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凜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四年級蔡涵柔（攝影 / Vanessa）

蔡涵柔從小在臺灣長大、生活，自北一女中畢業後（延伸閱讀：同是北一女中人社班畢業的復旦大學經濟系林孟璇），到北京大學就讀光華管理學院市場行銷系。蔡涵柔受訪時穿著簡約俐落，頸上的飾品恰好與窗邊灑進來的陽光相輝映，她講話的語調十分沈穩有力，舉止間流露出她的獨立自主，以及出外留學所鍛鍊出來的老練。

異地求學 從生活中學習尋求幫助

蔡涵柔從小到大在升學上一直很順利，總能在大考時達到超乎平常的水準，申請北大時也因當時申請的臺灣學生較少而成功申請上，她表示，這樣的人生歷程使她從小就很驕傲，不喜歡受別人幫助，但在中國讀書使她開始面臨許多生活上和心靈上的壓力，便需要學習自己去尋求幫助。

例如連辦一張電話卡都遇到許多困難，面對看似相同的語言，在細節中體現出的差異，都需要重新適應。在商學院人人搶著實習的風氣和壓力下，她開始學著每個寒暑假都找事情做，她也補充：「在光華管理學院有非常認真讀書的人，但若說他們是為了拿到好成績而讀書，或許有失偏頗，因為許多人只是延續著高中的讀書習慣與生活模式，與我原本的想像有很大的差別。」

來到中國的前兩年，蔡涵柔一直對自己有一點自我認同的擔憂，她害怕自己被這個環境改變，擔心自己在成長的同時也可能失去一些自己本來比較好的特質，也因為周圍沒有以前的朋友或是父母，而憂慮沒有人能提醒她。直到現在她也還在摸索與反省待人處事的方法。

友誼開啟的視野

三年多下來，她交到了不少不同科系、不同圈子的朋友，與中國同學的友誼對蔡涵柔而言是出國念書最大的收穫。「我的大陸同學們讓我知道自己所知的很少，使我的內心世界變得更大，更想去外面探索。」由於看到大陸每一個地方的人都很不一樣，使得蔡涵柔大開眼界，例如來自溫州的同學告訴她「小學時班上很多同學家裡都在做皮鞋」時就令她驚訝萬分。

這也使她開始質疑自己過去知道的東西。例如北一女在高二時曾安排一趟北京參訪，與北京第四中學的同學進行交流，當時學校老師和對口單位都告訴她北京四中是全中國最好的高中，但她來到北京念大學時才知道這個敘述並不精準。除了質疑自己過去知道的東西外，這也使她從過去看事情只單從臺灣的角度來看，轉為現在也會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事情。

與中國男同學交往，發現兩岸男女關係差異

蔡涵柔也曾經和一名大陸男同學交往過，當時認識三週就開始交往，但也因為對彼此的認識不深，不到三個月就分手了。

她談到，在大陸出遊或吃飯，男生都會被期待要多付錢，和臺灣不論男女花費平分的習慣不一樣，大陸人也普遍認為一定要有房有車才可以娶老婆。「我從小就不會覺得女生應該要如何，或是不應該如何，念了北一女之後這個信念又變得更強烈。我覺得大陸男生其實還滿辛苦的，但大部份的大陸男生又不會覺得他們承受這些負擔是有問題的。」

「我從小就不會覺得女生應該要如何，或是不應該如何，念了北一女之後這個信念又變得更強烈。我覺得大陸男生其實還滿辛苦的，但大部份的大陸男生又不會覺得他們承受這些負擔是有問題的。」（攝影 / Vanessa）

看見中國社會道德和人性的兩難

蔡涵柔計畫畢業後留在大陸工作，她認為雖然目前大陸在道德、法律、社會方面有很多很大的問題，但大陸經濟發展的方向很明確，每一年都可以看到大陸的改變。「無論共產黨對或不對，大陸都在變好。相比之下臺灣卻比較迷惘，能夠改變的東西較少，而且要做什麼改變，都要經過一層一層的體制結構。」蔡涵柔指出，以線上支付為例，臺灣的金融產業已經發展多年，不論是相關的法律規定或監管機構都很嚴格，相較之下，大陸沒有那麼多法律或機構管轄線上支付的業務，因此支付寶、微信支付等O2O相關創業發展非常快。

