中國來說現階段最重要的主要是經濟問題，若是今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明年十九大經濟撐得過去，習近平的政權就沒有問題。臺灣最應該避免的是把自己變成中國犧牲名單的第一位。

貌似實驗室曾訪問過的陸生邵磊補充提到，若中國搞不定經濟將矛盾轉移對外、激發民族主義，對兩岸和國際關係都無好處，對臺商也有會很大影響。

范疇則認為，中國的經濟像是「八個茶壺五個蓋」，不能單純用西方經濟學視角的「崩潰」來形容和預測，掌握大部分經濟資源的中國政府，對其資源的調度和控制是沒有問題的。當前真正關鍵的是「貨幣」，「人民幣決定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決定中國政治」。而中國現今以「茶壺蓋移來移去」的方式暫時撐著，若四大銀行帳外的帳如實反應到帳內，必會撐不下去。

對臺灣來說，則須要注意目前對人民幣曝險率很高的問題，若是中國經濟進入不穩定，甚至垮台式的情況，臺灣將會是第一個被嚴重影響的地方。

邱丞正接續范疇的看法，認為處於「缺血期」的中國現在是將血液主力補足到受僱員工較多的部門，而因應各項勞動保障出台、企業人事成本提高，許多企業外移，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要如何將製造業轉向非勞力密集、附加價值高的產業。如果金融系統出了問題，下一個便是製造業，製造業的問題才是中國的硬傷。

胡冰則對經濟持較懷疑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經濟崩潰」的論調所在多有，年年在書名上改個年份就可出書，但這些預測是否是以片面的情形來類推至全中國也值得質疑。不過，對於臺灣可能是中國經濟不穩定的第一受害者，他笑稱，那大家就一起「集氣」別讓中國經濟不穩吧，引來現場觀眾的笑聲。

當我們在談轉型正義時，我們想談什麼？

活動的第二個子題是「轉型正義」，簡要來說，是一種處理過去歷史的態度，其主要內涵是「處置加害者」、「保護受害者」和「保存歷史及對體制的反思」。臺灣目前僅有補償受害者這部分。現場民調中，大家對於「是否同意蔡英文優先處理轉型正義」這個問題，有一半同意，另一半則否。對此現場觀眾也有熱烈的討論。

現場不同意的一方中，有人認為轉型正義「像是『文革』那樣奪權式的政治清洗」，也有人引用前行政院長張善政的說法，質疑「轉型正義能創造多少GDP」，已經轉型過了的臺灣又要轉到哪裡去呢？若明明想賺錢的臺灣一直執著在「權力」和「正義」的爭辯，是不是放錯重點了？

一位觀眾提到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我們彼此對轉型正義、經濟這些詞彙的想像是什麼？而追求好的經濟數據、很多錢之後就真的快樂了嗎？這番話也獲得全場掌聲。（攝影 / 胡璇藝）

而現場支持的一方則指出，轉型正義的意涵並不在於清算，反而是療傷，特別是在乘載很多歷史記憶的臺灣，因誤會和猜忌造成很多撕裂，轉型正義反而能讓大家把話說清楚，解開傷痕誤會一起往前走。另一位觀眾也補充，公布檔案、理解過去才能在未來避免同樣的情況發生。她也提到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我們彼此對轉型正義、經濟這些詞彙的想像是什麼？而追求好的經濟數據、很多錢之後就真的快樂了嗎？這番話也獲得全場掌聲。

另外，現場也有人提到賺錢跟轉型正義其實並不衝突。有人質疑，把轉型正義和清算綁在一起討論，會將想像限縮在既定框架中。也有人引用紐約時報文革專題中聶元梓等人「我們都是被利用的一代人」的說法，認為臺灣的轉型正義只要找一個人來負責，讓蔣介石從神壇上走下來就好。

一位自稱「台中陳柏霖」的觀眾則認為，轉型正義可以讓我們把過去沒有用的組織消除，恢復健康的制度；也像是國外案例那樣彼此坦誠相見將過去說清楚，獲得彼此的諒解，不是把蔣介石一個人拿出來就可以解決的。而一位洞見的作者則指出，當我們談到「正義」時，就有辨別對與錯的問題，如此一來，牽涉到「權力」和「詮釋權」的轉型正義，是否該由政府來做也值得商榷。

