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變得更消極、更積極,或是更樂觀、更悲觀,本來出外就是為了改變自己。就像陸生如果感受到大環境對他們不友善,那記著這份感覺,說不定以後到了其他地方,或者回到自己的地盤,就會用更開闊的態度來對待不同身分背景的人。
文 / Vanessa、和聲、楊心韻
四月底的某個下午,貌似實驗室專訪《 陸生元年》的作者之一黃重豪,還記得約訪黃重豪的時候,他很爽快地答應了,還跟我說「你們幫我完成了我想做的事情」,因為他很想知道當初在《陸生元年》點出的問題,後來改善了沒有?不過,與其說是訪問黃重豪,這次的專訪過程更像是一個對談吧!也就是第一年採訪首屆陸生的寫手(從完全不認識大陸人開始採訪)關心的議題,到了第四年採訪首屆陸生的寫手(有一些陸生朋友開始採訪)會有什麼轉變,怎麼承接與回應累積四年的內容。
有趣的是,《陸生元年》這本書原先也是想採取個案的故事介紹,後來改成以觀點整理成幾個主題面向分別探討,不只挑戰主流媒體既有的觀點,也綜合呈現陸生議題的多元面貌給讀者。而貌似團隊恰好相反,我們因為不想讓個人的獨特經歷或想法被淹沒在綜合報導之中,選擇以專訪的形式重新梳理脈絡。
透過採訪 獲取不同人可貴的生命經驗
Vanessa: 談談一開始怎麼加入《陸生元年》採訪寫作工作,起初你的動機以及對作品的想像?
黃重豪:那時候剛寫完碩士論文,然後印了一疊放在桌上,因為那時候剛好指導老師有個空房間給我寫作,然後剛好葉家興從香港回來,他也被派到研究室。那時我們才剛見到面,之前我們都不認識,他就把我的論文翻一翻,然後說:「我有一個構想,就寫這個陸生元年」。(其實,我的論文跟中國研究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他在香港見到很多內地生,發覺兩地學生的互動常常碰撞出精采的火花,現在換台灣有這樣的經驗和機會,所以他希望記錄這樣的故事。我剛好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都希望知道他們故事」的人,對於跟我生活背景極大不同的人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如果今天有一群裁縫師,我去採訪也會很高興,今天有一群音樂家、清潔工等,我也都想去認識。我自覺是個生活經驗淺薄的人,如果可以萃取跟我不同成長背景、工作專業的人的生活經驗,那這種機會對我來說是可貴的。
另外我雖然對於檯面上的兩岸關係沒有太多關注,但有發覺國內很多政策只要一跟中國沾上邊就像打了死結一般,而它也是所有反對運動中最容易動員的議題,我很好奇,為什麼「中國」總是可以激起這麼強烈的情緒?還有,對岸如果忽然來了一批要在台灣久留四年的人,台灣人會怎麼看待他們呢?原本葉老師是希望能夠在書裡面用個案的方式介紹陸生,比如把某某某的故事寫成一篇文章,於是我們一開始就先從政大的陸生訪問起。非常幸運的,連續訪問了幾個都是很敢講的人,不管是罵台灣,還是罵自己的國家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比如有一個說我每次看到政大裡面的蔣中正銅像就很不舒服,但是他的不爽並不是因為蔣中正是中國的敵人,而是在他認知裡,蔣中正就是一個獨裁者。然後我就跟他說,政大的銅像之所以又大又多,理由之一是他也算是政大的創校校長。他回說,還不是一樣,如果希特勒創了一個學校,今天那個學校還會放他的銅像嗎?我當時沒有跟他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只是覺得怎麼還有大陸人反而比台灣人還要激進一點。
初步訪問一些人後,我們對很多人來台灣前的背景都很感興趣,有些是在國外留學過再來台灣的,有些則是對兩岸的觀點令人意想不到,所以我們又去找當過記者的賈士麟、藺桃一起進行這個計畫。
內部歧見讓陸生元年變成陸生二年
Vanessa: 在合作、討論構想的過程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部份?
黃重豪: 在最早訂架構的時候,我先擬一個初期的目錄和結構,邊寫邊調整。本來說是要寫成個案故事,但是後來發現這些陸生的背景和觀點都很精彩,我們覺得如果純粹用單篇故事來介紹他們太可惜了,才改用不同的主題去呈現這個族群。
可是我們內部歧見蠻多的,各自寫作風格差異頗大,所以之前出版社編輯就有說,只要一看到某一章,就知道某某某出來了,看到下一章,就知道換某某某出來了,為了這個我們來來回回調整了蠻多次。
不過文字形式只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彼此觀念上的差異,比方我個人的企圖心就不只是平實呈現陸生的個人圖像而已,更希望藉由他們與台灣人的互動經驗,窺探某些幽微的集體社會心理,再對這個心理談之、批之、判之,總之我認為我不是傳聲筒而已,我作者的角色一定要進入書裡。相對的,其他比我早作過記者的作者就會認為這不是新聞寫作的法則,有一次還說:「不要把你們自己的個人喜好加入書裡!」所以他們的筆調就會比較冷靜,習慣反映事情而不是評論事情。
不過當兩位陸生作者寫到最後一章,細數台灣各種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時,情緒就上來了,左批三限六不,右打台灣人的「怨恨心理」,情緒鮮明到出版社編輯趕快出來要我們稍微委婉一點。我自己也一樣,我負責寫陸生的政策形成過程,其實要開放多少、怎麼開放、怎麼限制都是可以討論的事情,但是當我看到有些反對方持一些很離譜、很無厘頭的理由時,比方「為什麼要教育敵人的子弟」,火氣當然也會上來,出版社編輯就不斷跟我們說,你們要設想讀者是誰?如果主要是寫給台灣人看的,那是不是要以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寫出來呢?不然一開始就被激到,就不會再往下看了。
上面這些爭議,最後都有取得一定的共識跟妥協,才平平安安出版,不過已經比原訂時間晚了整整半年,從陸生元年變成陸生二年了。雖然有點沮喪,可是後來想一想,我們四個人都這樣了,何況是整個台灣社會!而且四個人只有四個背景,現在台灣卻有越來越多不同的人來到這裡,如果大家準備好要當一個接納多元文化的國家,那互相尊重、彼此妥協,不是最基本的公民素養嗎?