除了經濟發展外，蔡涵柔看到很多她在臺灣時難以想像的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例如一胎化政策造成男多女少（註），使得有些窮困的地方開始拐賣婦女；例如老人在地上跌倒時經常沒人敢去攙扶，因為大家都怕被騙錢；又例如一次蔡涵柔和朋友去南京，臨時起意去一個郊區的縣城看油菜花田，她們在公車上看到有人拖著四個輪胎皮上車，把輪胎皮留著就下車了，卻沒有人阻止他，後來又有其他人上車把輪胎皮拿走了，蔡涵柔在大陸看過好幾次這種令她難以理解而奇怪的事情，「連我媽都說我可以出書了。」

蔡涵柔也認為大陸人非常忍耐，在嘲諷完很多事情之後也只會抱持著無可奈何的態度。她與大陸同學在討論霧霾等社會問題時，大陸同學經常認為這些是沒辦法解決的，同時大陸的人們也習慣放大個人的善行，媒體會不斷稱讚在北京下雨淹水時幫忙拉人孔蓋的路人，卻沒有討論淹水問題的真正原因是沒有好的下水道建設，也沒有討論解決方案。

蔡涵柔跟我聊到，過去一直認為民主是好的，但由於這些經歷，使她開始認為民主對於中國不一定是絕對好的。她舉例：中國現在農民的比例仍然非常高，也許連小學都沒有讀完，讓她懷疑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能力用自己的選票做出正確的判斷，甚至他們可能成為最大的賄選票倉。「城鄉差異之大在臺灣也許沒有那麼嚴重，但在中國確實有天壤之別。共產黨做的事情其實真的很難。民主這件事當然口號喊起來可以很好聽，但是具體執行層面上還有更多的細節應該考慮。」她甚至懷疑在中國這樣地大人多的地方，民主後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亂，對世界不一定是好的。

我想蔡涵柔的想法或許會被評為過度民主菁英論，或許會被評為不夠看重民主制度的優點，也或許會被評為與過去一些實證研究「民主與和平呈正相關」的結論不合。然而，她的發言也讓我想起我的兩位大陸朋友，一位是美國名校的社會學博士生，一位則在香港完成新聞學研究所的學位後，在香港彭博商業週刊從事編輯工作一段時間。他們都讀過許多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也對於臺灣和香港政治頗為瞭解，但他們在談論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或是中國適不適合民主化時，永遠是一臉無奈。談到自己的教育程度與社會意識在中國屬於「前百分之一」時，則更加無奈。這使我不禁產生了連結：是否在這種獨裁政權的治理機制高度發達、階級落差很大而階級流動又不易的社會中待久了，便容易對政治有這樣的想法呢？

在近年赴陸台生增加的趨勢下，蔡涵柔觀察到，現在北大的學弟妹越來越走向了兩個極端，有些學弟妹會極度為臺灣辯護，甚至為大陸人貼標籤；但也有些學弟妹極度偏向大陸，故意讓自己講話的語調和用詞不像臺灣人。蔡涵柔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對她而言，去大陸讀書帶給她的是站在兩邊想事情的態度，每當有人提出某個論點時，她便會站在對立面思考，而不輕易決定立場，因為自己所知甚少，「不能只要求別人達到自己的期望，而不對自己要求，因為只是批判很容易，要做到獨立思考很難。」

註：一胎化政策已在2015年十月，正式結束了30多年的階段性任務，步入歷史。

文 / 許鈺羚

在松江南京附近的一間咖啡館，我們第一次見到暑假剛從復旦畢業的陳祖恩，從臉書幾乎無從得知他的近期訊息，後來才知道他通常用微博與朋友聯繫。大學以前，陳祖恩並沒有到過中國，但家人十分支持他到上海念書與就業。或許與他的法律背景有點關係，談話間面對各種問題時，他總是條列式地簡潔回答。

陳祖恩回想第一次到中國，是2010年因朋友介紹參加夏潮的營隊，那時跟著夏潮在一週內經過北京、蘇州、揚州與南京幾個城市，雖然那時見聞感受已經不復記憶，不過同年到上海世博時，就覺得上海是個有許多發展機會的國際化城市，而復旦是上海最好的學校，於是他便從夏潮認識關於中國就學的資訊，後考取復旦大學法律研究所。