轉型正義：我們想要如何面對過去和未來？

在書中認為臺灣應該「放下歷史、放眼未來」的范疇認為，一方面，比起國際上已有明確定義與做法，臺灣在轉型正義問題上還處在較原始的階段。另一方面，「臺灣把自己看的太大了」，只有2300萬人口、3600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沒有辦法什麼都做。執政者不必要地心懷大國意識，卻沒有認真面對內部公務體系病態膨脹的問題，「吃皇糧的人太多」。

他覺得應該要優先催促政府相關單位公開各項檔案，讓專業的歷史學者去研究，沒有必要全民都搭進去。范疇也提到，在談論轉型正義時，到底我們討論的是「Transitional Justice」還是「Justice in Transition」？這個「Justice」是更偏向「司法」面向，有正當程序的司法體系（Justice System），還是更偏向「正義」面要分清是非黑白的很值得深思。

邱丞正認為，轉型正義其實也是「國家正常化」的一部份，是國家從一個需要被矯正的狀態轉到正常運作。他以西班牙、南非為例說明，轉型正義有很多的做法，未必一定要像德國一樣徹底，關鍵是要讓國內社會理清對過去的看法，然後一起走下去。他也特別提到臺灣可借鏡愛沙尼亞，90年代脫離蘇聯後他們建立了一套堪用的政治制度，讓各種聲音可以平等競爭，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得很好。

邱丞正認為，轉型正義其實也是「國家正常化」的一部份，是國家從一個需要被矯正的狀態轉到正常運作。（攝影 / 胡璇藝）

拉回臺灣，邱丞正認為要思考的是「如何讓臺灣變成一個順暢運作的國家？」這包括思考政府機關是否有冗員、膨脹的組織；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是否真的有代表我們的意見；還有討論轉型正義要不要公布檔案、如何審判和追溯等。他個人認為，像政黨制度改革和政黨法就可以先推動。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大家要以什麼樣的面貌一起走下去？」即使是採用張善政對轉型正義的說法，「我們都同意以GDP為目標一起走下去嗎？」是故，他認為這不是由政府來做，而是深入滲透到各階層的工程，「我們如何從個人層面去做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對於討論時許多人提到「文革」和「六四」，胡冰特別指出，即使可能有某些相似狀況，但從事件根本原因到嚴重程度，不論是拿轉型正義跟文革類比，或是以太陽花相比六四，都不可同日而語，臺灣人也不能消費別人的悲痛來達到自己的訴求。

胡冰也提到，臺灣的歷史不只有四百年，要做轉型正義得先從更早來到臺灣的原住民做起，另一方面，要不要照民進黨版本做轉型正義是值得討論的，如果覺得真正的臺灣人應該要尊重自己土地和先民，那不只是不稱「閩南語」為「臺語」，還要跟原住民站在一起推動轉型正義。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化？

講座最後一個子題是關於中國民主化，有趣的是，這次現場民調中，對於中國是否會走向民主化，並沒有很多人舉手作答，反而紛紛問起「中國民主化」的定義。

對於民主化的議題，范疇認為「民主」可以是「人民作主」也能是「為人民做主」。那中國民主化對臺灣是利是弊呢？若將民主理解為「一人一票」並套用在中國，他開玩笑稱，「他一公投就打臺灣了當然是弊啊」，也讓全場笑了起來。

另一方面，范疇延續他在書中的看法，認為中國應該要以黨內民主的方式，選出最高領導人，並且進一步開放縣級以下行政單位都開放一人一票的選舉，也應該要將「一黨專政」的概念提高到憲法層級，並讓去年成立的國安會入憲。如此一來，不只習近平將成為「秦始皇以降第一人」，也有益於長期的統治，爭取改革中國所需至少二十年的時間。他也以新加坡一黨主政的經驗，指出長期最大受益者必然是共產黨本身，至於短期的混亂，他笑稱可以「請臺灣搞地方選舉的人才去啊」。

現場有觀眾建議，中國民主化這個議題應該要問得更精確一點，討論中國以後的政治制度會接近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是接近聯邦制還是邦聯制。范疇則回應，他個人贊成中國走向一黨主政的邦聯制，也認為臺灣應該走向邦聯制。

尾聲：天天都做自由人

胡冰認為，臺灣是相對完整的公民社會，以馬基維利的說法，「想滅一個君主國很容易，想滅一個共和國是很難的」，對中國而言，統一臺灣後的治理才是大難題。（攝影 / 胡璇藝）

活動接近尾聲，范疇簡短總結，不論是兩岸關係或是世界的未來，都沒臺灣什麼事，他同意前面討論中邱丞正的看法，認為對臺灣最好的保護就是每個人都要做從個人出發的轉型正義，這才是最令北京害怕、「吃了會拉肚子的」。