台灣媒體扭曲風氣 讓敢言陸生也噤聲
Vanessa: 《陸生元年》採訪主要是在第一、二年,受訪者可能有很多話可以直接跟你講,毫無保留地告訴你他的想法或評論,但在出刊前,因為歷經過部分臺灣媒體曲解原意的問題,開始覺得有些話不希望出現在書裡,希望刪掉或不要刊登,那在這種轉變過程,不難發現說他們可能比較傾向於在微信朋友圈、臉書上自己表達對台灣的評論或想法。你怎麼看待陸生表達想法的轉變?
黃重豪: 我一開始在接觸他們時,可能因為新鮮,大部份陸生都很敢講,我們也把一些犀利的觀點寫進書裡了。可是這本書寫了有點久,等到全部寫完已經是訪問完的一年後,但我們會把提到每個人的部分寄回給原受訪者確認,有些人會覺得當時的自己「好傻好天真」,有人說「如果你再訪問我一次,我一定會給你不一樣的答案。」還有人回覆的信件裡充滿了憤慨,嚴詞批判台灣的媒體很爛很爛、很會斷章取義,因此他再也不願接受訪問,也不願被訪問的內容公開了。
當時我有問他是不是哪邊寫錯了,請給我們指正建議,但他沒有回答,還是重複一句不願在媒體上曝光了。
我發現很多人才短短一年,就有一種「往事並不如煙」的感慨,好像經歷滄海桑田一樣。所以對於那一位拒絕曝光的受訪者,我們最擔心的反而不是你要不要讓我們刊登,而是你怎麼了,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還是被霸凌之類,才有這樣的防衛心態。
這四年來,很多人都說,他們的想法變了,跟一開始差異很大,不過也有人說,「我的想法變了,就代表我來台灣的目的達成了。」其實變了不是壞事,如果一個人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變,那才可怕;還有如果在異地待了四年,思考卻絲毫不受影響,那也是奇怪的事。不管是變得更消極、更積極,或是更樂觀、更悲觀,本來出外就是為了改變自己。就像陸生如果感受到大環境對他們不友善,那記著這份感覺,說不定以後到了其他地方,或者回到自己的地盤,就會用更開闊的態度來對待不同身分背景的人。
大學小團體:打不破的隱形界線
Vanessa: 你覺得陸生會如何拿捏和台灣人相處的距離?
黃重豪: 我覺得很多人一開始蠻自信跟台灣是「同文同種」,所以會想積極融入,可是久了之後就會發現,不管你怎麼接近,都還是有一條線隔著,所以後來就會變成小團體,陸生有陸生自己的圈子,台灣人繼續過台灣人的生活。
不過我覺得這本來就是正常現象,選擇跟自己生活背景相仿的人走在一起,是人與生俱來的習性,就像出國留學也是一樣,台灣人有台灣同學會、香港人有香港同學會、中國人有中國同學會,這是三個不同的群體。
而且回想在大學的班上,我們對僑生也不太熟,別說東南亞的,就連港、澳生也有一段距離。這說不上是惡意,但當他們無法跟你一起談大學聯考考幾分、讀哪一所高中、上哪一家補習班、台中台南高雄有什麼地方好玩,外加口音有一點點不一樣時,自然就會少了「共同感」。
陸生的身分焦慮: 會長又不能代表我?
V: 談談你之前在台大那場跨校陸生會議的觀察
黃重豪: 那時候他們在台大開會,說要成立陸生總會,我就自己跑進去旁聽。在裡面發現一件事情,就是一直鬼打牆,有人說想要成立一個總會,就會有其他人反駁說這個總會能不能代表個別學校?還有人說,我們幾十個人在這裡開會,能不能代替其他一千多位陸生作決定呢?於是就有人主張個別學校要成立自己的陸聯會、選出自己的會長,當這些會長參與總會時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後大家又開始爭論,這些陸聯會長能不能代表他的學校每一位陸生呢?
這個爭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最後當然是沒有結論,當時我在會場裡就一直偷笑,這件事有那麼嚴重嗎?後來有個陸生私下問我有什麼心得,我就說我發現大陸人對於「被代表」這件事情好像很在意,但是在我認知裡,代表的效力好像沒有那麼強大,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被代表或不被代表,就像某個立委在立法院裡打架,總沒有人會認為他選區裡的人都是好逞兇鬥狠的吧?
會如此擔憂,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對於身份上有一層極深的恐懼,比如有人就質疑,如果陸聯會去跟政府爭取健保還是什麼,但是我不想要有那個東西,那我不就被強迫代表去爭取了嗎?還有人私下跟我說,他的學校其實根本不想成立陸聯會,因為怕如果有人打著陸聯會的名義去衝撞、抗議,就會被解讀成陸生都是來要糖吃的、貪得無厭的。所以代不代表其實是其次,身分焦慮才是這場會議鬼打牆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