陳祖恩，復旦大學法研所畢業（攝影 / 和聲）

兩岸法律架構背後的價值差異

因為法律這門科目有地域限制，陳祖恩說當初會選擇民商法組，是因為中國的民商法大部分是借鑑臺灣的系統。他的畢業論文本來想寫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後與指導老師商議後改成寫不動產比較，但他到現在還是對智慧財產權方面比較興趣。智慧財產權在中國叫知識產權，他介紹到，「差在商標的延期，就是差異差在很小的地方，例如一個是到期的前一年，一個是到期前半年開始去重新申請，其實主要差別很小，大部分是差不多的。」

當談到兩岸法律的異同，他意識到兩岸因為價值體系的不同，在立法宗旨上也有差異，「所以當遇到有些個別的情況或細節部分，它的考量點會不同，因為它立基點會不一樣。所以他的法條有時候之所以會這樣規定，是有它的背景在那的」。

他以知識產權為例，「像中國的話，因為個人無權處分他人財產，如有產生其他價值一律沒收，那臺灣可能就要看具體情況，有不同的規定」，另外，民法方面也類似的情況，「像土地，他們土地是歸國家所有的，跟臺灣不一樣，臺灣很多土地是私有的，所以會產生很多像是房子跟土地所有權不一樣的問題。」同樣範疇的法律上，隨著立法宗旨與風土民情的不同，法律也有所差異。

在選課方面，復旦的研究所沒有通識課，除了所上五選三的選修科目，課程幾乎都是安排好了的，系所間有擋修，也不常有旁聽情況。陳祖恩說，臺灣學生不用上政治思想課，用其它課程把這些課的學分補起來即可，但他反而覺得上政治課比較輕鬆，因為政治宣教不用花太多腦力質疑與批判，「反正考試就背嘛」。他也有許多同學是共產黨員，他也曾因為好奇去上過「黨課」，「入黨還是要有一定的程序，他們入黨要去上的一系列的黨課，有時候是請專人來演講。」

迢迢返鄉路：「沒有經歷過你很難想像」

在復旦的三年內，陳祖恩用課餘時間到證券公司實習，每個寒暑假都會回家。他身邊有許多大陸同學也到證券、外商、保險公司或律師事務所實習，但比起他作為一個異地求學的臺灣人，許多中國同學的返鄉路反而更困難，「一般臺灣人會想說回家有多難？在臺灣你可能很難想像，像台北到高雄或甚至屏東也沒多遠，可是他們有些人回家可能要十幾二十個小時，而且他們一般不太會坐飛機，都坐火車，可能要坐一兩天都是有的。」

他認為正是這樣環境才讓臺灣人對中國學生總有競爭與充滿狼性的想像，「他們的學生在有些層次上來講，確實比臺灣的學生還要拼，這可能是他們的家庭生活所致……我就有認識一個，因為家境不太許可，他基本上是三年都沒回過家的，連過年都沒回去，是有這樣的人在。」他提到許多中國朋友畢業後都留在上海，不打算回到他們原生的家鄉去，「可能覺得上海繁榮，可能很難回去，或回去之後很難找到相對比較好的工作，什麼很複雜的原因都有」，即便要回去，陳祖恩說這群學生也是傾向回到家鄉附近的大城市工作。

狼性想像？不能只從單一面向說整件事情

除此之外，他眼中的中國學生其實跟臺灣差異不大，兩邊的頂尖大學同樣都有典型課業玩樂兼顧的學生，就連微信貼文也與臺灣時下年輕人的臉書貼文差不多，「照今天去哪裡喝咖啡，對，然後也有那種文青嘛，就發表一篇那個（感覺的動態）…都有」。他感覺只有規模或可觀度有程度上的差別，「比如說同樣的教室，可能一排（教室亮燈）到晚上十點這樣子，在臺灣可能看不到這個景象，不過學校圖書館的位置我覺得不夠多，一方面也是因為念書的的人實在太多了」，他認為差異是很多因素構成的，不能只從單一面向看所有事情，多數時候是因為環境不同而有差別。

在陸臺生的探索：確切明白自己為何而去？

基於陳祖恩在上海的學習與實習經驗，他建議確定要在中國發展的臺灣學生，寒暑假不要回家，留在中國找公司實習對往後找工作較有幫助。談到關於臺灣學生到中國的抱怨，他認為到異地生活是個重大的決定，最好確切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去，才不會到當地花好幾年虛度時間。因此對於環境的不同，也事先就要有所準備、調整好心態。