胡冰則先就兩岸關係做出回應，認為蔡英文明確提到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值得肯定「能給她及格分」的。他認為，臺灣是相對完整的公民社會，以馬基維利的說法，「想滅一個君主國很容易，想滅一個共和國是很難的」，對中國而言，統一臺灣後的治理才是大難題。胡冰贊成范疇所說民主中共產黨仍能長期執政，並強調「存在即有道理」，不要將共產黨格式化、片面化，這樣才能對中國更客觀、全面的認識。

邱丞正則表示，近期兩岸關係不會有太大變化，至於中國民主化就幫他祈禱集氣吧！對於轉型正義，他分享過去曾是納粹軍人的集中營解說員，以講述過去歷史的方式「做他自己的轉型正義」的故事指出，我們最該問和實踐的是——「我們每個人有沒有做自己的轉型正義？」、「是否有接受別人不同意見的雅量？」，以及「是否有足夠的雅量面對自己的歷史？」有了這些之後，也要幫助身邊人一起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由人」。如此一來，即使中國打過來又何妨？他們絕無能力治理一個全部都是獨立自由人的社會。

他最後引用臺大經濟系樊家忠老師的說法作結，認為臺灣人是絕對不會放棄「一人一票選總統的爽度」，因此我們要努力的方向是，在自己之外，也幫助身邊的人、甚至與自己有對立意識型態的人，都變成「自由人」，讓「四年一次當個自由人的爽度」，擴延成「四年都是自由人」。

「不放棄討論臺灣的未來，就是我們最大的共識」，這是貌似實驗室及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團隊策劃專題的初衷。對於講座中討論的三大主題，不論是兩岸關係何去何從、轉型正義該如何推動、中國民主化對臺灣的影響，笑聲不斷、腦洞大開又言之有物的一晚過後，我們邀請你和身邊的朋友們，一起繼續創意思考，也努力從自己開始，讓大家都成為「獨立的自由人」！

註

1. Agreement on the Permanent Neutralized status of Taiwan
2. 依照現行中華民國法規，不需要經過修憲即可更改英文國號。
3. 詳情請見范疇《與習近平聊聊臺灣和中國》一書，書中認為中美簽署《臺灣永久中性化協議》可讓臺灣因素排除在中美戰略競爭之外，美國本來就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固然不會挑戰此想法，中國可避免美國在臺海進一步的軍事部署、世界上可以避開另一個一觸即發的戰爭。

文 / 惠宇

《額日登的遠行》導演顧桃（影像來源：TIDF）

獨立紀錄片導演談創作空間逐漸縮減

策展人崔允信分享了一段他和張贊波導演這次見面時的對話，當時張贊波問他「你最近好嗎？」他有些沈重的對老朋友說，「我還好，可是香港真的不太好」，一句話道出了一個香港人對自己家鄉的憂慮，而這個憂慮不只是在政治環境，香港的紀錄片環境近幾年空間也越來越小。

崔允信同時也是《亂世備忘》的製作人，過去他曾跟許鞍華導演合作過一部講述回歸前的香港的紀錄片《去日苦多》。他提到在香港接洽《亂世備忘》的放映時，受限於題材，在排外、對中國特別敏感的香港，不僅影片能上映的地方確實變少，整體創作空間比以前小許多，香港人對紀錄片本身也不熟悉。而同在香港創作的陳梓桓導演則提到，在香港的創作空間還是比中國大陸大一些，但受限於紀錄片的商業性不強，在處處向錢看的香港，放映的空間不大。

對此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導演有非常切身的感受。張贊波導演說有個家族晚輩見到他總問「你又在拍什麼禁片了嗎？」這樣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卻也說明「獨立紀錄片」在大眾眼裡還處在一個陌生的領域。張贊波接著解釋，其實並不是所有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都是「禁片」，自己所拍攝的獨立紀錄片並沒有被禁播，「獨立」是因為自己做片子、沒有送審，不跟主流在一塊發展空間本來就小，但即使狹小，一直都還是有空間的。他也自嘲，自己至今無緣「享有」禁片導演的待遇，反而先成了「官方認證」的禁書作者了。

而張贊波口中「享有禁片導演待遇」的導演趙亮認為，在中國大陸，每個人都「沒有安全的底線」，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會採到當權者的那條線，這是制度之惡，也可說是「最大的悲劇」。自己拍攝的紀錄片固然「讓我的國民看到會有最大的意義」，但他也坦承，比起真正揭竿起義式的行動，藝術創作能真正發揮的力量非常有限。

