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這種具備抵抗主流視角的平台,可以提供我們對以為熟悉的事情另一種更為豐富的視野,這就是為什麼養成看紀錄片的習慣,其實背後有一種潛在的價值──就是與主流媒體形成對抗。
文 / TK
2016年4月9日傍晚,剛在華山藝文廳結束了長達三小時的TIDF選片講座,貌似實驗室團隊與本屆的策展人林木材(林琮昱)與媒體宣傳統籌何思瑩,相約在一個幾坪大的小會議室,聽他們分享這次的籌備過程與心中想對觀眾說的話。
「再見真實」:在臺灣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本次「敬!華語獨立紀錄片」單元的10部片是出版年份2014至2016年這段時間,從180多部紀錄片中,特別選出來與觀眾見面的作品。林木材談到他認為紀錄片導演需要展現出「回應現實」與「關懷現實」的企圖心,這是選片團隊對工作者的期許。他說,期待這個單元可以一直做下去,讓這些沒有出口,甚至在中國官方被視為禁忌的拍攝題材,有管道被世界看到。
放眼全世界,與中國擁有相近文化背景、語言,林木材認為臺灣擁有非常獨到的位置,他也期許 TIDF 持續成為這樣的角色,讓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可以讓這些記憶不只停在保存,而是讓更多世界各地的觀眾見證這群工作者拍下的故事。
想起本屆影展的主題為「再見真實」,放回中國獨立製片的脈絡,實在是富饒意義的雙關語。
林木材認為影展的存在,並不是要去固定化紀錄片的框架與定義;二來,它在對刻板印象提出挑戰,當我們認識所有事件只一概從主流媒體接收訊息,紀錄片這種具備抵抗主流視角的平台,可以提供我們對以為熟悉的事情另一種更為豐富的視野,這就是為什麼養成看紀錄片的習慣,其實背後有一種潛在的價值──就是與主流媒體形成對抗。
民間記憶計畫:守護漸漸失去的記憶
這屆 TIDF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焦點單元「『我』的行動:民間記憶計畫」,它是中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從2010年發起的計畫,在這場至今仍保有行動能量的計畫中,他鼓勵更多年輕的影像工作者,帶著一台攝影機,回到老家,找尋「我是誰」。這群工作者返鄉,首先需要一一跟鄰居介紹自己是誰,是來自哪一家的小孩,重新與村莊的老人建立連結,嘗試守護這群長輩心底深處近乎遺忘或是被磨滅的記憶,用鏡頭記錄當時這群長者的所見所聞,如60年代左右發生的「大饑荒」。
林木材說:「鄰居願意跟我(返鄉的工作者)講的話,跟一位從來沒人見過的學者跑來這座村莊跟同一位鄰居做口述史,我想他們的回答會是不同的」。目前這個計畫已經累積超過40部紀錄片,上千人的口述訪談,甚至已有美國杜克大學建立資料庫作為未來中國研究的歷史參考。
為了這個「『我』的行動:民間記憶計畫」的推行,TIDF 團隊特別提早從三月開始做一連四場前導講座,希望作為五月影展正式開跑以前的暖身。
本屆 TIDF 的媒體宣傳統籌何思瑩驚訝地發現這四場觀眾的出席人數與映後迴響都超越預期。她相信「紀錄片就是幫助我們看見彼此」,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第二場前導講座,看完鄒雪平的《孩子的村子》之後,一位泰雅族觀眾表示這部對於她重新觀看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格外有感觸,因而被啟發,思考做這件事情的價值,這就是觀眾透過作品反思自己是否足夠積極介入現實的最好例證。
她認為「回頭尋溯自己究竟是從哪裡來的,這是超越國族,我們身為觀眾經常會有的共同性」。對於前導講座觀眾的反饋,何思瑩也覺得自己正在見證 TIDF 如何連結不同時空的人。
當我們問道,對於臺灣觀眾想要理解中國紀錄片這件事,會不會因為難以親近中國的歷史脈絡,在理解上已經先形成了某種高度的門檻?林木材認為對觀眾而言,面對中國這個國家他們「抱持的是什麼樣的態度」,其實更是重點。他看法國、德國、日本的作品,就是當成另一個國家的作品來欣賞,既然看那些作品不需要特別補脈絡,為何看中國就格外需要?他相信放下不必要的成見,觀眾或許能在螢幕上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策展人的「敬!華語獨立紀錄片」單元私房片單
林木材:有一群中國人在特別的家中格局無時無刻都跟毛澤東在一起,以前我沒有特別去想過這件事。他們的生活、精神、信仰,每一個層面都受毛澤東的影響。片中,講的是這些人吃飯生活聊天的內容,偶而才會帶到掛在牆上毛澤東的照片。影片看似主題放在生活的瑣事,但仔細思索,你會發現他們受到的規範,關心的事情,完全跟毛澤東連在一起。
這不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嗎?我好奇,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力量,把毛澤東推向了這個位置?這部值得看的地方有二:首先,他非常專屬於「中國」;第二,有很細膩的人類學視角。
林木材:一位來自蒙古的薩滿人,他的傳統職業在現在這個時代到底有沒有屬於他自己的生存空間?片中有一段很諷刺的地方是,他為了將自己的修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因此他需要獅子的鬃毛。但他現在要去哪裡得到?因為這樣,他第一次去到北京,然後跑到動物園。
回想,過去有這樣的傳統,不難想像住在蒙古原本是找得到野生動物,但像他這樣的尷尬身份今天該怎麼辦?我覺得這部紀錄片提出了這個問題。
林木材:這起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人就在事發的現場,後來透過螢幕才發現我也在裡面。它講的就好比是當今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縮影。不只講創作上的困難,而是連放映都不行。一個電影節要舉辦,遇到流氓來圍事,後來起了衝突,工作者決定報警、提告,最後發現打他們的那群流氓其實就是警察。這是荒謬的真實,但也是這群工作者今天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