復旦的學士班大多數都是上海人，而研究所則是來自各地的學生都有。陳祖恩也交到不少來自雲南、西南方各省份的中國朋友，在上海時常常與朋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他有許多中國朋友比臺灣人還了解中華民國史，「他們講的時候我就聽嘛，第一次聽到覺得好奇他們怎麼會對這個有興趣，有時候聊完自己有有興趣的部份還會回去上網看一下」，「我們聊的事情天南地北什麼都有，像我也去找過他們所謂『十大元帥』（註），我也是好奇去一個個點、一個個看，都有，聊天的時候提到有什麼不懂我就去查、就去了解。」

談到關於臺灣學生到中國的抱怨，他認為到異地生活是個重大的決定，最好確切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去，才不會到當地花好幾年虛度時間。因此對於環境的不同，也事先就要有所準備、調整好心態。（攝影 / 和聲）

同學們的臺灣資訊橋樑

中國與臺灣兩邊的朋友會請他幫忙帶書，兩邊需要與缺乏的資料各有不同，「政治立場、敏感性史料有關的就從臺灣買，例如談論大陸政壇八卦的，或是他要做歷史的考究，兩邊的資料都要看，還有法律的東西有些要推論也要一些資料佐證，如果沒有就幫忙從臺灣帶」，他說在中國買書的確比較便宜，他覺得這兩年中國翻譯的品質都上升非常多。

陳祖恩觀察到中國從出版、新聞到電影各方面，情況都與臺灣不同。有次他買了關於歷史的書，他的中國同學問他：「這本書你怎麼會在這邊買？」關於這類史學書籍，他的同學似乎認為台灣的會有更多未被屏蔽的資訊。新聞方面，他認為差異在於，儘管是篩選過的，中國媒體比臺灣報導更多國際新聞。然而竄改事實的情況還是時有所聞，例如日前佔中行動者的衣服被後製成紅色、報導說是在慶祝國慶。

生活上，學校的輔導員也對臺灣學生特別照顧，具體來說就是會比較關心或態度會比較好一些。惟網路管制讓陳祖恩感到有些不習慣，例如不時有同學的微博貼文被刪除，發文也要注意不能出現「反動言論」。

當他的中國朋友來臺灣玩時，他笑說：「都帶他們去大學時會去的地方」，而朋友與家人到上海時，他也會帶他們去他挑選過的地點，「我同學來玩，我都跟他講你什麼地方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我都帶他們去那種可能只有本地人才會去的一些地方。」

回想起之前他帶家人到南京總統府時，他觀察到比較有趣的是，隨遊客來自的地區不同，導覽員除了口氣與語感會做調整外，解說內容也不太一樣：「像我們那時候因為主要都是臺灣人，他那時候的說法稍微比較溫和中立」，但他另一次去的時候，剛好有一團是大陸的大叔大媽團，「他們就說：『你看，這裡面有電梯，然後我們毛主席也來過，蔣介石他上樓的時候是坐電梯，然後毛主席來的時候是走樓梯』，反正就是有這種差異性，這個也是蠻好玩的。」

高現代化的進步社會 V.S. 人民的真實生活

當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盜版、落後、水準差」的負面印象，他說：「早年臺灣也是盜版王國啊，那時候我十幾歲的時候，那時候臺灣叫大補帖，一片光碟裡面什麼都有，臺灣有經歷過這種年代啊」，「甚至說像教育，人家也常常講到大小便，但這其實不是什麼大問題，像有的人他在農村生活，農村你們應該沒有看過，旁邊都是田、有一些磚瓦房，那真的沒有廁所，並不是人家不懂禮貌，真的是因為他的生活環境就是那樣子。」

「這不能說他們沒禮貌還是幹嘛，中國大陸人口基數龐大，不像臺灣只有兩千多萬人，這種是需要時間的累積」，他認為是中國整體進步太快，但相對人民還沒習慣現代化的一切。他剛開始去的時候也對按喇叭這類行為很受不了，但往往跟一些同學聊過他們的生活處境後，都覺得可以理解。中國硬體部分比臺灣先進很多，例如網路付款的發達程度，甚至出門都可以不用帶錢包、帶手機就好，同時他也觀察到，中國在復旦就讀的三年內變化很大，更不用說跟他一〇年初到上海時相比。  