對於查禁的行為，趙亮認為有時未必單純是因為政府怕人民「開了第三隻眼」，意識到社會上不正義之事，還可能是因為地方利益保護主義，地方官為了平坦的升遷之路，不希望跟地方壞形象有關的材料流出。

以少數民族為拍攝題材的顧桃導演則笑稱，「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是敏感的」，過去蒙古族已經當過老大，「不必要再去證明自己是老大」。他自己拍攝時並不會接觸政府宣傳部門，自己拍攝時最在意的還是誠實呈現，把想說的話說完。反而是過去參加影展投比賽時，曾遇過對方打電話來讓他拿掉兩個片中人在抱怨黨國的畫面，拿掉畫面後就得獎了。對於創作空間上的困境，他認為比較是在放映之後，地方政府認為那是在呈現當代悲觀的面向而不鼓勵，而即使觀眾都有讀出背後的意義，被攝者的家人依然不諒解他只拍攝了生活中酗酒那樣的片面。

其實，不論是被拿掉的、禁播的，或是為了保護被攝者不播出的片段，都是被鏡頭記錄下的事實，再怎樣迴避躲藏，都不會因為不播出而不存在的。然而，面對本就狹小還日漸窄化的創作空間，是什麼樣的信念讓他們都堅持在做紀錄片呢？

記得一開場時主持人李展鵬曾說，「越是處於變動的時代越須要紀錄片」，因為這對於當下與未來都是很珍貴的視角、紀錄和反思。（影像來源：TIDF）

情懷：他們心底都有的那團火

陳梓桓分享自己拍攝《亂世備忘》之前「本來也想做些fashion的東西」，但自己也像是参與在這個社會和整個事件裡，用影像的方式保留當下對事件的整理，也可以讓參加的人再次有能力去面對下一次劇烈的衝撞，這種自我整理反過來也是一種參與運動的形式。過去也拍過香港題材紀錄片的崔允信則說，自己身為香港人享受到香港的好卻沒有付出，所以想用拍片來關心社會、反映社會。在《亂世備忘》放映後，他自己才更了解年輕人的想法，也希望能透過放映後的討論促發人們的思考。

對趙亮來說，創作就是生活的狀態，紀錄片導演並非「問題專家」，關鍵是要找到「值得浪費我時間」的題材，而紀錄片對他而言是藝術作品，從現實中抽取題材出來創作，現實僅僅只是拍攝的「載體」，導演眼中所看到的只是部分的真實，現實中的真實並沒有辦法企及之餘，思想上的真實也是無可取代的。

而紀錄片對張贊波而言，則是「有話要說，我說出來」，他認為要推動什麼很難，社會運動在中國的脈絡下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也是讓人懷疑的，自己作為紀錄片導演就是「用不一樣的視角去發現真相」。

從生活中擷取養分

拍片十多年的顧桃覺得，每個人的能力和表達方式不同，再少的少數民族也是一個群體，自己的拍攝也是在紀錄他們生活中很自然的情緒。對於政治敏感性，他認為唯有「真實的東西才會有爭議」，而「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劇本」，儘管導演並不會事先知道被攝者會說什麼、做什麼，卻往往可以從平凡的生活中，找到最多的張力。

記得一開場時主持人李展鵬曾說，「越是處於變動的時代越須要紀錄片」，因為這對於當下與未來都是很珍貴的視角、紀錄和反思。然而，整場最大的共識，大概是導演們都認同，紀錄片本身真的很難對社會帶來什麼實質的改變。我想，這也是紀錄片這個媒介有趣之處，導演們說那是他們介入現實後的創作，不真正期望藝術作品能夠改變世界，但心裡若沒有一團關心社會的小火苗，怎會走上紀錄片導演這條路呢！

對於現實生活來說，紀錄片則提供了一個定格的視角，影像畫面就是被保留下來的真實。作為觀眾，就如同貌似總編輯Vanessa在一篇短文中曾寫到，「看紀錄片這件事很大程度反映了我們自己對日常生活的理解或想像…可以確定是的，生活太浮躁時是很難好好看紀錄片的。」紀錄片影像中呈現的變動、衝突，還有「真實」所帶來的張力，需要很大的平靜來吸收，我們也不只從紀錄片中看到世界，還透過鏡頭中的世界看見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