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蔡涵柔：「只是批判很容易，要做到獨立思考很難。」

「在光華管理學院有非常認真讀書的人，但若說他們是為了拿到好成績而讀書，或許有失偏頗，因為許多人只是延續著高中的讀書習慣與生活模式，與我原本的想像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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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凜

 

 

蔡涵柔從小在臺灣長大、生活，自北一女中畢業後（延伸閱讀：同是北一女中人社班畢業的復旦大學經濟系林孟璇），到北京大學就讀光華管理學院市場行銷系。蔡涵柔受訪時穿著簡約俐落，頸上的飾品恰好與窗邊灑進來的陽光相輝映，她講話的語調十分沈穩有力，舉止間流露出她的獨立自主，以及出外留學所鍛鍊出來的老練。

 

異地求學 從生活中學習尋求幫助

蔡涵柔從小到大在升學上一直很順利，總能在大考時達到超乎平常的水準，申請北大時也因當時申請的臺灣學生較少而成功申請上，她表示，這樣的人生歷程使她從小就很驕傲，不喜歡受別人幫助，但在中國讀書使她開始面臨許多生活上和心靈上的壓力，便需要學習自己去尋求幫助。

 

例如連辦一張電話卡都遇到許多困難，面對看似相同的語言，在細節中體現出的差異，都需要重新適應。在商學院人人搶著實習的風氣和壓力下，她開始學著每個寒暑假都找事情做，她也補充：「在光華管理學院有非常認真讀書的人，但若說他們是為了拿到好成績而讀書，或許有失偏頗，因為許多人只是延續著高中的讀書習慣與生活模式，與我原本的想像有很大的差別。」

 

來到中國的前兩年，蔡涵柔一直對自己有一點自我認同的擔憂，她害怕自己被這個環境改變，擔心自己在成長的同時也可能失去一些自己本來比較好的特質，也因為周圍沒有以前的朋友或是父母，而憂慮沒有人能提醒她。直到現在她也還在摸索與反省待人處事的方法。

 

友誼開啟的視野

三年多下來，她交到了不少不同科系、不同圈子的朋友，與中國同學的友誼對蔡涵柔而言是出國念書最大的收穫。「我的大陸同學們讓我知道自己所知的很少，使我的內心世界變得更大，更想去外面探索。」由於看到大陸每一個地方的人都很不一樣，使得蔡涵柔大開眼界，例如來自溫州的同學告訴她「小學時班上很多同學家裡都在做皮鞋」時就令她驚訝萬分。

 

這也使她開始質疑自己過去知道的東西。例如北一女在高二時曾安排一趟北京參訪，與北京第四中學的同學進行交流，當時學校老師和對口單位都告訴她北京四中是全中國最好的高中，但她來到北京念大學時才知道這個敘述並不精準。除了質疑自己過去知道的東西外，這也使她從過去看事情只單從臺灣的角度來看，轉為現在也會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事情。

 

與中國男同學交往，發現兩岸男女關係差異

蔡涵柔也曾經和一名大陸男同學交往過，當時認識三週就開始交往，但也因為對彼此的認識不深，不到三個月就分手了。

 

她談到，在大陸出遊或吃飯，男生都會被期待要多付錢，和臺灣不論男女花費平分的習慣不一樣，大陸人也普遍認為一定要有房有車才可以娶老婆。「我從小就不會覺得女生應該要如何，或是不應該如何，念了北一女之後這個信念又變得更強烈。我覺得大陸男生其實還滿辛苦的，但大部份的大陸男生又不會覺得他們承受這些負擔是有問題的。」

 

 