目前陳祖恩已經回到臺灣，雖然因為家庭因素沒有像原先規劃的留在上海發展，但就讀研究所的三年間也讓他更加認識與理解兩岸的情況。到中國就學後，從適應差異，到理解差異導致的偏見，這些過程使他認為各種現象都不能脫離各自的處境與脈絡而談，也使他在思考這些的同時，不時從上海的生活反思臺灣的境況。

註：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又稱開國十大元帥。於1955年九月27日第一屆人大通過決議、毛澤東授與軍階，表彰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鎳榮臻與葉劍英十人於土地革命、抗日與國共內戰中，對中共的貢獻。

文 / Vanessa 

顧秉真，武漢大學心理學系四年級（攝影 / 和聲）

今年暑假回來時，顧秉真受邀參與海基會的台生研習營分享經驗，對於即將赴陸念書的臺灣學生不只有問必答，還熱情地邀請學弟妹說屆時要帶他們到武漢大學附近逛逛。如今顧秉真在中國念書適應得還不錯，對照2008年前人在四川，剛到成都大概是念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是最挫折的階段。成都之於臺北是截然不同的城市，她回憶起來，小時候膽子很小，又特別怕生，那時便很不適應，總覺得周遭的人講話都很大聲，在開學典禮上，她一直哭一直哭，「他們都不懂我在哭什麼，還以為我是太久沒看到國旗太感動了。」顧秉真笑說。

「那時小朋友嘛，每天都哭，哭到眼睛都腫了。」

既聽不懂方言，也看不懂、不會寫簡體字，想到要寫作業卻寫不出來，著實在展開學習的路上吃盡了苦頭，卻也不太直接在父母面前表達過這些問題。話鋒一轉，顧秉真手拿攪拌棒在空中揮舞著，突然像談起往事中的某則笑話一樣輕鬆。當時特別好玩的是，一位班導師在介紹她給同學時說，「這個同學是從寶島臺灣來的，大家一定要好好對待她！」還告訴顧秉真：「誰欺負你就跟老師說。」讓她頓時覺得有了靠山，也安心許多，她戲稱這是臺灣人才會有的特權。

探索中國：以武漢作為一個起點

後來因為家人工作的關係，工廠在浙江，所以全家人搬去上海住，上海跟臺北的環境就相近很多了。

顧秉真坦承自己不太喜歡吃偏甜的口味，上海湯包的湯汁或糖醋排骨都特別甜，回憶起來自己其實很喜歡吃四川的小吃，尤其是當地的串串香（四川傳統小吃，又名「熱鍋麻辣燙」）和燒烤，「我在上海吃的就和四川的不一樣，上海的口味沒有那麼重，但上海跟武漢都沒有四川的重，我最喜歡吃四川的，每次都快把我辣到要暈過去。」還笑說媽媽很能吃辣，在她小時候就很堅持餵她吃辣椒，不管拒絕幾遍，都想說服她吃下去。

至於後來為什麼會選擇到武漢念書呢？之前都是跟著父母移動的顧秉真，坦言武漢這個城市對她而言意義非凡。當很多人以為到了大學往外地念書是為了遠離父母，她覺得不是，是源自想往外多多探索的渴望，「我既然可以透過父母，因緣際會去上海、四川、浙江之類的，那我接下來四年的時間，我可以趁著大學去領略一個新的城市。」

因此雖然沒考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但她覺得到武漢也是離上海有些距離的外地，是一個全新的地方，「所以，到武漢念書我完完全全沒有一點不開心的情緒，我是滿心期待地去。」顧秉真總結道，現在的她，想探索中國的更多地方。

當學生社團成為社會化的官僚場合

臺灣的大學有課餘時間打工的風氣，在中國卻不太盛行，顧秉真上大學以後也沒有打工，直到今年三月開始在學校附近的酒吧駐唱，一次約兩小時，雖然薪水不是特別多，也算是能夠結合興趣的工作經驗。不過顧秉真除了加入臺灣同學會，其實並沒有進其它社團，她覺得這必須另外提一下原因，「我進去之後發現我完全不是在為一個興趣做事，我好像是每天在做行政工作。」