看見中國社會道德和人性的兩難

蔡涵柔計畫畢業後留在大陸工作，她認為雖然目前大陸在道德、法律、社會方面有很多很大的問題，但大陸經濟發展的方向很明確，每一年都可以看到大陸的改變。「無論共產黨對或不對，大陸都在變好。相比之下臺灣卻比較迷惘，能夠改變的東西較少，而且要做什麼改變，都要經過一層一層的體制結構。」蔡涵柔指出，以線上支付為例，臺灣的金融產業已經發展多年，不論是相關的法律規定或監管機構都很嚴格，相較之下，大陸沒有那麼多法律或機構管轄線上支付的業務，因此支付寶、微信支付等O2O相關創業發展非常快。

 

除了經濟發展外，蔡涵柔看到很多她在臺灣時難以想像的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例如一胎化政策造成男多女少（註），使得有些窮困的地方開始拐賣婦女；例如老人在地上跌倒時經常沒人敢去攙扶，因為大家都怕被騙錢；又例如一次蔡涵柔和朋友去南京，臨時起意去一個郊區的縣城看油菜花田，她們在公車上看到有人拖著四個輪胎皮上車，把輪胎皮留著就下車了，卻沒有人阻止他，後來又有其他人上車把輪胎皮拿走了，蔡涵柔在大陸看過好幾次這種令她難以理解而奇怪的事情，「連我媽都說我可以出書了。」

 

蔡涵柔也認為大陸人非常忍耐，在嘲諷完很多事情之後也只會抱持著無可奈何的態度。她與大陸同學在討論霧霾等社會問題時，大陸同學經常認為這些是沒辦法解決的，同時大陸的人們也習慣放大個人的善行，媒體會不斷稱讚在北京下雨淹水時幫忙拉人孔蓋的路人，卻沒有討論淹水問題的真正原因是沒有好的下水道建設，也沒有討論解決方案。

 

蔡涵柔跟我聊到，過去一直認為民主是好的，但由於這些經歷，使她開始認為民主對於中國不一定是絕對好的。她舉例：中國現在農民的比例仍然非常高，也許連小學都沒有讀完，讓她懷疑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能力用自己的選票做出正確的判斷，甚至他們可能成為最大的賄選票倉。「城鄉差異之大在臺灣也許沒有那麼嚴重，但在中國確實有天壤之別。共產黨做的事情其實真的很難。民主這件事當然口號喊起來可以很好聽，但是具體執行層面上還有更多的細節應該考慮。」她甚至懷疑在中國這樣地大人多的地方，民主後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亂，對世界不一定是好的。

 

我想蔡涵柔的想法或許會被評為過度民主菁英論，或許會被評為不夠看重民主制度的優點，也或許會被評為與過去一些實證研究「民主與和平呈正相關」的結論不合。然而，她的發言也讓我想起我的兩位大陸朋友，一位是美國名校的社會學博士生，一位則在香港完成新聞學研究所的學位後，在香港彭博商業週刊從事編輯工作一段時間。他們都讀過許多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也對於臺灣和香港政治頗為瞭解，但他們在談論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或是中國適不適合民主化時，永遠是一臉無奈。談到自己的教育程度與社會意識在中國屬於「前百分之一」時，則更加無奈。這使我不禁產生了連結：是否在這種獨裁政權的治理機制高度發達、階級落差很大而階級流動又不易的社會中待久了，便容易對政治有這樣的想法呢？

 

在近年赴陸台生增加的趨勢下，蔡涵柔觀察到，現在北大的學弟妹越來越走向了兩個極端，有些學弟妹會極度為臺灣辯護，甚至為大陸人貼標籤；但也有些學弟妹極度偏向大陸，故意讓自己講話的語調和用詞不像臺灣人。蔡涵柔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對她而言，去大陸讀書帶給她的是站在兩邊想事情的態度，每當有人提出某個論點時，她便會站在對立面思考，而不輕易決定立場，因為自己所知甚少，「不能只要求別人達到自己的期望，而不對自己要求，因為只是批判很容易，要做到獨立思考很難。」

 

註：一胎化政策已在2015年十月，正式結束了30多年的階段性任務，步入歷史。