每個人加入社團似乎都能拿到一個頭銜也罷，職場的官僚、階級關係或爭名奪利，在學校社團就體現出來，聽說朋友在社團還要幫部長寫作業，讓她覺得很誇張。然而，顧秉真更驚訝的是，身邊的朋友竟然都願意被這種方式對待，像是聽說遲到的社員還要跟部長敬酒，原本不喝酒的人酒量可能都因此被練出來了。

雖然沒參與過在臺灣的大學社團，顧秉真感慨，她觀察到的社團運作情況已經偏離為興趣而投入的初衷，但另一方面來說，學生們在這種高度社會化的場合，「他們也得到鍛鍊，學做人處事，會官腔了。」

媒體建構的「狼性」

社團內部就存在的競爭壓力，放到更廣的層面來看，是從教育到就業，驅動的一整套「要夠努力才能出人頭地」的價值觀。如同媒體對來臺陸生構框的「學霸」印象，對在陸臺生的報導似乎也流於「狼性」的形象，真的是如此嗎？我不禁好奇顧秉真怎麼解讀海基會活動隔天關於在陸台生的報導。

「不能用狼性這個詞，我覺得是被逼的程度更大。」她說。

她以自身的受教經驗為例，謹慎地區分開來，就拿小學的經驗做對照，小學三年級入學她發現課程進度超前太多，完全看不懂，尤其很多同學在那時就在讀奧林匹克數學，就算學校不考，也會自己課外補習參加檢定考試。「越是（教育）不發達的地方，壓制的程度愈高，教育的方式更強硬。」歸根結底，顧秉真覺得兩邊的教育方式本來就不一樣，強度不能直接比較。

雖然說臺灣媒體的結構性問題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她有感而發地說，「就算是現實問題，你覺得觀眾不會看就不報，可是你不報就永遠不會有人看啊！」兩岸議題的敏感性正在於用「狼性」襯托臺灣學生的「安逸」上，「明明知道會很敏感，卻還聚焦在對比，是不是故意要唱衰臺灣？」讓顧秉真感慨受訪的目的，原先是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去大陸念書的經驗，卻可能被曲解了。

在台生研習營當天，就讀北京清華大學博士班的羅鼎鈞也接受一些媒體訪問，對於可能被建構出的「狼性」印象，他倒覺得臺灣同學在大陸並沒有被所謂的狼性嚇到，「主要是想跟其他臺灣青年同學朋友說，我們選擇到大陸就如同到歐美等國家留學一樣，大家在外留學都是為了使自己更好、學習新知，也接觸更多不同的東西。」他認為待在985工程最好的大學裡，既然優秀，就會形成良性競爭，彼此既合作又競爭，使自我的成長得到很大的幫助。

「明明知道會很敏感，卻還聚焦在對比，是不是故意要唱衰臺灣？」（攝影 / 和聲）

「我的人生不能缺乏運動」

顧秉真升上四年級以後，打算加入武漢大學的棒球隊，這支棒球隊是去年由一群臺灣學生發起的，剛好裡頭有不少是顧秉真身邊的朋友，她大二的時候就一直想進去，但礙於時間上不好安排，一直到大學的最後一年，她覺得可以試試看。棒球隊自成立後聲勢愈來愈大，尤其是女子隊，在華中地區已經打過很多比賽。

「我覺得真的要多運動，運動對身體好，我的人生不能缺乏運動。」顧秉真反戴鴨舌帽，身著素色T和短褲，配上黑色細框眼鏡，簡約俐落的穿搭風格，堅定地向我強調「運動就是各種良藥」，弄得我也忍不住調侃她看起來就是個運動型的女生。

臺北 ─上海：遷徙的痛苦轉變為堅強的底蘊

城市間頻繁遷移的過程中，讓顧秉真深刻體會到「在多不好的地方，總有適應的一天，在多好的地方總要走。」這些感覺很不好受，捨不得離開臺灣卻又不得不走，但到了上海慢慢調適以後，就不像小時候這麼痛苦了。

接近畢業的這一年，顧秉真神情輕鬆地告訴我計畫都已經安排好。「很感謝爸媽讓我在大陸念書，過去的那些痛苦給我很多成長。」 回看這段熬過來的經驗，一步一步使自己變強，她有時不禁會想像，如果是一直在臺灣讀書會如何，想一想，最滿意的還是現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